郑樵将原本属于子部的二级类目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等提升为一级类目，是对图书分类的一个较大改革，体现出他自身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及科技的发展。
宋代在科技方面有极大的成就，出现大量的科技人才与科技著作。我国古代有四大发明领先于世界，其中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三大发明完成于宋代，这几项发明对中国以及世界文明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指南针的发明是宋代天文学发展的一大体现。星数属于天文学，宋代对天文学的发展十分受重视，《宋史·方技传》中有37人入传，其中有十三人擅长天文占卜，占据了不小比例。宋代还制作出了大量的天文仪器，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浑仪。周琮等人在1051年制造出皇祐浑仪、沈括于1074年制作的沈括浑仪，都体现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国外贸易等都极为发达，这些发展都促使当时的人们关注天文学的发展。在天文学得到发展之后，星数也得到便利，发展迅速。天文学得到较大发展之后，相关的书籍也开始刻印。郑樵提出：“天文之学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宫太一同为五行之书。此观之《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他更加强调的是图书分类应当以学术内容为准，以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将“星数”单独作为一级类目既是郑樵学科意识的体现，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代是我国占卜术发展的高峰期，占卜又立身于五行。南宋的周必大曾经提到“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谈命，故其书满天下”[6]502郑樵在《通志·右三命》中记载有禄命书百余种。南宋时期的廖莹中在《五行精纪》中收录的命理著作也有五十多种。形成于唐代中期的“李虚中术”在南宋后期发展成了专主五行，不主纳音的子平术。宋代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玄学、佛学以及道学的理论，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的天理就是指世界的本源，五行是天理的一部分。五行研究自然日见兴盛。除此之外《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共著录158部，1757卷，宋代儒学家的作品居然占56部，605卷，比例甚高，宋代儒学家对易类书籍的研究也推动者五行之学的发展。
宋朝金石书法绘画等艺术均达到高峰期。书法方面有“苏黄米蔡”四大家，金石方面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绘画方面有张择端，可谓名人辈出。宋代的经济十分的繁荣，坊市等商业活动增多，市民阶层生活十分丰富多彩。经济条件的发达促使人们开始重视精神上的满足，宋代的艺术市场开始活跃。宋的代开始文学开始从雅向俗转变，艺术发展也自然较为先进。由于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书法等需求量增大，服务的对象范围扩大，给绘画与书法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雕版印刷技术的精进实现了书籍附有版画的可能，很好的宣传了画作。
关于医方以及类书均单独成为一级类目，也有时代进步的原因。郑樵所生活的两宋时期，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书籍刻印与传播速度加快，给文化教育以及医学事业都带来了积极变化，图书种类也不断的增多，为医方等单独成类提供基础的条件。宋代官方十分重视医学，最初宋朝中央官学所设的六门学科就有医学。神宗朝、高宗朝一直到南宋灭亡，医学一直存在，且得到官方的支持。由于医学受到官方的支持，其地位也得到提升。宋代官员十分热衷于医书的收集与编纂，并且积极传播医学书籍。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提到：“类书者谓总众类，不可分也。若可分之书，当入别类。且如天文有类书，自当列天文类；职官有类书，自当列职官类，岂可以为类书而总入类书类乎？”郑樵之所以将类书列为一级类目，就是因为类书包杂多种学科内容，无法对其进行分类。况且类书包含经史子集各类内容，将其划分为哪一部分都不合适，惟将其单独成类才恰当。医方和类书从子部分离出来成为一级类目，确有其缘由。
目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学术史，《艺文略》的分类也体现出宋代学术发展的特点。总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是对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的革新，也是也是对南宋前的分类法的继承，对后世的目录学以及学科分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