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中的正统观主要体现在纪年和“书法”两方面，核心原则是“无所抑扬”地书写分裂时期各个国家的历史。
其一，纪年与司马光正统观。选用哪个政权的年号纪年，以最大程度的保持纪年连续性为唯一标准。曹魏上承汉，下接晋，用其年号最为方便。南北朝时期以南朝年号纪年，即陈亡隋续，此时隋仅建国八年。若以北朝年号纪年，晋亡魏续（按：司马光在《通鉴》中以东晋为正统，不可能削去其纪年），此时北魏建国已三十五年。五代十国时期采用五代纪年更是顺理成章。“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 。加着重号六字凸显其不得已而为之。杨翼骧先生所言甚为确当：“【《资治通鉴》】只有在统一的时代才算正统，分裂割据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正统。分裂时代以方便的年号纪年，故三国时用曹魏，南北朝时用南朝，五代十国时用五代。”其二，“书法”与司马光的正统观。《通鉴》只有蜀“寇”魏，没有魏“寇”蜀，是否由于贬抑蜀汉，或以魏为“正”呢？不然。前述《资治通鉴释例》实即《通鉴》的“书法”原则。其中有“用天子例、书列国例、书帝王未即位及受禅例、书称号例、书官名例”等，其中并不包含如何使用“讨”、“伐”、“寇”等字眼，即《通鉴》中的这些字并不代表任何感情或政治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通鉴》三国部分的记载源于《三国志》。司马光在其“寇魏”处未加改书，未称“寇”处“为了统一全书文字风格，沿用‘入寇’来记叙”。“陈寿《魏志》里没有写‘入寇’，而司马光《通鉴》反写了‘入寇’字眼”，原因就在于此。
曹魏君主称“帝”，吴、蜀称“主”，同样与“正统”无关。《通鉴》以魏年号纪年，“帝魏”顺理成章。曹魏国力远过吴、蜀，“天下十州，魏居其八”，本不相荦。因此，《通鉴》没有采用南北朝时均称为“帝”的“书法”，而是以魏为“帝”，吴、蜀为“主”。但是，如前所述，大一统王朝“用天子例”，其余政权“书列国例”。后者明确包含“三国”和“南北”，他们与“五代与诸国”并为“列国”，等量齐观。唯一的例外是，由于《通鉴》以西晋为正，东晋也成为正统。东晋君主书“崩”，王公称“薨”，符合司马光凡例所言。这就证明了称“帝”称“主”不是关键，书“崩”书“殂”才是正统的表征。三国、南北朝、五代君主和十国称帝者一律书“殂”，即是平等视之，均不为“正”。萧常《续后汉书》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满于《三国志》以魏为正，著《续后汉书》，蜀汉书“崩”，曹魏称“死”，表示尊蜀“正统”。一“崩”，一“死”，“正”与不“正”显而易见；全部书“殂”，一视同仁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