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质文化个体与差异性
‘他者’是在哲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存在，也是文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核心词汇之一。比较文化学者曹顺庆曾指出，作为制作或者描述结果的想想，往往与他者的客观情况有差距。也就是说纪录片中的意义或形象构建具备极大的主观性。他者的形象不再被看作他者文化的必然产物，而是作为注视者的‘集体想象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后，强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解体，继而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至今不及30年的时间内，比苏联提前十年展开改革的中国，在不足四十年的时间内被命名为‘超级中国’，是基于制作者视角下对中国的宏观认知。制作者以‘他者’的角度对中国形象进行的挖掘和阐释，是基于自身文化背景的认知呈现，也是对中国现状的一种探索。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制作方的‘不见’与‘洞见’，也决定了制作方对中国的选择，切割以及解释的方式。对‘中国’这一他者的差异性解读也由此产生。制作者对中国的差异性解读也进一步影响了文化交流中，异质文化的个体对中国这一‘他者’的差异性图式构建。
（二）被建构的‘他者’图式
在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领域中，学者们多将关注的主题集中于非理性、东方、女性、少数民族裔等边缘的，卑微的，被排除与主流之外的‘他者’问题。通过这一特征可见，‘他者’是属于从属地位的，被动的，被主体所观看的，属于话语权力的另一端的。被‘外貌至上主义’思想所束缚的韩国人对赴韩的中国籍朝鲜族，以及留学生群体都带有‘衣着朴素’、‘身上散发味道’等偏见，甚至成为厌恶的对象。与此同时，受‘嫌中’情绪受‘黄祸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长期以来都没有摆脱西方媒体下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顾客‘购买力’的提升，中国重新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在纪录片中出现的‘仅2014年一年中，在韩国消费的金额就达到14兆2000亿韩元’也是制作者对中国认知转变的真实体现。因此，对于‘中国’的图式构建也就预设了一个将谈论主体置于‘优越地位’的前提。而‘他者’处于被动地位与从属地位，也就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种‘定型化’认知。在这个关系中，纪录片中中国的相关图式是被制作主体所建构的。
（三）图式建构者的目的与诉求等
近年来，全球形势发生着改变。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角色转变使中国的图式在不断被修正，完善。基于探索中国经济的探索，纪录片以巨大人口为基础的消费实力，企业增长，资金，资源等其它方面围绕中国经济框架进行图式构建。与此同时，也在该纪录片中多次表现出对中国实力不断强大的过程中所伴随的担忧。最后两集加上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和象征最高‘审级’共产党进行补充说明。在纪录片中语言，图像等符号被安排和组织与代表或表征这些概念的语言中，继而在事物，概念，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意义。
在对中国图式的构建过程中，对中国的认知基于制作者在选择，表达，建构和塑造过程中的主动行为，因此在对中国图式的构建与展现中，中国的形象本身因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视角具有多样性或复杂性，也就是差异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中国图式的构建也就基于文化视角的差异，构建出有差异性的图式，不仅是制作者对于与‘中国’这一‘他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也体现出对中韩关系的焦虑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