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中西方学术界都关心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是因现代化的背景、历程、和价值观而使双方的关注点在技术或者价值方面存在差异。
（一）西方以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局限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现代化研究主要关注现代化的技术动力及其变迁过程问题。早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以科技革命为动力、以工业化为目标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随后兴起的后现代化理论以电子、核能、新能源等新科技成就引起的社会变革为基础，在坚持技术中心之外，强调科技人员在技术革新中的地位，强调管理人员在组织模式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把人纳入了现代化研究的论域。这两种形态的现代化理论都鲜明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显性动力和阶段特征，形成并固化为以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工具理性价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频繁出现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政党攻讦等社会问题，说明技术现代化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日渐式微。人类社会在现代化实践中必须关注人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问，通过主体和客体的互化过程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构建起以“合目的性”为价值指向的意义世界，从而使价值理性逐渐成为现代化的主导价值观。
不管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关注点和价值观如何变化，它们始终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鼓吹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上“西化”的现代化道路，这并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阶段性问题及其对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自然演进，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是单个、递次出现的，政府解决问题的压力比较单一。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后发外生压力下由政府主导的，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亨廷顿认为，欧美的现代化“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可能同时面临“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多个问题。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和价值，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人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导向作用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从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来阐释现代化，确立了人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自然发展是受生产方式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是自然发展的动力。在商品经济和科技革命的驱动下，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摧毁了自然经济对人的生存能力的局限，构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能力结构，确立了人在现代化中的实践主体地位。社会发展是受人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社会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其理论逻辑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从而逐渐消解了人与人关系中对物的依赖性，推动了人的独立性的发展，构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确立了人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主体地位。自然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是自然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因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既揭示了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性，也揭示了人的现代化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现代化就是从人性的理想化、人性的异化到人性的复归这一历史过程，人的本质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资本主义时代，物的现代化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因而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矫正人性的异化，是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困境，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技术现代化使生产组织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使物质交换方式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使生产劳动性质从自主劳动演变为雇佣劳动，从而使私有者成为社会劳动的支配力量，引起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行为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因此，矫正人性的异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经过以人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使人在公有制下实现自由自觉的社会劳动，异化的人性才能得到解放，理想的人性才能得以复归。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必然的环节。”从人性异化到人性复归这一过程就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社会主义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必经阶段。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过程。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解剖和批判中，从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等方面阐述了人的现代化理论，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尤其是研究新时代的老龄化和现代化问题提供了方法借鉴和理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