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978年以前，其特征是以技术为动力的现代化。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多次现代化机遇。但是，无论是外部的资本主义商品输入、资本输入，还是内部的农民阶级的抗争、地主阶级的自救、资产阶级的奋斗，都未能推动中国通过发展工业而实现现代化。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现代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及“四个现代化”等明确目标，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非理性化、国家管理的非科学化导致中国再一次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
第二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1世纪中叶，其特征是以人为目的的现代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化的新征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现代化制定了新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现代化注入了新动力，而“三个有利于”则为现代化明确了新价值。虽然技术仍然是现代化的动力，并被提升到了“第一生产力”的新高度，但这一理念是植根于人民利益的，强调技术动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以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而人民利益的实现过程就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人的现代化具有同步性。
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依赖于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化，这是基于国力贫弱而做出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以工业化为动力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变革，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贯穿在改革开放的理念、政策和实践之中的，从而为技术现代化赋予了灵魂和方向。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6]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我们以人的现代化为灵魂和方向，以技术现代化为基础和动力，才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人的现代化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人的价值的确立和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去理解人的价值的，人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既创造出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又从社会中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所以，人的价值包括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并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准备了主观和客观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培育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具有自觉意识，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是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主观条件。这种自我意识又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一是自主意识，即人认识到自己是客观世界的主人，但又重视实践活动中彼此之间的依赖性和信任感。自主意识说明现代人实现了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这是现代人的价值的确立问题。二是自强意识，即具有对生产关系和实践活动发展变化的感知和适应能力，在现实中表现为乐于接受改革和变化、强烈的个人效能感、敢于挑战传统等。自强意识说明现代人富有时代感、成就感和效能感，这是现代人的价值的实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培养了人们的市场主体、责任主体、契约精神等自主意识，又培养了人们直面竞争、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等自强意识，为人的价值实现准备了主观条件。
其二是创设了人的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马克思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考察人的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中，因为劳动的异化而使人的价值只能表现为“奴隶般的工具”，使工人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成反比关系。但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实践中，也不断再生产出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与世界塑造了新的价值关系，表现为个人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责任意识的培育和固化。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领域，推动了人的发展。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推动技术工艺的进步和创新，推动现代制度和管理理念的形成和完善，实现了现代人与现代经济、现代制度的完美结合。可以说，今天经过市场经济熏陶的中国人，已经实现了从心理、态度、行为和思想上向现代化的转变，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被动性人格向现代的自主性人格的调适，已经植入了开放、灵活、独立自主的个人品性，已经具备了赋予现代经济和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正因为现代化尊重并实现了人的价值，才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赋予了价值理性和时代精神，支撑起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庞大躯体和迅捷步履。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