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政府仍然延续了日本殖民时期的“族”的分类体系。民国三十六年（1947）台湾省政府民政厅通报将原住民改称山地同胞与平地山胞，民国四十三年（1954年），台湾省政府公布山地同胞的范围，民国四十五年（1956年）则公布“台湾省平地山胞认定标准”；民国四十三年同时公布各族名称，共分为九族。此时宜兰平原的平埔族持续地处于汉化进程中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其原住民身份，被视为汉人；花莲的加礼宛人则被认定为平地山胞，保留了原住民身份，他们跟来自不同地方的阿美族人通婚、互动频繁，认同在主流汉人与邻近阿美族人间摆荡，呈现多元、易变而又流动的特质。起源于西方的民族概念及民族主义的信条，在殖民体系崩溃后却成为普世的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勃兴。“任何一种政治尝试都以民族作为目标，也让任何一种人类价值都以民族认同作为衡量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自由化刺激了依赖亲属、种族、语言、地域、宗教及传统文化维系之既有群体的认同意识的出现及强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潮流下，平埔族群运动出现，没有法定身份的平埔后裔在日本殖民政府及台湾政府建构的分类论述之外，也成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积极寻求“我是谁”的主体建构。同时这一时期史学界也经历了在宏大叙事之外开始关注地方及边缘群体的转变。史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方兴未艾的平埔族群运动互构，学界对原住民历史的想象、建构，创造了族群内在的根基性的情感联系。1987年，住在花莲县丰滨乡新社村的加礼宛人偕万来，因为日本学者土田兹和清水纯的造访，得知自己原来是“噶玛兰族”，再加上他的父亲在世前也曾告诉他，凡是姓偕的，都为噶玛兰族亲，于是他为了获得更多噶玛兰族的资料，去了当时的宜兰县立文化中心，请求协寻族亲，开始了宜兰、花莲、台东的寻亲之旅，辛苦地找到了计有三百余人，而这样的寻亲活动也激发了噶玛兰族群的集体意识。同年11月，新社村受当时省立博物馆的邀请，到今台北228纪念公园参加丰滨乡石棺展的开幕典礼活动，他们表演的噶玛兰传统歌曲及舞蹈表演获得相当大的反响，并引起人们的关注。1991年，宜兰县政府举办了“开兰195”庆祝活动，规划了相关的噶玛兰系列活动，更进一步凝聚散居各地的噶玛兰人的共识。之后加礼宛人在偕万来先生的带动下开始申请噶玛兰族“复名”运动。2002年12月25日噶玛兰族正式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十一族。不过获得身份认同的主要是保留了原住民身份即平地山胞身份的加礼宛人，而居于宜兰的原住民后裔则因为登记为汉人而没有得到认定。
最早萌生族群意识的并非之前历史书写中呈现的噶玛兰人，而是迁徙至花莲新社自称并他称为加礼宛人的群体，他们因为保留了“噶玛兰族”语言而吸引了历史学、人类学及语言学学者，同时在与这些学者的接触过程中习得了关于“噶玛兰族”的知识，此后在参加各种政府活动时通过语言、祭仪、歌舞等文化表征彰显噶玛兰族的族群性，另一方面选择、再诠释关于过去的历史书写而与过去连接，从而塑造、改变、确立噶玛兰族自我认同，对内团结包括宜兰地区的原住民后裔，对外则证明噶玛兰族存在的真实性及合法性。
这一时期学界涌现出许多关于噶玛兰人的研究成果，例如阮昌锐、清水纯、康培德、詹素娟、李信成、潘继道以及陈志荣、刘璧榛等人的噶玛兰历史及文化研究，这些研究成为了噶玛兰族建构族群历史的重要资料，他们通过古今历史书写材料的拣选、逻辑组合建构起了拥有共同的祖先来源、时空连续的迁徙历史、被迫害集体记忆以及独特族群文化的噶玛兰族形象。
1、共同的祖先来源
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调查原住民神话、传说、历史及氏族系谱调查时，在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及东部，从阿美、噶玛兰、马赛等族群的村落长老身上，采集到了的Sunasai的传说故事。詹素娟将这些传说比较之后将其归纳为：“昔日有一群人，因为家乡生存不易，所以离开南方岛屿——有的会说这个岛屿的名字就叫Sanasai——的故地，往北迁徙。在移动过程中，人们先到一个名叫Sanasai的小岛落脚，再以这里为根据地，分别往台湾东海岸的某处登陆。之后，或者就此定居，或者继续沿海岸，往更北方移动，寻找可以长久居停下来的地方。”这个传说表明在台湾东部与北部海岸，起码有一支民族，是由东海岸以南的海洋迁入，先在台湾一个叫做Sanasai的中继站停留，然后迁往北边。虽然詹素娟曾考证清代哆啰美远、猴猴二社的异质性，历史书写也表明原住民的神话并非全都来自Sunasai，这些都暗示了噶玛兰平原上不同时期人群来源的多样性，但当代噶玛兰族建构过程中将其历史追溯到了 Sunasai，建构了噶玛兰人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而最高共同祖先，“通常都代表了一个理想化的、超然的团结点。”
2、时空接续的噶玛兰——加礼宛迁徙历史
学者们通过对文献、考古、田野调查资料进行比对，从大量碎片化的资料中分析事件的真相，并以此进行一种与事物的自然次序相吻合的叙述，指出距今400—2000年前在平地出现的旧社文化系统应该就是噶玛兰人的文化遗留。根据清代姚莹的《东槎纪略》，早期的噶玛兰有西势二十社，东势十六社。1796年至1810年（嘉庆年间），吴沙成功入垦宜兰，短短几年来开垦地带已接近噶玛兰族的部落。1812年，清朝在噶玛兰设厅，归台湾府管辖。在汉人的强势影响下，宜兰的土地生态、人口空间发生改变，噶玛兰人的传统渔猎、采集生活方式乃至传统社会崩解。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地向外迁徙开拓新的族群空间。从道光二十年代（1840-50）开始，溪北的武暖、辛仔罕等社部分社众，迁往头城的番仔澳、大溪、梗枋、白石脚；溪南的加礼宛、打那美等，则迁往苏澳南方澳、花莲平原。之后在花莲平原、东海岸一带，文献中则出现了有一群被称为加礼宛的人群。他们就是道光年间，由宜兰南下迁徙的噶玛兰人后裔。因为其中加礼宛社的人数较多而被统称为加礼宛人。由于其人口和经济的优势，加礼宛逐渐成为了花莲平原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清朝“开山抚番”过程中，加礼宛人反抗清军导致了“加礼宛事件”，噶玛兰人从原居住地加礼宛地区集体或零散迁徙出去，当时的中路军统帅吴光亮强迫他们迁徙到现今花东海岸地区，散居在现今花莲光复乡、丰滨乡以及台东长滨乡、成功镇一带，而留在原加礼宛地区的人口减至三分之一，之后汉化或阿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