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矛盾分析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onflict Analysis of Nowadays Chinese values

摘要：在当代中国思想价值观念构建的传承与创新中，有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价值观传统性的特征及其与现代社会间的矛盾，旨在从文化思想领域管中窥豹般透视当代中国价值观问题。并从中找出传统对现在的影响与侵袭的特点和本质，指出包容与扬弃是价值观构建的基本条件，以期初步整理价值观构建背后的文化矛盾关系。

关键词：价值观  矛盾 传统性

一、价值观念传统性特征分析

价值观念根植于民族文化固有的概念体系，智慧的火花在历史的进程中源源不绝地在思维中迸发，先哲们反复地进行思维地碰撞与启迪，最终对“道”的解悟带来精神的超越。中国价值观念脱不掉传统哲学智慧的传承发扬，其间孕育了鲜明特征：

（一）封闭地理条件下的自给自足与安于现状带来“中庸”居间的价值观念把握

中华民族生长于黄河流域，东临大西洋，西有高山戈壁及青藏高原，南对印度洋，北倚大漠与森林，一定程度上与其他文明中心距离较远。这种封闭状的地理空间结构，导致了华夏古代文明大陆化的封闭特点---平原广阔，土质肥沃，河流众多，人口密集，惯于自给自足，却不利于开放商品交换。于是在中国古代尽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一方面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同时又使农民愈加依赖家庭经济；这缩短了生产与消费的距离，同时也熄灭了生产与交换的动力。

尽管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中，中华民族政治地理概念经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演变，在不断更替或扩大着，但是在封闭的地理状况与生产经营特点对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安于既定的一切，满足于存在的合理性，只知其“然”，不去问“所以然”，习惯于世间万物的悠久、稳定，乐于守常、坚信永恒，最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好常恶变，因循守旧。

于是在行为判断与价值把握的标准上，形成“中庸”之道。认为道德的善，行为的“优”在于两种互相对立的行动和品质的“中庸”，“不偏不倚”。《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作为“四书”之一，积极宣传中庸之道，影响很大。不主张积极的变革，不要求割裂的蜕化，中国价值观念分寸把握上的中庸性质，对中华民族心理定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end##

（二）家国一体政治历史条件下的“公”“私”混同导致了人治主义的价值观念监管

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历史的经济基础，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其捆绑的上层建筑。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一贯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发展得十分完善和巩固。与分封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道路相伴，中国哲学在封建社会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但是这种哲学的发展一直在封建君主国家的家族统治之下，改朝换代的同时也是改换门庭。纵然是农民起义也离不开姓氏和家族，究竟是天下为“公”抑或是天下为“家”，相互缠绕难于区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价值观念监管难脱窠臼。

中华民族跨入文明的门槛后，血缘纽带未曾崩解，宗法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在宗法社会，血统联盟构成生活制度的基础，而血统联盟得以运转，不是依靠法治，而是遵循以血亲意识为主体的礼俗习惯，在宗法社会礼制的力量始终被认为比什么都有效。礼治主义强调人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所以直接通向长老统治。宗法伦理突出长者的道德优势，结果使得血缘上的先进性变成了法权上的优先性。而长老统治即人治，宗法社会是人治产生的根源，也是人治生存的土壤。在国家范围内，君主具有绝对的权力，在家族范围内，家族长拥有绝对的权力。纵然百家争鸣中法家占有一席之地，但总归难抵儒家思想的多年洗礼。

（三）文化渗透下的人伦本位与“义”高于“利”带来德性至上的价值观念应用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出发点认为人类有高于一般动物的崇高价值。孔子云：“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易传》以天地人并立为“三才”，且以人为本位。

人比万物贵，人与天地并，是中国哲学价值论最根本的观点，这支配着中国人一直以现实的理性态度对待社会人生问题，不耽于抽象的思辩，不溺于神秘的信仰。故而宗教价值意识淡薄，同时也形成了相信人的道德和力量能创造奇迹的民族传统，如“愚公移山”等各种传说。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义与利的价值地位问题，虽有一定争论，但儒家义重于利的观念基本上占统治地位。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朱熹也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四书章句集注》）。从孔子到朱熹，尽管他们并非绝对排斥利，但在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上，有明显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

于是，人被视为一种道德的存在，有无“道义”被视为人与非人的临界点，而德性和私欲是对立的，民族文化传统强调义大于利，主张寡欲，反对奢侈，主张修身养性，培养一种品德情操。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探讨行为的规范而不是对于自然的知解，重视的是善的问题而不是真的问题，是人伦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哲学格外发达，道德论压倒知识论，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之学即德性之学。

二、价值观念传统性的因袭影响

传统的价值观曾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然而，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种种冲击与激变，价值观念也在逐渐嬗变，现代的价值观念已经全然不同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认知了。但价值观念是具有惰性（或稳定性）的，它一旦形成，就在思想意识中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它无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迅速变革。

一方面，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演化中，传统价值观念积淀了丰厚深厚的文化遗产，逐步形成确立起一种体系完整、导向明确、规范细致的价值评价标准体系，体现了独具风格的东方精神。这种价值评价标准体系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及其社会稳定，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历史遗产，即使在当代社会，传统价值观中所包含的某些思想和观念，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如《周易大传》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广泛流传而又具有推动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的精湛思想，还有如“仁爱礼让”、“诚实守信”的道德风貌，“安贫乐道”的行为方式，“义大于利”、“舍生取义”的大丈夫人格，“民贵君轻”、“得其民而得天下”的民本观念等等，无不塑造着我们民族的灵魂和特质。

另一方面，它又束缚商品经济的生长发育，扼杀人的个性自由，阻碍社会向近代和现代转型。不管是西欧还是美国，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的价值观：重视个体作用和利益，重视科学知识，重视民主和个性自由，强调竞争、进取和创新的价值等等。在社会的近代转型和现代转型中，这些价值观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反，由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重群体而轻个体、扼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精神，剥夺人的权力和权利，反对竞争，因此中国社会到了近代以后越来越僵化和停滞，无法形成促进向近代和现代社会转型的系统“合力”。

于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革命的改造，批判和否定了封建伦理中的不平等规定。这种新型价值观念的强制建立未曾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梳理，及至后来，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对传统价值观念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全面否定了传统伦理，对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也一概拒斥，致使传统价值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断裂。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在这种新型价值观念中开始注入了许多错误成分，因而将这种新型价值观念极端化、极左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极端化、极左化的登峰造极。

三、价值观念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

价值观念的变革通常是：开始，社会价值观念出现紊乱和多元化现象，原来的社会主导价值观逐渐失落，使许多人茫然无所适从，发生种种困惑；继而，维护旧秩序的价值观念和代表历史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发生激烈冲突，旧的价值观念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和深刻的危机，而新的价值观念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后，经过实践的检验和理性的论证，人们选择和接受新的价值观念。但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是在继承旧的价值观念的优秀传统基础之上，经过“扬弃”，合理地吸收当代积极价值观念后形成的，从而完成价值观念的新旧更替。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利益结构重组的过程，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避免：从权威控制为特征的权利过分集中的体制向建立在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型转变；从浓重的私人感情和身份地位制约社会公务关系的人治社会，向由法律来调适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转变；从传统的、落后的单一文化向现代的、先进的多元文化转变等等。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更在于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向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提出了崭新的、不同以往的要求。那么，在价值观念的塑造与构建中，传统与现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矛盾冲突：

（一）道义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冲突。

我国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是以义为本的价值观，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观念形态中，也概莫如此。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价值取向中的片面性和极端性也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机制，以个体为本位的经济体制。物质财富不断增长，消费需求日益高涨，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这就引发了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分裂。

（二）安于现状与追求自由发展的冲突。

自由是人的本性、本质或存在状态，被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特殊价值和美好事物，这一点自近代以来越来越为人类所认同。首先，自由是人类的一种需要。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由，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汤因比说:“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人也便不能生存一样。”其次，自由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自我实现是实现自我的创造潜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自我实现的程度取决于个性发挥的程度，个性发挥的越充分，其创造潜能越得到实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就越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每个人的潜能发挥的越充分，自我实现的程度越高，他为社会提供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就越多，社会也就越繁荣，越进步。因而，自由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因素，但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正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严格限制人的欲望，压抑人的正当需求，这一定程度表现出在我国过去传统的价值观中，自由被认为是秩序的腐蚀剂，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自由是“随心所欲” “目无法纪”的代名词，这一点成为价值观念现代化的障碍。

（三）家族宗法制与平等法制观念的冲突

平等也是人类自古以来向往和追求的美好理想。所谓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古代的平等观念一般是朴素观念，是低层的，受压迫的平民要求的平等的反映，侧重于结果平等，而现代的平等观更侧重于机会平等，注重起点平等。我国自古以来都盛行平均观念，却没有生长出现代意义的平等观念。

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孟子的民本学说最有代表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据此断言中国古代就有民主思想，其实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有很大的距离。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号召“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从此，科学与民主的观念才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

市场经济价值观和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以强大的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进行着双重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有可能同时被消解掉，譬如:现代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务实趋利观念，对中国儒家“重义轻利”观念有巨大的消解作用，消解的结果有可能是“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除腐观念被彻底否定，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合理观念也一同被抛弃。再如，现代的个体本位观念，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有很大的消解力量。消解的结果可能是：忽视个体、抹杀个性的封建禁锢被打破了，而集体主义、团结合作的进步风尚也被践踏。因此，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有可能始终面临价值观念冲突、选择和确立的重重困难。

四、主导性与宽容性相统一“古为今用”整合当代中国主导价值观念

现代价值观念不可能凭空出现，它是从传统价值观念中脱胎、蜕变而来的。这就决定了必须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辩证扬弃，才能创造性地建构现代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念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作为历史的累积，势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并存，既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又有其明显的保守性。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冲突，旧价值观念和规范中的不合时宜的一些成份因受到普遍怀疑而失去了权威性，遭到了遗弃，而新的观念和规范尚处于初步探索孕育之中，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

现时价值观念领域的一些混乱和冲突是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也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良好的历史契机。价值观念冲突将反过来刺激和促进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冲突是新的合理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必然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漫长的，同时也是意义深远的。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价值观过程中，在对待价值观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问题上，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照搬照抄，务必吸取其中积极合理的价值观念，补充反映新时代特征和精神的价值观念内容，才能建构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主导性与宽容性相统一是价值观构建的基本规律和首要原则。加强价值观建设一定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时允许各种合理的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并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总体上保持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协调和合作，保证整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历史是一个发展着的可能世界，没有新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没有新的问题及对问题的不断克服，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演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代价值观念领域的深刻擅变及影响，又一次给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展望未来：一种新的生活范型正悄然来临。然而，新价值观念的建设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中思考、归纳、总结:在实践中重新加以检验与变革，这是新价值观念形成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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