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道家音乐的理论基础
引言:
本文通过对道家文化早期音乐理论的探寻,着重介绍三国魏晋时期阮籍的《乐论》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旨在对道家音乐的基础理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正文:
最近出现不少研究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文章,对纳西古乐的研究尤为火热,一般认为 “流传在丽江纳西族中的洞经古乐,是中原地区早已失传的道教音乐”【1】。我们知道狭义的道教音乐是道教进行斋醮仪式时,为神仙祝诞,祈求上天赐福,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诸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即法事音乐、道场音乐【2】。广义的道教音乐还包含非宗教仪式中所用的以道教思想、经典、神仙故事等为内容的道曲(指声乐)和道乐(指器乐)【3】,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道教音乐理论如《灵宝领教济度金书》【4】,《道门通教必用集》【5】等。这类音乐流传的范围非常广,既有道门道士,又有民间艺人和古代音乐家等等。而道家的出现比道教还要早许多。道家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由春秋时期的老子确立学说,其所著的《道德经》被道家和道教都奉为经典。早期道家思想由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进行传承和丰富,三国魏晋时期的道家思想发展尤其迅速。道家音乐遵循“自然无为”,讲求音乐贴近自然。因为道家和道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虽不讨论道教的音乐思想,但我们要记住:道家的思想对道教的音乐,乃至对中国古代的音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旨在对道家音乐的基础理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探寻一下道家音乐的“道”。
《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6】其中的“大音希声”应理解为“最美的音乐是无声之乐”,就是道家所推祟的“道”的音乐,它符合道的特征,无形无声,听不见,闻不到,却是一切有声之乐之源,是音乐的最高境界【7】。《道德经》以“大音”来排斥与其相对的“五音”,以无声之乐来排斥有声之乐,以达到取消一切有声之乐的目的。“大音希声”命题的提出对探求音乐之玄妙意境自有其重要作用,它所蕴含的追求自然、无为的思想也有助于音乐的自由发展。
道家音乐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吸纳了多种音乐素材,最终形成了形式完备、内涵丰富、中华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音乐【8】。以《道德经》“淡兮其无味”【9】的思想为指引,奠定道家音乐理论基础的当推三国魏晋时期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阮籍的《乐论》。
阮籍、嵇康是三国时代魏“竹林七贤”中的两大玄学名士,同属七贤,对音乐的见解不尽相同,然而又共同对道教音乐理论起着巨大的作用。介绍二人的音乐理论之前,有必要简单说说他们所处的环境:社会饱受战争的摧残;文学上建安七子正统文风的阴影;政治恐怖下的苦闷,尤其是自汉武帝以来所盛行的儒教制度消失殆尽等等;因此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10】,傲啸山林,终日绿竹烈酒为伴。嵇康、阮籍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11】。这在两人的文学作品中多次体现,此处不再多议。
阮籍在《乐论》中首先继承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移风易俗,莫善於乐”【12】。与《乐论》后面提出的“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乐之道,与政通的观点不谋而合。至此看出,阮籍的整篇文章思想的出发点依然是出自儒家思想,藉由乐的形式达到调和、移风易俗的目的。并且在《乐论》中论及“雅乐”和“淫声”,“雅乐”是先王之乐,而“淫声”则是使人堕落的靡靡之音,最终音乐的受体一定会被先王之乐“雅乐”所教化。从而体现音乐的教化和引导大众功能。这些无不和儒家观点相同。
阮籍转而提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这是吸取了道家思想“天人合一”、“恬淡虚无”的观点。指出音乐能使“阴阳和”、“万物美”,“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抵上”,音乐能达到“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的功效。这在理论上将音乐无限拔高,其音乐理论将音乐、天、地、人联系起来。相比儒家音乐理论上过度强调音乐和人内在感情的关系、至多把音乐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乐论》中提出:“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荣,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其主要意思是指:音乐须遵循“自然之道”,即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向简单、平淡的方向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然而随性,这就是音乐的精髓!这反映了阮籍道家音乐理论与道家主张“独任清虚,可以为治”【13】思想上的密切关系。
然而通观阮籍《乐论》,其音乐理论仍旧以儒家思想为本:“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但也有其新的主张:引入道家思想:“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阮籍试图将儒教和道家的 “乐”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以儒家的“乐”解释道家的“乐”;又以道家的“乐”充实儒家的“乐礼”,达到儒道之“乐”融汇的目的。这和阮籍成长的历程有关系,更与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有密切联系。这也是魏晋清谈之风、玄学意图的萌芽。由于阮籍的《乐论》已经具备鲜明的道家思想特点,故而对后世的道家和道教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阮籍尚是从儒家思想至道家思想过度,那么领袖竹林七贤的嵇康,在其著述《声无哀乐论》中,表达的就是彻头彻尾的道家言论。嵇康此人,《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有评论:“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不仅有音乐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见解。本身谈得一手好古琴,尤善《广陵散》。音乐史上有“嵇琴阮啸”【14】的说法。嵇康对那些传世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深恶痛绝。他追求大道至理:摆脱束缚,解放人性,还于自然,畅享悠闲。鲁迅说他“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15】,嵇康可谓是在实践中成就身心合一,并将自己的践行理论精炼到《声无哀乐论》中。
《声无哀乐论》旨在探寻音乐的“自然之理”,这个“理”以“自然”为核心概念,论述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审美感受、音乐的功用等一系列问题,在思想上自成体系,当谓道家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与时代更早的儒家重要音乐美学论述《乐记》齐名。主要内容表述:音乐不包含情感!既不表达作者的情感,也不使音乐的受体产生情感,更和儒教的礼乐无关。音乐的受体在感知音乐所产生的哀乐之情来自受体的本身,而不是音乐;音乐起到的只是诱发的作用。“声无哀乐”、“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是其主旨。把音乐从儒家礼教观解放出来,彰显独立的地位,成为修身养性之道,成为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理想独立的途径和方法,旗帜鲜明的反对儒学思想精神和意义。在这点上,阮籍和嵇康有着明显的不同。
《声无哀乐论》不仅对“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提出反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於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提出自己的见解:“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於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後发,则无系於声音”,这就将音乐和意识形态完全的分开来:音乐有好坏之分,却和心情好坏无关;喜悦和哀伤是情感的表达流露,也和音乐是表达喜悦还是哀伤无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6】,这是嵇康的主要论点之一。他将音乐上升到“道”的境界,“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在这里,嵇康提出了道家音乐审美的观点,那就是“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不是因为有了伯乐才会有千里马,评论音乐的好坏不可简单的用自身的爱憎去感受,音乐就如“道”的存在,始终如一的存在,不同的感受是因为受众自身情感的波折,因而出现对音乐的不同意识理解。
嵇康好老庄,他从《道德经》和《庄子》中接受理之自然,领悟本性之自然。《声无哀乐论》提出了“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天地间万物皆有其理,作为其间的人的生命存在也有其理。“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17】,“至理诚微,善溺于世”【18】:精妙的至理往往难于辨别,无法被六识【19】所感知,六识之外,至理往往会被意识所蒙蔽,被物质所淹埋,在音乐理论上,就会产生如儒家音乐理论中的如“声有哀乐”一样的理论。
嵇康提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音乐是面向内在世界,通过内在世界折射外在世界的艺术。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感情,是一种极度微妙和深刻,难于用文字语言表达的形式,“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哀乐之情必形於声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中的“声”指的是耳识能识别的响声,而不是实际意义的音乐。因为音乐饱含了内心情感,已经不是简单的自然之声了。以此为基础,嵇康提出的“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礼乐思想。音乐要引起欣赏者情感的变化,先要引起相应于音响变化的“躁静”,这是生理的机能;然后因生理的“躁静”所产生的和谐感,才能引起受众的美感与主体的情感体验产生共鸣,这是心理上的变化。嵇康首先将音乐和人的情感从本源上分隔开了,虽然现在看来有些偏颇,但在当时礼乐统治的时代,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
《道德经》的“大音希声”是从道的层面来把握乐,“大音”就是大道之音,“希声”这是无声之音,“听之不闻名曰希”【20】,具有道的自然生成的和谐。《庄子》中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21】,《庄子》肯定性的提出“无声”之“和”可以“听乎”“独见”“独闻”。嵇康所提出的“无声之乐”、“自然之和”,并非简单的将老庄理论做的简单传承。
音乐与人的情感的相互剥离只是嵇康的初步探索,他继续追寻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音乐本身包含两个根本方面,即“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 以及“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和”是道家追求的境界,也是音乐的根本性之一,这也是是嵇康的审美观念,宇宙天地的本性是和谐,万物存在与消亡也是一种和谐。“和”是形而上之理,普遍存在于世间万物、宇宙天地、社会生活、人的生命以及艺术形态之中,在音乐上称作“和声”、“自然之和”。“儒”“道”思想均是以和为乐的本性,不同的是儒家对音乐之“和”赋以礼教的拔高,目的是为了最终达到政治伦理的和谐。而嵇康提出的道家“自然之和”完全是音乐形式自身的本性,和情感、伦理毫无关联,更和政治统治等无关,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人生从物质到精神的自由境界。
自“音声无常”再到“和”之“总发众情”,嵇康的目的在于解释以下论调:不包含情感于自身的音乐是如何让人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这是作为“自然之理”的“声无哀乐论”的关键点。在这点上,嵇康借鉴了三国时期著名道家思想的大成者王弼【22】的理论,引入了“无象”【23】这个概念。这个“象”仅仅是指由六识产生的想象、联想等的产物。“和声无象”就是要剔除个人感性的东西,还原音乐本身的美感,并由此让音乐成为自觉的艺术形态。这是嵇康对儒家礼乐的再次颠覆。
《声无哀乐论》的根本在于:音乐“感荡心志,发泄幽情,”【24】通过对音乐的审美唤醒受众的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参照自身的德行、才干、个性等,完成自我的修行,在音乐中捕捉道,达到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的目的。体现了音乐也是一种个人修道的方式,也是“道”与“德”修行的检验和捷径。
观东晋之后的各朝各代。陶潜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25】也好,吕温【26】的:“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27】;韩愈的:“不得其平则鸣”【28】;徐上瀛的《溪山琴况》【29】、“淡和”【30】等。这些对音乐的理论思想无不在以上二者的思想基础上加深或变革,道家的音乐理论也逐步由此生根发芽,自成体系。
这些道家音乐思想影响的不仅仅是创造了流传至今的道教洞经音乐的音乐家,更为千百年道家、道教的修行者指引了不同的修道途径。其本身也是道家“自然无名”深刻体验与实践的总结,为我国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1】:《中国宗教》 作者: 张育英
【2】:《音乐在道教宗教仪式中有何作用》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5
【3】:《应当重视道教音乐的搜集和整理》作者:陈大灿
【4】:【中华道藏】(卷39-41)《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上,中,下)
【5】:<宋>吕太古
【6】:《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7】:《音乐研究》 1999年3期。
【8】:《探寻巫乐舞对道教音乐的影响》 李淑明 井华
【9】:老子(道德经)集注》 第三十五章 (宋)范应元
【10】:日知录》 卷十三 顾炎武
【11】:释私论》嵇康
【12】:礼记·乐记》章
【13】:《汉书艺文志序》
【14】:《千字文》
【15】:《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鲁迅(1927年7月)
【16】:《周易·系辞上》
【17】:《答难养生论》 嵇康
【18】:《答难养生论》 嵇康
【19】:《三藏法数·法界次第》“六识者,眼耳鼻舌身意”
【20】:《道德经》第十四章
【21】:《庄子·人间世》
【22】:王弼: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字辅嗣。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
【23】:《老子注》四十一章 <魏晋>王弼
【24】:《琴赋》 嵇康
【25】:《晋书.陶潜传》
【26】: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著作有《吕衡州集》10卷。
【27】:《乐出虚赋》 <唐>吕温
【28】:《送孟东野序》 <唐>韩愈
【29】:徐上瀛(约1582-1662)明代琴家,别署青山,太仓人 著有《大还阁琴谱》、《溪山琴况》、《万峰阁指法闷笺》等
【30】:《溪山琴况》徐上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