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开垦的处女地——《新潮》小说研究

[摘　要]：在五四新文学草创时期，《新潮》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短篇小说“横截面”理论的尝试﹑“为人生”的创作倾向﹑多姿多彩的形式与可贵的艺术追求。《新潮》小说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作经验的欠缺也使得《新潮》小说在艺术上普遍显得粗糙，缺少必要的艺术深度和魅力。

[关键词]：《新潮》小说　横截面理论　为人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是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的《狂人日记》，紧接着第二年，他又发表了《孔乙已》、《药》等著名小说，然而，除鲁迅外，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的仅仅只夬庵和陈衡哲区区二人而已①，因此，若论及草创时期的白话小说的创作实绩，《新青年》交出的答卷无疑是强差人意的，所以鲁迅坦然承认：“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1]较多的新文学作家出现在了《新潮》上，自创刊号始至终刊的第三卷第2号止，《新潮》一共发表了26篇白话小说，这些小说发表的刊号、篇名及作者如下：##end##

第一卷第1号：汪敬熙：《雪夜》、《谁使为之》

第一卷第2号：汪敬熙：《一个勤学的学生》、《一课》；欧阳予倩：《断手》

第一卷第3号：杨振声：《渔家》；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

第一卷第4号：杨振声：《一个兵的家》；俞平伯：《花匠》；某君：《怪我不是》

第一卷第5号：任銒：《新婚前后七日记》；叶绍钧：《春游》；郭弼藩：《洋债》

第二卷第1号：鲁迅：《明天》；K·S：《砍柴的女儿》；俞平伯：《炉景》

第二卷第2号：汪敬熙：《死与生》；杨钟健：《一个好百姓》

第二卷第3号：俞平伯：《狗和褒章》

第二卷第4号：叶绍钧：《两封回信》

第二卷第5号：叶绍钧：《伊和他》；杨振声：《贞女》

第三卷第1号：叶绍钧：《不快之感》；杨振声：《磨面的老王》；潘垂统：《贵生与他的牛》

在内容上，《新潮》小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表现民间的疾苦和穷人的生活，如《雪夜》、《断手》、《渔家》、《一个兵的家》、《洋债》、《死与生》、《一个好百姓》、《伊和他》、《磨面的老王》；2、反映封建制度下的婚姻家庭问题，批判吃人的礼教，如《谁使为之》、《是爱情还是苦痛》、《这也是一个人？》、《怪我不是》、《新婚前后七日记》、《春游》、《明天》、《砍柴的女儿》、《炉景》、《狗和褒章》、《两封回信》、《贞女》；3、讽刺教育，如《一课》、《一个勤学的学生》；4、与上述不相类的，如“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的《花匠》、专事心理分析的《不快之感》和描写儿童生活的《贵生与他的牛》。 

在这些作品中，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共有四篇，它们是：俞平伯的《花匠》、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和杨振声的《渔家》。

若单从数量上看，《新潮》小说的创作成就无疑是可喜的，然而，历来的评论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却不高，鲁迅指出：“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1]严家炎说：“《新潮》上发表小说的多数作家很幼稚。”[2](p5)直至2004年，朱寿桐也认为：“新潮社的小说作品更多地带有这种新文学开拓的模态和现代文学史填充料式的幼稚，……叶绍钧的《一生》、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杨振声的《渔家》、俞平伯的《花匠》等都是非常幼稚的作品”[3](p71)学者们在评价《新潮》小说时，大多热情不高，用得最多的两个字便是——“幼稚”。

笔者以为，无论是白话小说、新诗、还是戏剧，在五四前后的草创时期，正如婴儿蹒跚学步一样，总会难免摔上那么几跤，也难以避免某种程度上的“幼稚”。然而，就像人类的成长历程一样，恰恰是这种带着历史烙印的“幼稚”，造就了日后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幼稚”倒是十分难能可贵了，是一种“健康的幼稚”。而且，在新文学草创时期那个明显带有新旧交糅的特殊历史时刻，以《新潮》小说为代表的白话小说创作，必然于“旧囊”中孕育出某种“新质”，唯其如此，才能推动现代白话小说创作的现代化历程，然而多数时候，这种“新质”往往在人们“幼稚”的评价声中，在日后更为成熟的作品的光环遮掩下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或是忽略不计了。因此，如果我们能认真考察《新潮》小说中可能出现的“新质”，对《新潮》小说的成就与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审视，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笔者以为，《新潮》小说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对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短篇小说“横截面”理论的尝试

《新潮》上刊登的26篇小说全部是短篇小说，创作者们热衷于短篇创作，除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这一客观因素外，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推崇短篇创作的风气应有一定关系。胡适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高度评价了西方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创作：“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切，……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4]一个月后，他在《论短篇小说》中又指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小说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竟是绝无仅有的了。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5]胡适还猛烈地批评当时的中国文学最不讲“经济”，只会创作无穷无极的《九尾龟》一类的小说，连体裁布局都不知道，大声呼吁创作真正的短篇小说。1921年，由梁实秋等七名社员组成的清华小说社还合作撰写了《短篇小说作法》一书，对短篇小说的创作特点作了详尽分析。

无论是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还是清华小说社的《短篇小说作法》，它们的理论都来源于西方，胡适明确指出：“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他给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在这里，胡适提出了短篇小说创作的“横截面”理论，主张在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来代表一个人、一国、或一个社会，即所谓的窥一斑以见全貌；此外，胡适还主张创作短篇小说须讲求“经济”，凡是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说”，凡是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的“短篇小说”[5]。

依胡适的声望，《论短篇小说》在当时无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创作者们或借鉴、或模仿，笔下的作品便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打上“横截面”理论的烙印，这已为叶绍钧的创作谈所证实。在《创作的要素》中，叶绍钧写道：“试想天下的事物，人类的情思，是何等地繁多，即单就黑暗方面的而言，也是不可数计的。在这不可数计之中，取出一件事物一个情思来，著为文字，要使人人都能感动，随着文字里的笑啼歌哭而笑啼歌哭，当然要选择其中最精警最扼要的一件一个，更从其中选择最精警最扼要的一段或数段，才能满足这个愿望。”[6]叶绍钧的观点与胡适的“横截面理论”如出一辙，师出胡适几乎不容置疑，很能代表当时《新潮》小说家们的创作取向。

这样看来，《新潮》小说努力实践着“横截面”理论便确定无疑了，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包括汪敬熙的《雪夜》、杨振声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叶绍钧的《春游》、俞平伯的《炉景》、杨钟健的《一个好百姓》等。这些作品字数不多，短小精悍，往往通过一个场景、一个片断的描写，以小见大，或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的严酷和穷人的苦难，如《雪夜》、《渔家》、《一个兵的家》、《一个好百姓》等，或于描写中寄托作者对某种问题的思考，如《春游》、《炉景》等。鲁迅所说的《新潮》小说“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一刹时”、“一个人”其实指的便是《新潮》小说这种片断化处理，横截面描写的实践，而之所以会“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应该是《新潮》小说立图以小见大，以“一面代表全形”的创作倾向的结果，这种创作实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典型化处理十分类似。

“横截面”理论强调的是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它与中国古典小说讲求结构首尾完整、大团圆结局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它也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把握，朱自清就深有感触地说：“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7](P459)因此，“横截面”理论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技巧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虽然“横截面”写法在晚清小说中已有尝试，但是直至五四，很多读者在阅读西方小说时依然如坠云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结构艺术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固有模式，超出了当时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所致。读者也是需要培养的，《新潮》小说有意识地对“横截面”理论进行模仿和尝试，并利用杂志的声望扩大其影响，以当时杂志每期一万五千册的销量，无疑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当时读者固有的审美期待，对于新文学的普及和发展功不可没。虽然这种模仿有时难免带着某些生硬与机械，但正如周作人指出的：“须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地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然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8]，这种模仿本身在当时所具有进步意义不容忽视。

部分《新潮》小说在采用“横截面”结构小说时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其实并不是因为这种结构艺术本身存在着问题，而是因为小说最终的着眼点是人，真正的小说杰作必须对人性作出深入的开掘，而不少《新潮》小说并没有能像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已》那样深入地挖掘人性，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自然也就未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更加显赫的位置了。

二、“为人生”的创作倾向

在人们的印象中，20年代“为人生”的文学似乎是在文学研究会的大力提倡下才兴起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茅盾也乐于将“为人生”的文学计入文学研究会名下，他认为，文学研究会“宣言里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9]根据茅盾的说法，如果仅仅从时间上推断，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那么，“为人生”的文学应该在1921年以后才得以大规模勃兴。然而事实上，早在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以前，1919年出现的《新潮》小说便已显露出了“为人生”的创作倾向，从时间上看要比文学研究会早了一至两年，何况，茅盾的说法也有微小纰漏，他大约疏忽了，他所提到的叶绍钧，在加入文学研究会以前，就是新潮社的小说作家。

指出《新潮》小说“为人生”的创作倾向的是鲁迅，他写道：“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当新潮社最终解散，文学创作无以为继时，他表示出了深深的遗憾：“《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译介》收场，留给国内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1]显然，鲁迅是承认《新潮》小说“为人生”的特质的，所以他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新潮》小说之所以显露出“为人生”的创作倾向并不是偶然的，在整个五四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地感到一种“民族痛苦”，人们不断地思考现实、解剖人生，孜孜以求强国之路，人生问题便作为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重要文化母题被提出来了，且一经讨论便经久不衰。作为新文化运动重镇的《新青年》首当其冲，先后了发表了陈独秀的《人生真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大量文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新潮》自然也不例外，创刊号中首先刊发的便是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其后，顾颉刚发表《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俞平伯发表《我之道德谈》、吴康发表《人生问题》、何思源发表《个人创造》等一系列文章，对人生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新潮社中，研究文学与人生关系用力最深的是傅斯年和罗家伦。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指出：“文学原是发达人生的唯一手段。既这样说，我们所取的不特不及与人生无涉的文学，并且不及仅仅表现人生的文学，只取抬高人生的文学。凡抬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排斥的文学。”[10]在《中国文艺界之病根》中又写道：“凡寄托于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在于中国，皆反此道。……今欲去此酷毒，返之正则，惟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后有以立其本耳。”[11]

罗家伦在《什么是文学》中更明确指出：“文学是因为有人生才有的，若是没有人生就没有文学。人生对于现状有兴会的地方，要靠文学表现出来，人生有对于现状有不满意的地方，也要靠文学表现出来。总之，人生一日离不了爱憎悲喜种种的情绪，就一日离不了文学。所以文学不但是表现人生的，并且是批评人生的。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文学的本体，文学的实用。”[12]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又说：“小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写出‘人类的天性’来！”[13]

显然，傅斯年和罗家伦是主张文学应“表现人生”、“批评人生”且“改良社会”的，这也与当时陈独秀、周作人诸人的主张基本一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的创作往往滞后于理论，如果说，上述理论只是人生问题的哲理化，是现实赋予文学的一种期待的话，那么，《新潮》小说无疑便是这些理论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化了。26篇《新潮》小说都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了广阔的社会人生，真实地表现了民间的疾苦和社会的现实，表达出了作者心灵的呼声。如杨振声的《渔家》，小说描写的是渔民生活的艰辛，渔民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时仍受到水上警察的敲诈勒索；《一个兵的家》则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描写了一个兵在战场上被打死后撂下一家老小无依无靠，只好沿街乞讨的悲惨情形；另一篇小说《贞女》则批判了中国封建婚姻的陋俗。小说描写一个叫阿娇的姑娘，定亲几个月未婚夫便死了，父母却将她嫁给了死者的木头牌位为之守节，她无法忍受那种枯井般的生活，终于悬梁自尽。小说对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其他的小说，如欧阳予倩的《断手》、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郭弼藩的《洋债》、杨钟健的《一个好百姓》、俞平伯的《狗和褒章》等都延续了类似的主题。《断手》揭露了兵灾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这也是一个人？》描绘了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悲惨处境，《洋债》批判了日本人放债剥削中国老百姓的罪恶，《一个好百姓》则鞭鞑了兵匪扰民的社会现实，《狗和褒章》则颇具功力地刻画了一个深受封建道德毒害的妇女形象，她20多岁就自愿“望门守贞”，所追求的不过是一枚表彰节烈的褒章。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花匠》则触及了五四青年最敏感的恋爱自由与个性解放问题。这些《新潮》小说多用客观写实笔法，密切关注现实社会，关心人民疾苦，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人生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充满了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情怀，小说所描写的贫穷、恋爱、婚姻、家庭等都是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生问题，因而《新潮》小说为人生的创作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考虑到1919年1月《新潮》开始刊发小说时，已发表的现代白话文学作品只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陈衡哲的《老夫妻》两篇，而到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已渐趋繁荣，那么，在1919至1921年这一段，《新潮》小说起到的不啻是一种填补空白，或者说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们首先将草创时期的现代白话小说引入了“为人生”的创作领域，彻底否定了过去那种游戏与消遣的文学观，对日后小说创作的繁荣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低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潮》小说在表现人生时，更多是只是简单地“再现”，而不是深入地“挖掘”，故而不少作品流于鲁迅所批评的“平铺直叙，一泻无余”，缺少必要的深度，艺术魅力也大打折扣，这些缺点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草创时期的新文学所不可避免的通病了。

三、多姿多彩的的形式与可贵的艺术追求

茅盾在1922年创作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曾指出中国现代的旧派小说在技术上的共同错误有二：“㈠他们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却以‘记帐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㈡他们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并指出，“现代作新派小说的试作者若不从此努力，他们的作品将终不足观。”[14]如果以这段话来比照26篇《新潮》小说，我们会很欣喜地发现，处于白话小说草创时期的《新潮》小说，已经有意识的避免了上述缺陷，它们不光摒弃了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更在艺术上做了可贵的探索和大胆的追求。

与茅盾所反感的“不会描写”不同，《新潮》小说大多注重描写。如《雪夜》的开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城里下大雪。清晨最初落的时候，是小片，到了傍晚，便成团成球的落起来了。”，又如《磨面的老王》：“一个伏天的午后，午饭刚过，满地都是树荫，一丝风也不动，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闷得很。一团炎炎赤日很庄严的在长空中缓缓渡过，这个世界像似被它融化了，寂静的可怕，一切都没有动作，也没有声息。……”出色的环境描写有力地渲染了小说阴郁的氛围。有的小说则注重心理描写，如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小说刻画了一个一向勤学的学生丁怡，一旦考上高等文官，便不再上课，并做起妻妾成群、富贵荣华的美梦来，深刻地鞭挞了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对青年学生的毒害。小说对这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真切，尤以描写丁怡看榜的一段给人印象深刻：“他看见许多同学都取了，榜上偏偏独没有自己的名儿。他的心里就发起慌来了，脸上显出失望的样子，头渐渐的低了，面色渐渐白了，挤的也渐渐的慢了。……他知他确是落第了，头越发低了，脸越发白了，腿软了，几乎蹲在地下，他定了一定神，不知不觉地还是慢慢往右挤。”有的小说还能将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较好的结合起来，如《贞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新潮》小说在形式上亦多姿多彩，26篇小说尝试了第一人称叙事（包括日记体、书信体）、童话、儿童视角等多种形式，虽未能达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却也篇篇不类，颇具特色。鲁迅的《明天》评论界研究已多，自不必说了。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问题小说”之一，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结构上采用以谈话方式引出主人公对主要事件的回忆，这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小说描写接受了个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程叔平与新女性吴素瑛相爱，但他的父母却软硬兼施，逼他娶一位旧式女子，程叔平陷入了追求一生的幸福便要牺牲一个无辜的旧式弱女子，若不离异又必陷自己一生于不幸，牺牲另一个真心所爱的女子这一两难的精神困境，婚姻不自由给青年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这在五四时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而最早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这种痛苦的，便是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虽然时过境迁，这篇小说感情真挚，直至今天读起来也依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K·S的《砍柴的女儿》在26篇《新潮》小说中别具一格，它采取了童话的方式。现在普遍的说法，认为陈衡哲发表于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1号上的《小雨点》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童话小说，但笔者却窃以为是《砍柴的女儿》，因为它发表于1919年10月的《新潮》第二卷第一号上，从时间上看，比《小雨点》要早。这篇小说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内容上并无多大新意，但猛烈的社会批判以童话方式来表述，便显得与众不同而鹤立群鸡了。

潘垂统的《贵生与他的牛》在26篇《新潮》小说中亦独树一帜，它是唯一的一篇儿童小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儿童小说之一②。小说较为细腻地描写了儿童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读来颇有情趣，但结构上的松散及取材的不严限制了小说在艺术上的更大成就。

在26篇《新潮》小说中，因新颖别致而显得与众不同的还有俞平伯的《花匠》和叶绍钧的《不快之感》。《花匠》以第一人称叙事，描写了一个花匠为了营利将所栽培的花卉硬加剪裁和束缚的情景，借以表达出一种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矫揉造作的人生观。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更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五四”时期，叙事散文的体裁尚未形成，许多今天看来类似叙事散文的作品，在当时常常作为小说发表，《花匠》无疑便是其中之一。《不快之感》大概是26篇《新潮》小说中写得最为晦涩的一篇了，通篇都是对主人公“他”的思想状态的解剖，颇具意识流小说的特征。小说中，主人公的思绪流水似的任意流淌，从自己的“不快之感”，到别人的生活状态，作者感叹于“一棵树上寻不到同样的叶子”，然而自己和别人的生活状态却是惊人的一致，空虚、麻木、以致幻灭，小说写于1921年，这种“不快之感”大概是五四落潮后青年人特有的苦闷彷徨的心绪在艺术上的一种特殊写真吧，小说对心理分析的大胆尝试值得充分肯定。

综上所述，创作于1919－1921年间的26篇《新潮》小说是特色鲜明的。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它们恰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那便是白话小说的草创时期，无论在当时，或是现在看来，这些小说都处于一种尝试性的创作阶段，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起步阶段所特有

的不成熟和“幼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潮》小说最早将文学引入了“为人生”的殿堂，批判了金钱主义的游戏文学观，为日后为人生文学的兴起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创作者们不避幼稚地勇于实践，为现代文学奉献出了最早的一批新文学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至今仍保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因此，无论在思想上或形式上，《新潮》小说都将草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开拓之功是我们不应忘怀的。做为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新潮》小说的实绩及创作得失仍有许多未知领域，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开拓。

注释：

①夬庵的小说《一个贞烈的女孩子》发表于1920年1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2号，陈衡哲的《老夫妻》发表于1918年10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4号，《小雨点》发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1号，《波儿》发表于1920年10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2号。

②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儿童小说是庐隐发表于1921年8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八期的《两个小学生》。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A].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4（4）.

[5]胡适.论短篇小说[J].新青年，1918,4（5）.

[6]叶绍钧.创作的要素[J].小说月报.1921，12（7）.

[7]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A].见：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8]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J].新青年，1918，5（1）.

[9]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A].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0]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J].新潮，1919，1（5）.

[11]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J].新潮，1919，1（2）.

[12]罗家伦.什么是文学[J].新潮，1919，1（2）.

[13]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J].新潮，1919，1（1）.

[14]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J].小说月报，1922，13（7）.

A Virgin Land To Be Reclaimed——A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Novel

Abstract：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Renaissance” novel includes : an attempt to the theory of cross section on short story, the literature tendency of creation “For Life” and a colorful world of literary form and Pursuit of Art. It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maturity of our morden vernacular novels. Because of lacking creative experience, “The Renaissance” novel catholically seems rough and lacks of necessary artistic depth and charm.

Keywords：“The Renaissance” novel; The theory of cross section on short story; Fo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