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论世

纪初中国动物小说的新突破

【内容摘要】：21世纪初，中国的文坛集束式地推出了真正生态意义上的动物小说，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狼图腾》、杨志军《藏獒》、李克威的《中国虎》等，这些小说都表达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思想：不应单纯地将动物视为有异于人类的“他者”，从人的现实利益需求出发，去居高临下地决定它们的命运，而应将其视为是与人类一样有生命，需要平等对待的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作品建构一系列生态灾难意象，警示人们对自然的关怀和对动物的热爱。而且在对狼、獒、虎等自然动物原始野性生命形态的展示中，激起我们对人性弱化和丧失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   生态批评   动物小说   环境保护  人性反思

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动物的生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1世纪初，中国文坛上集束式地推出了以注目生存环境、关爱动物为主题的真正生态意义上的动物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动物成为文本的主角，它与人的历史或现实关系以及精神联系，成为作家审视的中心。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李克威的《中国虎》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小说虽然表现的对象各有不同，但都表达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思想：不应单纯地将动物视为有异于人类的“他者”，从人的现实利益需求出发，去居高临下地决定它们的命运，而应将其视为是与人类一样有生命，需要平等对待的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作品通过各种生态灾难预警意象的创造以及人与动物关系失衡所导致的一系列生态灾难的书写告诉人们，人与动物之间既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如果一叶障目，只见对立，无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一味听凭人的主观好恶，恣意剥夺动物生存的权利，那么，在动物濒临灭绝的同时，人类也将无可避免地陷入生存危机之中，包括人性和人的生命活力都将趋于弱化或丧失。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关爱动物的生存也就等于在关爱人自身，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生态忧患意识。

主流观念的逆转与动物形象的重塑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斑斓多彩的文化开始高高地凌驾于自然之上，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塑自然和建构自然。在荒野自然不可逆转地转变成为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的意志和需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将自然视为客体，极尽征服、改造、利用之能事，以便让其更好地为人服务。1967年，怀特发表了影响广泛的《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把人类征服、利用自然的历史推得更远，一直上溯到了西方的基督教。他说：“基督教是世界上已知的一种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基督教与古代异教和亚洲诸宗教（或许拜火教除外）完全不同，它不仅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且还强调人类为了自己特有的目的开发自然是上帝的意志。”[①]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引下，作为自然一分子的动物，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和提供衣食住行的自然资源”[②]，否则，就将为人类社会排斥或不容。表现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中，长期以来，动物形象也往往被作为工具，当作叙事的修辞策略来运用。至于动物作为地球上一个物种的命运、存活状态，以及生命的本体意义等，从未被作家认真地思考过。##end##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包括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在内的生态危机向人类袭来时，表现在动物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强烈质疑。1975年，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的《动物解放》就提出了人与动物是平等的主张，认为所有动物跟人一样，都有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动物权利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雷根，则从生态主义的高度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呼吁动物应该享有与人同样的权利。他说“就像黑人不是为白人、妇女不是为男人而存在一样，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和价值。”“动物身上所拥有的天赋价值，赋予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和享受应当享受的愉快的权利。它们的这种权利决定了人类不能把它们当作工具来对待，而必须以一种尊重它们身上的天赋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所以，动物拥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应当获得人类同样的尊重。”[③]

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过渡，人类中心视域下的动物主流观念随之得到了有力逆转，它给作家的动物审美带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以中国而论，本世纪初推出的这批动物小说，审美价值观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中，历来是以人的利益为标尺，把动物分别按“益”“害”、“善”“恶”、“凶残”“驯良”等等分类，以确定它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对人有益的动物自然加以关爱或驯养；对人不利或构成威胁的，则加以排斥或直接剥夺其生命。在这种功利的、短视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像狼、老虎这样一些与人严重对立的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全部是以狰狞的负面形象呈现的。与它们相关的一些成语——诸如“虎狼成性”、“虎视眈眈”、“狼戾不仁”、“狼子野心”、“豺狼虎豹”、“狼心狗肺”、“为虎作伥”等等，其所带有的极为鲜明的憎恶与否定色彩，就有力地显示出了这一点。包括像狗这样与人还算有较大亲和力的动物，也因为它的过分“护主”，在人间话语世界中便留下了“狗仗人势”的不良口碑。然而在生态主义的视域下，同样是这几种动物，作家却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形象和意义。姜戎的《狼图腾》几乎可以看作是狼的颂诗，作者把狼放在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用草原牧人的眼光来加以观照，狼的生存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赞美性，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它让我们看到狼既有和牧人对立的一面，又有紧密联系的一面，正是牧民们与狼、黄羊、獭、野兔等等的相反相成，相依相存，环环相扣，才很好地维持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几千年来，草原上的牧民以畜牧为主，但草原有一定的载畜量，超过了这一限度，就会使草原沙化。除过草原牧民的智慧外，狼在这一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它吃掉的牲畜中，大部分都是病马弱畜，这不仅控制了牛、马、羊的数量，还提高了它们的质量，达到了优胜劣汰的目的。除此而外，狼还是消灭草原四大害——草原鼠、野兔、旱獭和黄羊——的主力。正由于此，在草原上，狼既是草原人的敌人，又是他们的朋友。马背上的民族不把马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而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这种反常的逻辑中便包含着深刻的草原生态逻辑。也就是作者说的：“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换句话说，“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在草原游牧民族的信仰中，狼是草原的守护神。虽然狼经常偷袭马群，但正是狼对马的猎捕追杀，才促使蒙古马成为最彪悍、最快速的良驹。而且狼的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蒙古人强大的军事才能，使得成吉思汗得以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所以《狼图腾》中的狼，不再是我们传统观念中那种狡诈、贪婪、凶残，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灰狼”、“中山狼”，它不仅和人一样有灵性、有智慧、有顽强不屈的精神，还是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通过狼的形象的这种改写和重塑，作者不仅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一定的生态知识启蒙，改变了人们关于狼的传统认知；也对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有力的批判和解构。

李克威的《中国虎》则改写了传统文化中的老虎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虎作为百兽之王一直是“生猛”、“威武”、“力量”的代名词，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猛兽形象。尽管细加体察，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浓郁的老虎崇拜情结——成语“一身虎胆”、“生龙活虎”的创造，就是这种文化心态的真实流露。但这种崇拜，一是源于源远流长的“动物性”的历史积淀。尽管说人早已走出动物世界，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把自己提升到地球表面上所有自然存在物的实际的影响者、控制者和托管者的地位。然而追根溯源，人毕竟还是庞大的动物家族中的一员。所以动物性的一面，便使其打心底对百兽之王的老虎油然而生臣服之心；二是源于力量型的徒手对抗中，人确实远不及虎，常常不是抱头鼠窜，望风而逃，就是成为老虎口中的“美食”。但无论是何种原因，这种崇拜情结中潜藏的都是一种殷殷期盼，盼望有一天人也能如猛虎，成为真正无所畏惧的强者，而不是与虎的亲和关系。也许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武松打虎的故事，更能显露这种复杂的心态。试想，为什么人能降服一只猛虎便让中国的老百姓如此兴奋不已？我以为关键就在这“打”字上。长期以来，人对老虎不是不想抗衡，而是自愧远非老虎的对手，因而纵使常受其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在恐惧的退让中求生存。所以，现在终于等到有人站出来了，不仅敢于迎虎而上，而且几拳就结束了老虎的生命。这种非凡的气势，怎么能不让人欢呼雀跃呢？！它不仅解气、解恨，为颇受老虎之害的人类复了仇，也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因为老虎贵为兽中之王，人现在连它都能制服，自然界中还有谁能比人类更强大呢？所以武松打虎的故事，不仅潜藏着人与虎的对立与抗衡的主题；而且这一故事几乎成为文学原型，在过往的小说里通常被表现为“打虎英雄”受人们敬仰。人类以制服老虎来表现自己的胆识、聪明和力量，意欲高高凌驾于动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也由此得到了十分鲜明的体现吗？

但是，出现在《中国虎》中的斑斓母虎祖祖，虽然照样威风凛凛，但却没有了传统作家笔下让人胆颤心惊的凶残。它有情有意，知恩图报，三十多年来从不肆意滥杀无辜，侵犯人类，总是在远离人群的有限领地内捕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后来，当人的乱砍乱伐使其失去了宁静的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被迫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便在当地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一些人要出面保护这只虎以繁衍中国野生虎的生命；偷猎分子则要千方百计夺取祖祖的生命以获取更多的钞票。也正是在这场保护与偷猎的大战中，作者完成了对中国虎的重塑。祖祖因小时被老猎人救过，现在考察组的外国专家斯蒂文又救了她的虎仔孟孟，感于人的友好情谊，它毫无伤人之意。就连一再用各种卑鄙手段猎杀她的彭潭兄弟，也是尽量躲避忍让，充分显示出了她的善良、宽厚的一面。后来当嗅到彭潭居然用残忍的手段毒死了她的两只虎仔后，出于母性的本能，她在愤怒异常中虽然追赶到野营地，隔着帐篷咆哮着扑咬彭潭，但即使在这种时候，也是目标明确，善恶分明，绝不伤及他人。更让人感动的是，最终她虽然对人类的所作所为绝望，但还是把真诚帮助她的人铭记在心，拼死救出了落入泥石流中的斯蒂文。很明显，这里的老虎虽然作为兽类，有它自己的生存特点和习惯，但由于同为自然界的一分子，因而在精神上也有与人相通的一面：有生的欢乐和痛苦，也能明是非，辨善恶，而且嫉恶如仇。像这样的动物，只要人类放弃自我中心，放弃贪欲，伸出关爱的双手，便一定能与他们相谐相融，共生共荣。

通过上述简单分析就可看出，从主流观念的逆转到动物形象的重塑，本世纪初的一些小说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让中国的动物小说从理念到内涵焕然一新，得以与世界范围内的同类小说接轨。而且由于触及到了动物保护这一直接关乎到生态平衡的问题，就使创作有了针砭现实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发表的当时便产生了强烈反响。

  生态灾难预警意象的成功创造

正如胡志红在《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生态的意象，想象世界末日的恐怖图景，对生态灾难进行预警，其根本目的是警示人们对自然的关怀和对人类命运、前途的关注”。[④]这是生态文学肩负的一大重任，也是它在艺术架构和表现形式上的一个鲜明特点。《狼图腾》、《怀念狼》、《中国虎》等动物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做足了文章，这就为创作的成功从一开始的架构，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本通过创造动物世界中各种生态灾难预警意象，巧妙地揭示了人类将要或者已经陷入的严重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人们疗救的注意，使自己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生态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狼图腾》创造的生态灾难预警意象是“生命之网”。这张“网”由“草原——食草动物黄羊、野兔、獭——狼——人”编织而成，呈金字塔式结构，草原是塔基，人高居于金字塔的顶端。作者借助“食物链”的概念，通过充分的艺术想象，形象地演绎了历来为人类所厌恶，因而想方设法要赶尽杀绝的狼，在这张生命之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让人们看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让狼群走向毁灭，实际上也就等于粗暴地扯断了这张生命之网上的一个个网扣，其结果就是一场深重的草原生态灾难的降临。这片美丽的原始草场在没有人类侵入之时，它青绿葱葱，草香扑鼻，空气纯净，娇艳欲滴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美丽婀娜的白天鹅悠悠地展开巨翅，缓缓在湖边飞翔。所有物种生而平等，毫无贵贱之分，一种奇妙的自我调节机制让它们相互之间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一面，相反相成地共存于一片蓝天之下，草地之上，一起维系着草原的美丽和勃勃生机。但是人类打破了草原的宁静。为了自己的羊群不受侵犯，他们把狼作为十恶不赦的敌人，统统赶尽杀绝，结果羊有了安全保障，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地却变成了老鼠乱窜、黄沙扑面的沙地，“干热的天空之下，望不见茂密的青草，稀疏干黄的沙草地之间是大片大片的板结沙地，像铺满了一张张巨大的粗砂纸。”牧民们赖以生存的草原没有了，人对狼的恣意伤害最终报应到了人头上。它让我们不由想到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对人类发出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中国虎》创造的生态灾难预警意象是“阉割”。文本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环境的恶化以及日益缩小的森林已使中国虎的命运岌岌可危：“据专家估计，目前野生的华南虎不足二十只”，“而由全国各地动物园饲养的不足五十头”。特别是华南虎还不是一般的虎种，它是所有老虎的祖先，在动物界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物种旗舰，这就使它的即将灭绝显得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作者又用他那富于想象力的笔触，通过“阉割”意象的创造，揭示出导致华南虎即将灭绝的又一个较新层次的问题——宠物式的圈养，这是“阉割”的场地，也是“阉割”的方法。文本描写了失去栖息地的野生华南虎作为宠物被饲养在公园后，由于长期过着慵散、饭来张口的定居生活，因而从外形上看虎虽然还是原来的虎，但却早已没有了虎性、虎威，由于近亲繁殖，它们的生命特征已出现严重的退化，威风凛凛的百兽之王已没有了王者之尊。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圈养还导致了老虎性欲功能的丧失。百山祖自然保护区的唯一一只野生母虎祖祖发情，保护区的人们从全国各大动物园海选了三只雄虎园园、晶晶、宝宝进山交配，结果园园胆固醇偏高，没精打采；晶晶神经衰弱，吃安定药片才能深度睡眠；宝宝不仅怕冷怕热还怕黑，喜欢在18到20度的空调房看电视。更让人们哭笑不得的，是他们面对发情的母虎的反应：宝宝死活不从铁笼子里出来；晶晶坐怀不乱，不冷不热，最终也躲进了铁笼子；园园住惯了空调房，对陌生的山林充满敌意和恐惧，除了吼叫和发怒，根本没有求爱的本能需求。作为百兽之王，集漂亮、勇猛和威武于一身的老虎，竟然在人为的因素下退化到了丧失性欲的地步，就像被阉割了的宦官一样，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因为一个丧失了繁殖能力的物种，是根本谈不到什么可持续发展的，所以其灭亡也是必然的。这样，作者就通过“阉割”意象的创造，预示了中国虎种的灭绝危机，而这一灭亡带来的，将是整个地球生物链的崩溃，也就是作者指出的：“老虎是自然生态平衡的象征，它维持着森林的茂盛和水源的洁净。在森林里游荡的斑斓猛虎不仅是人类的梦幻，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守护神。虎的灭绝，意味着地球生物链走向崩溃。”[⑥]

贾平凹的《怀念狼》创造的生态灾难预警意象是“人狼”。人为了自身的安危和利益不受损害，专门组织了捕狼队，对狼集中进行剿灭。然而，当人如愿以偿，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把狼抓完后，无狼可捕的捕狼队解散，猎手们却无一例外个个得了肌肉萎缩、瘫软无力、头疼欲裂的怪病，特别是雄耳川这一地方没有狼以后，人们身上“开始长毛了，不是胡子，是毛，从耳朵下一直到下巴都是毛茸茸的。”“他们行为怪异，脾气火暴，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地大叫，不信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地袭击，抓住人家的手，脚，身子的什么部位都咬。”犹如狼的做派一样。这样一来，狼是被消灭干净了，但人却异化为“人狼”。文本通过这一意象的创造，就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生物圈中的每一个物种，不仅都有它存在的充分理由，而且物种与物种之间通过一根人们肉眼看不到的链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旦其中一个物种灭绝，这根链条便会随之被扯断，它带来的便是一场危及人自身的生态灾难。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小说中捕狼队的猎手们与狼的关系，就是人与其它物种关系的隐喻，狼被杀绝了，人变成了“人狼”，象征着人类进化的停止和倒退。

从“生命之网”→“阉割”→“人狼”，世纪初获得了很大反响的几部动物小说，通过生态灾难预警意象的创造，便把动物审美与极具现实意义的生态主题紧密地联在了一起，不仅使动物小说写出了新意，写出了作者直面现实、积极用创作干预现实的勇气；同时，也把一种崭新的生态理念成功地灌输给了读者：“动物与其它自然资源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维持系统，动物的灭绝也意味着人类的自身危机，这是无以逃脱的自然规律。”[⑦]从而也为缓解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重构现代生态文明，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人性与动物性

把人性与动物性关系的理性思考杂入动物存活状态的具体书写中，使动物物种灭绝的悲剧同时成为人性的悲剧，既是世纪初的几部动物小说又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对传统动物小说的又一重要突破。

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界中的动物不同，人有智慧的大脑和善于制造工具的双手，这就使人得以走出荒野，在行为方式上与它们迥然有别。但是，无论人怎样进化，说到底还是属于“高级动物”，这就使人性与动物性之间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比如人都喜欢自由，这就与动物相类，即使生活条件再好的动物园，一旦有机会，笼子里的动物便会毫无犹豫地选择逃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再如人类喜欢称王称霸，作威作福，这也与动物相似。走进猴群，为了夺取王位，它们也是你争我夺，厮杀不已，而一旦登上王位，同样不可一世，极尽享受之能事。不仅如此，人性与动物性还可以互动。狩猎的民族就知道，兔子能随着猎人的不断追捕而越来越狡猾，深山老林中的猎人，也会因为野兽的凶猛，变得越来越勇敢、智慧和坚强。这当然是各自求生的需要：兔子不狡猾，面对猎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猎人不勇敢、智慧和坚强，也无法在狼虫虎豹堆里讨生活；但或许也是造物主的一种策略，它有意让所有的物种都无法十全十美，只有在大家的互补中，才能尽享生的自由和美好。但不管怎样，在人与动物的相依相存中，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交汇、碰撞所带来的融合与提升，却是真实存在的，起码对人的发展而言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工业化的突飞猛进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让人类距荒野越来越远，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也使人类把动物视为有别于自己的“他者”，一味习惯于征服和杀戮。结果，动物失却了生存的家园和权利，人性也因缺少了动物性的有力参照和影响，日渐走向了弱化和黯淡无光。几部动物小说把动物物种的灭绝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与人性的异化和弱化紧密联系起来，以前者为明线，以后者为隐线，在淋漓尽致展示物种灭绝所导致的生态悲剧的同时，让人性的悲剧也随之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又是那样地发人深思。

在《怀念狼》中，有狼在，雄耳川一带的人们人性的美好得以张扬和保持。灭绝了狼，不仅猎人们一个个没有了往日的生命活力，生命的各种机能在迅速退化、消失，而且这一地方的人们也全部异化为“人狼”，各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开始相继发生，专用孩童撞车以诈取钱财，就是典型的一例。在《狼图腾》中，随着吉普车发疯似地在草原上狂冲，狼在“砰”、“砰”的枪响中应声倒地，美丽高傲的白天鹅成了下酒菜，野生芍药花成为敬献上级领导的礼物，獭子、野兔、沙狐、野鸭、大雁等也都无一幸免。而在动物惨遭屠戮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也是人性的堕落，人欲的恶性膨胀，现代人的严重变质变味。同样，在《中国虎》中，当彭潭、彭渊兄弟用尽心机以各种极端残忍手段设法夺取野生虎的生命时，他们也就滑向了道德沦丧一途。就这一角度说，残害动物，恣意夺取动物的生命，实际上也就等于在摧残自己的人性。杨志军的《藏獒》更是直接用“獒性”来呼唤美好人性的回归。也就是作者说的：“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疾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的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⑧]小说中的藏獒，一个个有爱有恨，有情有义，威猛勇敢，视死如归，尽职尽责。作者以梦呓般的语言写出了藏獒对人的忠诚。牧民们认定的人的道德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正说明了动物性对人的影响之深；而现代人其所以专门需要“獒性”的启蒙，就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早已失却了与动物交汇、碰撞的机会，从而也就失却了让人性得以不断磨砺、提升的几会。藏獒身上诸种美好的品性日渐被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所丢失，但却被低层与藏獒相依相存、相谐相融的人民身体力行，也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也充分表明了保护动物、关爱动物，是追求人性完善的重要一途。

事实上，对动物的态度本身就是检验人性优劣的一个试金石，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紧密关联。英国哲学家洛克在《关于教育的几点思考》（1693年）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那些在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寻求乐趣的人，……将会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缺乏怜悯心或仁爱之情”。[⑨]众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也指出，“一个人若对动物有怜悯之情，他也会更加对人类有怜悯心。”能否人道地对待动物，也是能否人道地对待他人的一种心理投射。换言之，对动物的态度也直接决定着一个人人性的优劣。《中国虎》中的彭潭兄弟，《狼图腾》中那些以捕杀动物生命为能事的人们，都让读者所不齿，便是很好的证明。就这一角度说，认为“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性危机的反映，生态失衡本质上是人性失衡的表现”，[⑩]确实不失为精当之论。

把动物审美的笔触延伸进人性与动物性的关系层面，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这就既把动物保护主题的开掘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也大大强化了文本的艺术震撼力。它让读者更深地感受到了生态批评视阈中，一方面强调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具有共同起源；另一方面又从伦理学角度，视动物为道德关怀对象，强调对动物实施人道主义的关怀，是何等的合理和必要。大量的事实都证明，生物圈中不能没有了动物这根链条，人类为了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始终与动物交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11]“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12]，重建人与大自然和谐亲近的关系，这是我们从几部动物小说中读到的，也是今天的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