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更加频繁，遭遇他者成为中华文化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重要前提。遭遇他者，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自我，从而更好地回答“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以及“我要做什么”和“我们要做什么”的问题。遭遇他者，使得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双向互动加剧，排斥他者只能导致历史的倒退，两者的正面相遇是中华文化现代转换的演进逻辑，是无法阻遏、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有利于实现中华文化的普遍性、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具有普遍性，中华文化才和其他文化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界限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基本内容。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有特殊性，中华文化才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有别于自我的鲜明时代性，在同一发展阶段表现出有别于他者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根植于其特殊性之中，中华文化的特殊性有着普遍性价值和因素。自我和他者相遇时，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互相分离、孤立地存在,而是互相联结,共存于一体”，中华文化认同与适应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联。强调西方文化才具有普遍性、美国或西方以外的文化不具普遍性的普世价值理论是片面的思想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普遍性，各个民族文化所表现出的普遍性因素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基础。否认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就无法发现中华文化同其他文化之间的共同特性，也无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形成被其他民族普遍认同的世界性文化。否认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就无法挖掘中华文化的特有价值、规范，也无法吸收、消化西方文化而形成个性鲜明的中华文化。在推进中华文化认同与适应过程中有效缓解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在中华文化认同和适应过程中，完成了中华文化的自我斗争、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为增强中华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注入新的因素。
有利于建构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对话是自我与他者的面对面，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要想超越中西文化之争，就必须坚持平等对话。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具有独立性，不能简单粗暴地将他者归于自我。中华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平等对话中，并不是要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是要进行文化整合，自我与他者相遇就要面临文化冲突、文化交融，自我和他者在这个平等对话中获得重新定位、重新调整。不同文化是平等的关系而非臣服的关系，这是一种自我认知、自我肯定，这符合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正如习近平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如果对其他文化极端认同，就相当于对中华文化怀疑，将他者的利益诉求和文化需求嫁接于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这与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背道而驰。和而不同也不是要文化保守、文化对抗，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在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中，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性，维护了中华文化话语权，实现了文化互补，促进了共同发展。通过与他者建立和而不同的交往方式，建立一个双向的文化适应模型，从而保持源文化特征，让不同文化完成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建立更为紧密的文化互动关系。
有利于实现中华文化的整合与超越。中华文化只有整合超越，才能完成现代转换的历史任务。在自我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增进中华文化的认同与适应，积极构建文化上的同质内核，展现了世界文化的同一性。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中，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华文化，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消化吸收其他文化的养分，符合时代要求、能够适应中华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保存和发展下来，反之则遭到摒弃和淘汰，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整合超越。正是与他者的相遇，加强了自我的重新审视，促进了与他者的借鉴融合。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指出：“只有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的交往前提下，才能建构起一种较高层次的主体间性，让每个人的视角与所有人的视角相互重合。”而要建立起文化的主体间性，就要“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吸纳和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文化必须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也要走向中国。强调中华文化认同与适应，不是要盲目排外、固守中华文化，也不是要全盘西化、否定中华文化。而是要正视他者，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消除文化之间的隔阂，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融合、共同发展，并且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持渐进的变迁势态，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超越。
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时代价值面临被边缘化、分离和同化的危机。通过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与适应，促进了中华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吸收和掌握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文化知识，有利于对全人类的价值的正确认知，形成在文化世界的自我概念，实现自主发展，并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相互作用、相互成就”。通过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借鉴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促进了中华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一方面，通过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通过吸收、整合和重构其他文化，完成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向互动、对立统一。另一方面，标社会主义之新，立中华文化之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不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消亡，恰恰相反，它们将会越来越活跃。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惰性力，中华文化也不例外。只有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不断充实、发展中华文化，才能完成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两个方面的作用，“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性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