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引领中国青年成长，在一代代中国青年的接续奋斗中，形成了中国青年“责任担当、唤醒启蒙、勇立潮头、开放自觉、科学理性、实践行动”的历史特质。
1、责任担当
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在救亡与启蒙中，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都扛起了责任，成为“新的社会力量”。
“五四运动提出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他们强调“牺牲精神”和“民众自决”。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他对青年学生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先锋作用和社会担当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蔡元培先生在五四后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创了北大“读书”与“救国”并重的传统，放诸今日，这个传统中“历史担当”的精神内核仍具有切实的时代意义。
2、唤醒启蒙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五四运动”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告别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近代以来，垒卵中的中国从各个层面探索出路，最早是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接着是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还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旧式农民抗争，几乎所有社会变革的可能都进行了尝试，失败后，人们将视野转向了文化层面。“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正是当时很多新文化先驱的思想和人生历程。五四运动正是从文化层面进行反思，求新求变的伟大运动。在各种新思潮的激荡中，五四一代青年的中坚力量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3、勇立潮头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创性毋庸置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运动中的青年“直接行动”，勇立潮头，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五四青年的作用，他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五四青年这种勇立潮头，勇于开创的精神对后世青年影响深远。抗战中的“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二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等，青年学生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打头阵、当先锋，被毛泽东称为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4、开放自觉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写道：“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模式外情，自为风气……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放眼全球，将开放与思想文化革新结合了起来，把“赛先生”和“德先生”请进了中国，并最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思想。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须要“民族自知”与“民族自觉”。几千年的封建桎梏，一旦找到出口，便呈井喷式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倡导者们对旧文化几乎彻底发生了怀疑，传统中国似乎 “老旧”得只剩下了小脚、八股文和染缸似的家族文化，“全盘西化”曾一度一呼百应。但针对新文学过分年轻、稚拙，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并认为这种拿是有选择的拿，为我所用的拿，不亢不卑的拿，离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根基，简单模仿西方文化只能是牙牙学语。
5、科学理性
坚持科学理性，是五四精神镌刻在近现代中国青年身上的又一特质。
新文化运动的对象和方式是理性的。运动倡导者虽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但他们攻击的是被封建帝王们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家官方教条。李大钊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爱国激愤背后的治制寻思是理性的。就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之际，一场关于五四示威游行事件涉及的法律与道德的辩论掀起了。梁漱溟在《论学生事件》中，指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为成立时，……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加暴行于他”，不能“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这个主张当时看似荒唐迂腐，但却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强调了法治精神，体现了一个思想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
五四青年对民族复兴真理的追寻是理性的。面对近代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他们不是随意轻信，也不是在几番辩论后就选择其一，而是在深入广大民众，深入实践之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6、实践品格
五四运动孕育了青年的实践品格。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提及 “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五四运动’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他认为，缘故在于“五四特有的精神：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
五四青年们不再坐而论道，而是振臂高呼，并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头，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斗争气概，在救国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践与行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新青年人格模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实践中，五四青年们打破了封建礼教下保守、依附工具型人格模式，实现了向开拓、追求民主型人格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