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我国近年来的热议话题，它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呼声，更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数十年的飞速发展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截止2017年年底，我国普通高校数量已达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前实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确立的40%的目标。全国范围内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3779万人，成为国际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按照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分析，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早已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且正在向普及化进发。且就毛入学率水平这一点而言，相比较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用时近三十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仅用了八年时间。
然而，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过快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王新清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幸福来得太突然”反而影响了正常发展的节奏，如高等教育治理水平下降、高等教育资源难以满足质量水平的要求、人才培养水平与社会发展脱节等问题。在当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重视省思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与危机。笔者经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中，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最为典型的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还“在路上”、高等教育的多元办学特色却成为一种“拷贝”、大学精神的迷失与异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存在大学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高校课程教学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化等多重困境。
（一）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还“在路上”
我国的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的动力支撑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外力驱动，无论是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高考、“211”工程建设、“985”工程建设、“大学扩招”、“协调创新工程”还是当下的“双一流”工程，都是由政府的推动、发起，至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才有今天的盛况。诚然政府的外力推动成效明显，让我国的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在短短的几十年完成了弯道超车。但是，政府的手把手操办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余蓝，刘丽指出，国家权力与制度环境的高度集中、严格控制是我国高等教育运行的一种背景生态，政府、高校之间的关系的地位不对等、不平衡使得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与尊重。对此，沈刘峡，周忠林，郝培文，旺德，南国君也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正处于关键历史时期，然而却在治理的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大学、政府、社会三者之间关系模糊不清；大学办学自主权未得到充分的落实；封闭主义的管理传统、大学的治理缺乏社会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失当、权力配置关系不合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低，师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作用较低等问题。
大学的主体性及其自身思考成长的能力受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消减了高校主动争取社会资源办学和自我质量提升的能力。如当下很多大学的科研基金项目，大比例完全来自于国家的资助，而社会力量对大学资助的比例甚微，这与西方国家社会资助办学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问题如果高校的内在动力挖掘不出来，完全依赖政府的外力驱动，这只能助长高校的惰性，更无法激发高校自身的内在活力，调动不起高校的办学热情、激情，既让高校无法健康地独立，更限制了高校的自主成长能力。
（二）高等教育的多元办学特色却成为一种“拷贝”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7年9月21日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出台后，双一流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双一流建设学科分别为137所、42所、95所、465个，而对于以上这些高校及其高校学科而言，做好内涵式发展，必须要以国家的“双一流”建设为基本纲领，这是对国家的承诺。但是，还有很多区域和省域的大学，也会自发地将自身的发展定位于“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标准和参考其办学内容。若真如此，那只会进一步加剧大学的同质化。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院校的希望与其说产生于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不如说产生于相互之间的差异。”一味地模仿而不求差异的高等教育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
张力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一个“百舸争流”大时代，其发展的格局正在面临重新“洗牌”，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树立“品牌”意识，方能继续生存。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长期以扩大学校数量、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为战略目标，高校的发展缺少科学的办学理念和独具一格的办学特色。佟林杰、孟卫东指出，一些相对比较低层次高校因缺乏切合实际的自身定位而盲目追求高层次办学现象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是普遍存在的。致使教学矛盾激化、教学质量下降、人才培养趋同，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竞争，从而最终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对低层次人才的断崖式紧缺而高层次人才过度饱和。另外高校缺乏开放、固步自封式更导致了教师内部新陈代谢能力降低、教师整体的知识结构缺乏多样性、缺乏多元化的学术争鸣能力，从而影响了教学的整体质量和人培养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也在无形中促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将会拥有更多选择空间，而对于高校层面来说，要树立“不在于规模大小，历史长短，关键要有特色的办学观念，而这一点确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所缺失的。
（三）大学精神的迷失与异化
大学精神重不重要？答案无疑是重要，透过历史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是一个大学精神普遍迷失的时代，受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绩效主义影响，大学中工具理性崇拜盛行。而大学作为引领社会文化的风向标，在此时并没有发挥正确的价值导向作用。由此引发美国社会逐渐滋生起虚无主义、享乐主义，使得美国社会整体的风气滑入精神封闭的境遇。而集体无理性的时代，抑制了人的探索创新的动力与渴望。施特劳斯将其称为“西方文明的危机”和“现代性的危机”。反思我国当下的一些大学中普遍存在为“技术绩效和政治官僚”设计所主导、缺乏自身认同和文化独立、更或者说没有独立的大学品格的现状。这样的大学精神缺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范笑仙教授指出，“受到外部声望导向和资源导向评价模式的影响，高校普遍存在科研职能过度凸显，过度关注能带来高声誉的科研成果、经费数量以及各类‘帽子’人才的指标数量，而忽视科学的进展与创新现象。当下各种学者头衔、计划和工程用于计算作为林林总总考评指标，并且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资源导向给学术发展带来浮躁、功利，与这些项目鼓励高水平学术创新、培养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的初心相去甚远，或者说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