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书船这一特殊的图书流通方式，书船的销售对象以藏书家和文人雅士为主，这些消费者往往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文学修养，书客自然将书船的顾客视作衣食父母，主动为其提供各种服务。
（一）提供图书搜寻和图书代购服务
书船贾客主动为顾客提供图书搜寻和代购服务，《牧斋遗事》中记载有一则事例，“初牧翁得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固减价也。 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属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食，见铺主人于败簏中取书二本作包裹，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动窃喜，因出数枚钱买之而首叶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裹面去，索之可也，乃并其首叶获全。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是书遂为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牧斋”是明末清初时文学家钱谦益的号，“书贾停舟于乌镇”无疑是指书船主人了。当时钱谦益以三百余金买下宋板《后汉书》，但因仍缺两本深感遗憾，拜托书贾遍访此书以补齐缺漏。一位书贾偶然发现该书，便代钱谦益买下。
书贾的殷勤服务远不只对钱谦益一家，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也曾多次从书贾处买到书籍。正如王稼句在《书船》一文中提到，“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里，将书坊、书友、书船友、估人、骨董人都分别注明，绝不混淆，（他）提到的“书船友”，就有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他从曹处得抄本《铁崖赋稿》，从吴处得金本《中州集》，从郑处得宋本《新序》、宋本《冲虚至德真经》，从邵处得残宋本《普济方》、残宋本《豫章黄先生外集》，这几位就是乾隆至道光年间活跃在苏州的书船中人。”由此可见，当时书贾已经树立起以顾客为中心的意识，主动为顾客提供殷勤服务，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清乾隆时期，书船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图书搜寻和代购服务甚至延伸到官府。乾隆皇帝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曾专门下旨，命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借助书船之力搜寻书籍， 旨云: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详加物色，因而四处借抄，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寥寥数十字，乾隆皇帝就将江南地区苏州、湖州的贾客书船的情况阐述清晰，并令高晋、三宝二人向贾客书船咨询何处何时何人有何藏书，这反映了朝廷的搜书、修书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书船贾客，书船在当时影响之大、图书搜寻范围之广由此可见。
（二）主动送书上门
书船主人除了依据顾客的要求搜寻、代购图书之外，也常常主动送书上门，一般分为两个情况，一是顾客提前发布征书通知，书船主人得知并确定自己所拥有书籍符合顾客需求时送书上门；一是在不知顾客所需书籍的前提下主动上门送书，所送书籍可能是珍贵孤本、善本，也可能是时下流行的新书。
《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记载，江苏常熟人毛晋（1599—1659年）曾在门前张榜，高价收购宋椠本、旧钞本、时下善本，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无独有偶，明末清初的大文学钱谦益也曾张榜重资购古本，书船主人也常常主动送书上门。
一般而言，书船主动送书上门大都是接到顾客发布的通知，如毛晋、钱谦益张榜高价征书，在这种情况下，顾客的契合度与满意度较高，往往都能获得符合需要的书籍。同时也有书船未接到通知便主动送书上门的，如黄丕烈曾在《曹子建集》跋中提到：“此系活字板，当属明本。余向亦有之，不知何时散逸，后为书船友收得”，荛圃先生将书船主人尊称为“书船友”，并提到明版《曹子建集》一书由书船友收得并主动为之送书上门，颇得其赞许。但有时，书船友主动送来的书籍并未使之满意，如《普济方》跋云：“昨，书船之友携来各书，倶无惬意者。因询前书，云尚在某坊”。书船作为当时图书流通的桥梁和纽带，将藏书家与书坊、藏书家与书贾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