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朝闻美学思想对中国当代美学的贡献

摘要：王朝闻一生致力于美学研究，他从艺术实践、艺术欣赏出发，探讨审美规律，并将之与人的审美生存紧密联系起来，加速了当代美学研究的深化，切入到美学与人的生存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在审美关系研究、审美研究对象开拓、审美特性确立、当代生活艺术化尺度等美学问题上都有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王朝闻、审美关系、审美研究对象、审美特性、当代艺术实践

By Wang Chaowen esthetics thought to Chinese present age esthetics contribution

Abstract：Wang Chaowen life devotes to esthetics research, he devotes in the artistic practice, art enjoys the research joyful,explores esthetic rule, and will relate closely with person's esthetic survival, has accelerated the contemporary esthetics research deepening, will cut into to esthetics and person's survival inner link research, in the esthetic relational research, the esthetic object of study development,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 establishment, esthetics questions and so on contemporary life in art criterion will hav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Key word: Wang Chaowen, esthetic relational, esthetic object of study, esthetic characteristic,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

王朝闻是一位勤奋、善思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研究根植于艺术、生活审美实践，善于从点点滴滴的审美经验中发掘美学问题，升华到抽象理论领域，同时又观照着当代艺术实践，关注着艺术与人的生存问题。 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进程中，王朝闻不仅在美学研究方法、美学著述风格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其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美学问题的深化也有独到的贡献。##end##

一、王朝闻美学思想对审美关系研究的贡献

审美关系是王朝闻60多年来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著述非常丰富，往昔研究者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陈辽、王臻中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概观》谈到：“长期以来，在对美的性质研究上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最激烈对立的却有两种，即唯心论认为美在主观，机械唯物论认为美是纯客观的。王朝闻却从分析审美经验中得出判断：应当从审美关系着眼去认识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审美感受的主观性。他自信这是探讨症美的奥秘的一条正路，决非一种唯心主义的玄谈。所以，‘审美关系’成为王朝闻美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花心血最多、笔耕最勤之处，也要数他对审美关系的研究了。他之所以敢冒唯心主义之嫌一再强调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是因为他对主体的感受能力有自己的特殊见解。在他看来，人对美的感受能力，也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当它作为一种人的主观能力的肯定，作用于审美这种精神活动的时候，‘它自身也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审美活动、审美关系连同对它的论证，当它与主体相对应而言，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这种存在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具有客观性的意识形态’、‘精神性的客观存在’。这是多么大胆而又多么新鲜的命题呵！没有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没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很难设想能有如此大胆明快的判断”[1]。邓福星也曾指出，“他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理论，拓展了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研究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审美关系，形成自己具有独创性的美学体系和富有个性的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当代独树一帜的美学大家”[2]。刘纲纪也特别强调王朝闻“晚年对‘审美关系’的研究，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论及如何提高主体的审美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3]。

任何一种评价如果没有尺度，往往就缺乏说服力。下面我们以周来祥、蒋孔阳这两位对审美关系研究有重要建树的学者为参照，重新审视王朝闻审美关系论的贡献。王朝闻审美关系论和周来祥、蒋孔阳的审美关系论有相通之处，它们相互呼应，为中国当代审美关系研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第一，他们都确立了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王朝闻在1980年《知音——谈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一文中明确提出，“美学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把美学说成是一种关系学可以不”[4]？前面绪论中我们也谈过，王朝闻认为审美关系思想是从自己经验中得来的，而且60年来，他始终围绕文艺创造、欣赏以及现实人生等层面的审美关系进行研究。周来祥在1982年《论美学研究的对象》，1986年《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再论美学研究的对象》等文中，也明确提出了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在80年代末《美学新论》中蒋孔阳虽然提出以艺术为研究对象，但现实审美关系仍是他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谈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学当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放在人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来加以考察”[5]。朱立元认为“蒋先生的全部美学思想就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地、全面地展开。他的美论是对审美关系中客体方面的探讨，他的美感论则是对审美关系中主体方面的研究,而无论哪一方面,他都是在主客体的对象化关系中加以研讨的”[6]。第二，他们都强调了审美关系相对其他关系具有特殊性，并与其他关系相联系。周来祥详细地分析了审美关系不是理智关系、意志关系，而是“感性和理性、客观和主观、普遍性和个体性、理智和意志统一的产物”[7]。指出“审美关系是与认识关系、实践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种关系”[8]。蒋孔阳也详细分析了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相对其他关系的四个特点，“（1）通过感觉器官来和现实建立关系。……（2）审美关系是自由的。……（3）审美关系是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得到全面的展开。……（4）审美关系还特别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情感关系。……”[9]强调了审美关系的感性、自由、完整、情感等特征。王朝闻对审美关系精神性特征，与认知和伦理关系的区别和联系也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前面几章中我们有相关论述，此处就不再展开。第三，他们都肯定了审美关系的对象化特征。周来祥吸收了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强调了审美关系的对象化特征。如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主观意志目的的实现，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对象化，是主体本质力量在他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上的扩大拟定，这个过程同样是自然人化和人的对象化过程”[10] “二是作为现实美的对象说,它是由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相互对应而形成的审美关系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审美对象就没有审美主体,没有审美主体,也就没有审美对象”[11]。蒋孔阳也同样肯定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一种对象化的关系。“对象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艺术创作和形象化的全部问题，都包括在里面。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产品”[12]，“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事实上是说，美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所创造的形象”[13]。本文用了大量的笔墨详细分析了王朝闻审美对象化关系特征，此处不再敷言。

同时在审美关系研究中，三位学者的侧重点和理论建构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从研究侧重点来看，蒋孔阳80年代以来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的起点，发展到美论、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中西艺术与中西美学比较论，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开放的、创造性美学体系。周来祥侧重从美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审美关系进行了探讨，围绕美学为什么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什么是审美关系，包含什么内容和特点等问题展开论述，强调美学以审美关系为中心，把美、审美和艺术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建构了和谐美学。王朝闻则以80年代为中界线，建构了一个以审美对象化关系分析为核心，从艺术审美关系特性研究走向生活审美关系建设的美学体系。其审美关系论的纵横纬度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具体谈过，此处不再重复。从理论建构方式来看，周来祥、蒋孔阳虽然也注重理论和例证结合的论述方法，不乏审美现象分析，但毕竟具有明确地建立美学体系的目的和逻辑层次。王朝闻的美学思想与之不同，主要以艺术和生活审美现象中具体丰富的案例为基础，写作以随感为主，审美关系脉络和体系结构需要站在一个宏观整体的高度才能把握。但其在不同艺术形式研究中将审美关系具体化，将审美关系特性的论证放在艺术实践中深化发展，形成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三位学者审美关系思想的异同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王朝闻在中国当代审美关系研究中自成一家，为中国当代审美关系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王朝闻美学思想对扩展研究对象的贡献

中国当代美学家在美学研究对象上有分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认为美学研究对象应该是美，美学应是关于美的科学，要研究美、美的规律及美的各个方面；二是认为美学研究对象应是艺术，艺术最集中地体现了美的规律，……三是受西方19世纪以来的实验心理学与心理学美学的影响，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应是审美经验与人的审美心理；四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4]。主张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美学家，有的并没有在美学研究实践中落实艺术实践，有的虽然涉及到一些民间艺术，但主要侧重于传统的雅艺术研究，如朱光潜对诗的研究、邓以蛰对书法的研究、宗白华对国画、音乐、书法、出土文物等进行了研究。其中朱光潜对民歌有所研究；宗白华则研究过古代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李泽厚70年代以来的《美学历程》等著述涉及的艺术形式也非常多，包括古代壁画、石窟雕塑、青铜器、古代绘画、诗歌、明清小说、工艺品等等。

王朝闻美学特色在于以丰富的艺术批评为基础建构美学理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与同时代大多数美学家相比具有极为广阔的领域：一方面，他特别重视民间艺术形式研究，比雅艺术研究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另一方面研究对象还不断地向生活艺术形式扩展。同时，他不仅仅研究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形态，还特别重视这些民间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发展状况。作为艺术家的先天优势，使他在50年代的美学研究中已经显示了研究对象广泛性的独特个性。尤其60年代左右美的本质研究模式曾一度统摄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时，他却在艺术批评中开花结果，生长出有丰富艺术经验和生活审美经验的审美关系论思想。50年代初期就已经涉及到宣传画、年画、版画、宣传画、讽刺画、戏剧、小说、工艺品等中外艺术形式。从50年代到20世纪初整个美学发展历程，他还不断地纳入新的研究对象，从而使美学研究的对象特别丰富，而且分析也比较具体，非一般人所能比。他研究的对象涉及到戏剧（京剧、川剧、二人转、地戏、话剧、歌舞剧、木偶戏等）、曲艺（评书、评话、评弹、相声、小品等）、雕塑（石窟雕塑、雕塑、城市雕塑、壁雕、石雕、玉雕、民间泥塑等）、绘画（宣传画、年画、版画、宣传画、讽刺画、壁画、墓室壁画、宋代山水小品、中国当代齐白石等人的国画、农民画等）、工艺品（原始人的陶器、青铜器、黑陶、当代陶瓷工艺品、剪纸等）、小说等艺术形式和其他更广泛的文化现象，城市建筑、园林、电影、电视、广告、书籍装帧、商品包装、自然山石等等。总的说来，呈现出纯艺术和民间艺术、中外艺术、古今艺术、艺术和生活等审美经验相互印证、阐发比较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王朝闻美学研究还呈现一种由纯艺术形式向工艺品、生活文化扩展的思路，逐渐由纯艺术形式向广泛的艺术文化形式扩展开来。

两位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莱德·克勒克荷恩在1963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归纳出了九种基本文化概念，其中包括艺术的文化。而“今天它同艺术的关系要广泛得多。一般认为它包括了行为艺术如音乐、戏剧、歌剧、舞蹈和哑剧等；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小说等等一应创造性文字；视觉艺术如绘画和雕塑；环境艺术如建筑、城镇规划、都市规划、景观设计等等；以及工艺如编织、制陶一类手工艺术”[15]。王朝闻的美学已经涉及到文化的审美性研究，他从不依赖纯艺术研究作为美学研究的基石，而是以更为广泛的艺术文化现象为依据。美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与其生活经历和兴趣爱好有关。他本身就是美术家、雕塑家、文学家，还参与过传统遗产整理工作，涉及到民歌整理、地方戏改编、居民建筑研究等实质性的艺术整理工作，因此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各种艺术形式，这种工作经历使他比一般理论家的实践要丰富得多。90年代以后，他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对古代典籍进行了解读，分析其中世故人情，研究古人行为语言的审美性。同时对家乡四川话、儿童语言、生活妙语、对联、谚语、歇后语、人称、商店的广告语、招牌语言、自然风景命名等都进行了详细研究。

9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出现审美文化的转型倾向，虽然还没有一个定论和规范，但是相关探讨已经基本成形，周均平指出在审美文化的对象和范围中基本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艺术中心论”[16]，如周来祥理解的审美文化“既包括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也包括体现着审美意识的文学、戏剧、影视、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园林、工艺等感性形态的美学创造，甚至包括着富于审美因素的科学文明、宗教文化、道德伦理、环境文化以及物质生活文化等，不过当以前二者为主”[17]。夏之放则认为审美文化的范围几乎包括人的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渗透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文化、渗透于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中的审美文化、属于精神文化的审美文化系列。“审美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文化整体中的一个层次或层面，即文化系统的审美层面。……是以人的审美态度来对待各种文化产品时出现的一种精神产品。除了专供人们进行审美的艺术产品之外，其他各种文化产品都可能有条件地进入审美领域从而成为审美文化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审美文化可能与一切文化现象都密切相关，然而它又不等同于这些文化现象本身”[18]，其中，文学艺术作品，是人类审美文化的最为纯粹、最为直接、最为理想化的存在方式，因而在审美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主导地位。第二种观点是“反艺术中心论”[19]，强调“生活与审美同一” [20]，“艺术与生活同一” [21]是当代审美文化最关键的观念。“当代审美文化的生活化把审美——艺术活动转换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22]。这两种表面相反的观点，侧重有所不同，内涵上都远远超出了狭义的纯艺术的范围，指向了更广泛的和人们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形式。另外，当代审美文化的倡导者的认识有着一致性。“关注人类生存的审美化与文化的审美化，为美学学科注入了一种新的价值趋向和精神”[23]。王德胜则认为当代美学研究必定要关涉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及其与我们现实生存实践的关系，则决定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及其批评实践，在今天的现实文化境遇中已经不可能仅仅存在于以往美学那种单纯审美经验的心理范围，而必定直接关涉当代社会的全部现实，体现当代文化建构的意志”[24]。

王朝闻虽然从没有提出审美文化研究，但是他的美学研究思维、方向以及研究对象都与审美文化研究倡导者有着交叉融通性。从对象上讲，他注重艺术和生活的沟通，关注文化艺术批评实践，针对生活现象、环境建设问题等进行分析，指出了当代人物质化、异化的现实问题，强调审美艺术尺度对人性理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来看，王朝闻美学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有者相通性，又明显早于90年代。可以认为，王朝闻美学研究的广泛范围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审美文化转型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实践基础。

三、王朝闻美学思想对确立审美研究特性的贡献

80年代后期，当代美学家对早年忽视审美特殊性，将哲学问题当成美学问题的弊病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新实践美学内部对旧实践美学的误区进行了批判。新中国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爆发了一场意识形态前提下的美学大讨论，以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为攻击目标开始展开，基本论调是何种美学观更符合唯物主义，并进而延伸为“谁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此后80年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然而实践美学内部也有所区别，并不相同。针对中国当代美学60年代到80年代前后的研究历程，90年代许多美学家都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当代美学一个明显的弊病就是将哲学问题代替美学问题。如邓晓芒指出“当人们热衷于谈论美学如何才能是唯物的或辩证的时，他们并不是从美学自身的规律出发来进行分析，而是直接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原则来规定美学应是怎样的；……唯物主义不再是用来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论武器，而成了机械的教条”[25]。朱立元虽然没有明确针对早期实践美学进行批判，但也委婉地谈到，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比较适应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也有一些缺陷：一是过于哲学化，学多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直接研究人的实践、人的自由等问题，没有区分美学的哲学基础与美学自身的问题，将美学问题直接等同于哲学问题，置审美的特殊性于不顾；二是还留有认识论阶段主、客分离的痕迹，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人与现实的关系，对先有人、现实，再有人与现实的关系，还是先有关系，再有人的自我体认、认同与对现实的构建这一涉及当代思想范式的原则性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26]。另一方面，后实践美学在批判实践美学派以及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时，往往自然也将美学问题等同哲学问题。如在批判实践美学中，却直接批判了主体性哲学。“实践美学的要害是主体性。主体性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基础上，这种本体论把存在分割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27]。事实上，对于忽视美学特殊性，将美学关系当认识关系带来的研究弊病的认识，对90年代以后的中国美学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不管如何，中国当代美学忽视美学规律独立性的问题确实曾经存在。王朝闻紧紧追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人的存在的同一性的认识，坚持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都是人的实践方式，坚决反对从物质实践的角度阐释审美关系，肯定审美关系与一般生活关系的区别，以及审美活动在人的存在中的独立价值和重要意义。他将美学研究真切地落实到美学的探讨之中，而不是由一个西方接受过来的主体间性哲学认识，直接地对美学研究的主体性现象进行批判；不是由概念到概念，而是从主体性认识论思想在艺术、美学研究乃至于生活思想领域的影响的具体分析出发进行批判。

四、王朝闻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实践的借鉴意义

王朝闻特别重视文化生活审美现象研究，美学思想主要来自艺术创造和批评实践，来自生活审美实践。他2004年去世，距今不远，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新现象在其理论思想中已经有所反映，有些理论思想虽然形成较早，但来源于艺术现实问题，对今天如何评价、认识艺术现象、艺术创造和文化现象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王朝闻关于艺术的民族化要吸收民族精神的思想，对中国当代艺术民族化创造，具有作为辨析真伪民族化的尺度的功能。他认为艺术的民族特色绝对不是形式主义的民族特色，不是表层的民族文化拼凑。其结合艺术现实，对那些流行歌曲借用民歌特色而风靡一时等现象进行了反思，坚决批判形式主义的民族化创造，形成了反对伪民族化的艺术观念，并指出这种伪民族化艺术不能丰富、陶冶欣赏者的需要。其关于民族化艺术的基本内涵的认识，足以纠正中国当代电影等文化艺术创作中的民族化误区[28]。

第二，王朝闻提出艺术批评必须实事求是，要指导艺术创造，具有提高艺术趣味的责任。这些思想在当代社会艺术批评缺乏责任感，工具化、商业化的现实中，有着对症下药，拯救艺术批评的指导价值。当代理论家对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商业生产的一个环节，成为商业工具的情况也有所认识，如王晓明认为：“一个继续拥有垄断地位、在遵从上述政策的前提下越来越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出版、放映、演出、销售、宣传……）体制，它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状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所谓文学批评的‘商业化’”[29]。许翼心则谈到：“企望获取名利的出版发行商和某些创作人员，也希望文艺批评能成为廉价的广告宣传。”“近年来研讨会盛行。由作者拉赞助，或者出版商出资，开个新书首发式或者作品座谈会，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和深入探讨，也称研讨会；而且规格越来越高，上大酒店，甚而进人民大会堂。还一定要请领导、名家出席捧场，目的当然是说好话。这时候，批评家和记者编辑便成了香饽饽，盛宴入口、红包入袋之前，能否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是对批评家的一大考验。有的名家还没有阅读文本，或者只翻看了一下内容简介、序言编后，便侃侃而谈，言不及文；有的单挑其中一个小节，发挥一通，算是交差；有的则昧着学术良心，瞎吹一气，把三流捧成一流；而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观点和客观的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者，却往往处于不受欢迎的尴尬境地”[30]。此外对批评的批评不绝于耳，著名批评家张闳撰文抨击当下批评的“两大病症”：学院批评的堕落和市场叫卖式批评嚣尘[31]，前者因学院的官僚化和利益化而蜕变为“行业修辞”，生长为巨大的“话语肿瘤”，后者则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走向了“厚黑”与无耻。当代批评家的认识和王朝闻英雄所见略同。

第三，王朝闻强调城市建设要有全局和谐观和个性化原则，这对当代社会的城市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他提出了城市建设必须要有民族文化个性的要求，反对为适应游人的物质需要而忽视审美需要，反对以现代建筑损害文化古迹、以人工建筑损害自然风景。他提出的旅游点建设的民族个性、自然趣味、审美超越等原则，以及城市建设的负责人必须具有审美能力和全局观念的要求，可以视为一种于人有益的当代城市建设、风景区管理理念[32]。

第四，王朝闻提出广告的诚信问题，认为广告形式的新颖美化应当与其实际效果统一，这种思想符合当代人的实际需要。尽管理智上我们知道广告的目的在于推销，必定有虚假成份，但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广告仍然怀有诚信的期待，尤其是对名人广告，人们期待从自己所熟悉喜爱信赖的名人那里听到真实的信息。然而现实生活中，明星做广告并不负责任，商品的宣传效果和实际效果相距甚远，引起公众投诉的情况越来越多[33]。从众多的明星广告带来的信誉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广告也应当具有真实的内容，否则不仅代言人的信誉出现危机，广告宣传者本身更会陷入真正的危机。这种现实情况说明广告应当具有真实的内容，应当诚信。尽管我们无法规范广告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但是可以认为，形式和内容统一的商品才能成为真正的名牌，才能赢得人们的信赖。王朝闻对广告形式主义的批判、对广告诚信的要求对当代社会广告的发展方向具有借鉴意义。

第五，他对艺术界的性艺术、行为艺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坚决反对将艺术完全等同生活，反对艺术的低级趣味，强调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这种理想的艺术观仍然是我们当代艺术所应追求的境界。目前国内行为艺术仍然盛行，并频繁出现暴露隐私，裸体出现于公众面前的行为主义艺术家，这些行为艺术能为人们带来什么体验值得我们反思。同时网络流行的木子美等人以暴露性日记以出名的现象，还有芙蓉姐姐搔姿弄首的形象频频自暴在网络，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这些网络偶像和网络名人虽然被一些人批判，但却在青年人中成为名人，甚至赞赏模仿。而他们所谓的艺术创造往往就是身体写作，生理行为的纪录，如果艺术都沦落与生理行为完全等同的地步，并且沦落到丧失道德伦理以及爱情的动物行为时，我们的生活是否还有希望？此外这些网络流行文化的低级趣味对青少年的审美趣味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社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是值得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生产者、管理者重视的问题。

王朝闻美学注重审美实践，其理论至今可以解释我们的艺术和生活的现实问题，他的努力表明，美学应当紧密地联系生活现实，美学应当能够解释现实生活，美学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