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核心是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教育是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核心内容，上海理工大学闫小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奚洁人也认为“一定的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态度、行为取向及评价标准。正确的价值观是领导者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不仅领导者自身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优秀领导者同时也应该具有引领和改变追随者价值观的影响力。”大学生还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育人的首要任务，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核心是价值观教育，应贯穿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全过程。
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要重视价值观的融入问题。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秀娟教授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高校对大学生领导力教育逐渐重视，但其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领导力教育实践方面，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学生干部领导技能的开发，而忽视普通大学生领导潜能的激发及领导价值观的培育；在学生领导力教育研究方面，也多以学生党员、学生骨干、学生领袖等学生干部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大学生“领导者”的领导力培养问题；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大学生的领导素质、能力等领导技能训练方面的内容，对于如何培育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格素养重视不够。国内学者张智强也强调，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研究不能仅限于技术层面、能力层面的教育研究，还应该注重价值观教育的研究。陈国安指出，教育本身意味着价值传承、价值引导和价值教化，是关系到价值使命的事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问题，当前青少年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教育刻不容缓。
2.价值领导力是大学生走向世界绕不开的话题
Adel Safty指出，现今世界各地的人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波兰到2005年的厄瓜多尔，都已经认识到他们有必要实践价值领导力。不同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模型关注于竞争和争夺权力的斗争，用生产率的增长来衡量领导力的大小，他认为价值领导力应该是关注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共同关心的事物，寻求人类共同愿望的实现,并利用知识壮大和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价值领导力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且这一领导力概念即使没有行政权威，跟随者也会被隐含于“领导者”身上的价值观念所吸引，从而赋予其最高的权威，即道德权威。Adel Safty在20世纪90年代曾主持第一届联合国领导力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领导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中最受争议的话题就是对领导力概念的界定。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对于如何定义领导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经常产生分歧和矛盾。联合国担任领导职务的西方国家成员经常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参与者的质疑，要求联合国行政官员解释为什么总是他们担任领导者。在Adel Safty看来，这一问题是基于这样一些错误的理解，即发展中国家将领导职位与权利和权威等同，当局的高级别职位授予了职位持有者领导品质。Adel Safty指出，人们应该将价值观作为重要考虑要素对领导力范式重新加以修正，领导力的重要功能应是促进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为人类消除不平等，减少歧视，并能够促进人类个体的、文化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发展，即通过领导者的活动，推动人类生活的全面提高。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江畅教授指出，在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增强的同时，我们需要构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底色的新价值观，以树立当代中国的价值形象，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构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增强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现实的对接，可以促进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袁祖社教授也认为，要实现中国传统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有机耦合，就要坚信核心价值的践履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国民之公民风范（公民性）的养成过程。我们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之中，要想融入世界进步的大家庭之中，培养价值领导力是题中应有之意。
3.领导力教育离不开价值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的发展
领导伦理学教授Ciulla曾指出，有关领导力的最终问题不是领导力是什么的问题，这只是个事实判断问题，研究领导力的全部着眼点其实是关乎价值判断的问题。Dewey、Kolhberg等人认为人的发展具有一种积极的内涵，包括生理成长、认知发展和道德发展，它是一个自然过程，而非一个无意识或单纯的生物学过程。同时，发展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当中，很多因素都能介入或妨碍这种健康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中内部环境是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包括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外部环境是影响价值观形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又包括环境、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微观层面上,地区社会环境、学校环境等亚文化也会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许燕和王砾瑟发现尽管同属于儒家文化,北京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是社会型,而香港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是信仰型。Bruce等人对价值观形成的环境因素进行了更细化的研究。他们将大学环境分为学习环境( 学习任务、学习班级等) 和非学习环境( 社会实践、工作经验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价值观变化与二者存在相关,通过改变校园环境能够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选择。跨文化研究者相信，价值观存在于社会文化的核心，尽管有多种环境因素和不同层面文化因素的重叠影响，文化在塑造理想型领导力内容和领导者行为表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发展的本质问题，Piaget认为是认知功能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发展；Rich Harris关注社会心理因素；Kohlberg从道德发展的不同层级进行区分。无论争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即技能、知识、理解及道德行为的发展是人们所共同期望的。对于高校来说，当前急需要做的是，我们如何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构建有效的内部组织文化，过滤掉那些来自各个方位的有害压力，用智慧来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我们的学生在提升领导技能，掌握领导知识的同时也能发展自身的价值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