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清移民与陕南民间美术观念之间的关系
摘要：明清时期陕南地区成为以湖广、闽粤和皖赣为主体移民居住地, 移民不仅是人口的流动迁徙与经济开发过程，也是文化的流徙传播过程。伴随着文化的整合，陕南民间美术的观念也受到影响并形成独有的特色，本文试着从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民间风俗着手对陕南民间美术观念的影响进行探究，抛砖引玉，以期对厘清明清移民与陕南民间美术观念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移民 社会结构 民间风俗 陕南民间美术观念 影响
陕南地处陕西南部，汉水上游，北靠秦岭，与关中相望，南依巴山，与川、渝相接，东临鄂、豫，西连甘肃。陕南地区气候适中，水源丰沛，自然资源丰富，在汉水长流在秦岭与巴山之间，形成一个个山间腹地，陕南主要的农耕地带，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明清时期陕南分属于三个行政区，即汉中府（今汉中市）、兴安州（府）（今安康市）、商州直隶州（今商洛市）。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28个县区，长江最大支流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在汉水流域中上游分布着明清大部分陕南移民，是一个移民区域，汉水文化具有南北融合的特点。
一、陕南民间美术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环境是指某一文化生存背景与生存状态[1]。陕南地处汉水上游秦巴山区,北有秦岭阻隔,南有大巴山脉,界内山川纵横,交通不便。但是,其地处秦、陇、鄂、豫、蜀5省交界地带,北通关中、南近川蜀、西接甘肃、东连鄂豫,为关陇、巴蜀、荆襄间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移民迁徙是人口、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之一，明清时期陕南的移民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对陕南民众多元化格局的奠定，无不烙上移民历史和文化的印记，对陕南民间美术的嬗变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离开了明清移民的历史也就无法更好的研究陕南民间美术观念受到的影响。民众的大规模迁徙与融合也形成本地区多种文明共存，民间美术形态的原始古朴，宗教文化浓郁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开展本研究不能忽视陕南的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各地移民之间相互融合的浓厚渊源关系的陕南区域文化的特征。
二、明清移民与陕南民间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1、明清移民
宋元之际,陕南沦为南宋与金、元战争的战场,长期的拉锯战使陕南人口耗减严重。元代陕南地区人口仅为29 996口[2],不及北宋1102年(崇宁元年)469 583口的1/10。由于元末明初陕南成为一个地旷人稀之区, 明代以来，陕南地区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人口迁入区[3]。明代有两批较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一次是洪武初年山西移民迁入商洛,一次是成化年间“荆襄流民”附籍陕南东部。这两批移民成为历经战乱灾荒陕南居民的主体,即后来陕南所谓的“老民”。正统二年（ 1437年），“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峪中潜住”[4]。仅这次流入汉中府的流民即达四五人之多。[5] 成化十二年后，各地流民仍不断涌入陕南等地。成化十八年，吴道宏等奏称“：自去冬以来，河南、陕西、山西、北直隶流民，扶老携幼入荆襄境内，潜奔入山”[6]。该明代陕南移民的迁出地主要来自河南、山西、四川、甘肃、湖北及关中,正如薛平拴先生所言“明代迁入陕南的移民主要来自我国北方地区，而来自我国南方地区的移民则相对较少。”[7] 因此，在陕南民间习俗中会出现习尚不一的现象，正如汉阴县“初惟二里，其居民星散在万山中，石多土少，刀耕火种，兼猎兽以为食， 勤俭质直，颇有古风。成化庚寅岁，四方流逋，蜂屯蚁聚，巡抚督宪原公请于朝， 编籍入新里者八，其旧在版图者 ，今十存一二，皆各省流民，习尚不一”[8]。由此可见中原风尚习俗流传到陕南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原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识等也随之进入陕南地区。明代移民奠定了陕南人口的基础地位，它是历经战乱灾荒后陕南人口的主体，也是后来陕南所谓的“老民”。##end##
明末清初，陕南地区因饱受战乱，洛南县“劫烧无遗，人民百存一二而已” [9]， 异常荒凉“而田园长蒿莱， 行百里间绝人烟矣” [10]。白河县在清初也是 “百里不闻人声，四境荒芜”[11]，荒凉至极。汉阴县城在康熙初仍然是“一望萧条，如同瓦砾”[12]。宁陕厅（今陕西宁陕） 在顺治年间由于“劫掠焚杀，山中之氓， 所存十无一二”[13]。山阳县直至康熙中期仍然是“里甲丘墟，现在（康熙三十三年）落落遗氓,各占一地， 惟知务农， 有一户住一山坞者， 有二三户住一沟溪者，多则十余户住一原一坪者，便为大村”[14]。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财赋，从康熙年间起，陕西官府开始大力招徕各省贫民充实本区。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如清人严如煜说“山内地广赋轻， ……缘当国初定赋之时， 多系未辟老林， 故率从轻科” [15]。与此同时，东南各省祸连兵接，灾荒不断，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江西省“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16]。在湖南及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过去繁华的长沙，“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全无……荒凉景象，惨苦难言”；就连一向人烟稠密、土地高度集中的江苏各地，此时也是“荒田连千百顷，其多者以里计数”[17]。
清代孝义厅（今宁陕）由于境内移民来自各省“故性情各异，风俗亦不同”[18]。白河县境内移民甚多，“错居多诸方之人，声音五方皆备”[19]。宁羌州（今宁强县）境内颇多四川籍移民，故其“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20]。石泉县“土著寥寥，四方商旅，聚而成族，其间冠婚丧祭之仪，岁时伏腊之习，各不相同，互相揶揄矣”[21]。商南县“惟客民过多，五方杂处，民情刁讼，相习成风”[22]。
清朝建立之初，陕南“国初时而田园长篙莱，行百里间绝人烟矣。”[23]至康熙年间，陕南还是“土旷人稀，比川省为重。”矛人口的减少，严重的影响了陕南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财赋，从康熙年间起，陕西官府开始大力招徕各省贫民充实本区。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乾隆以后，涌入秦巴山地的各省移民 “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 取石支锅，拾柴作饭”[24]。
与此同时，东南各省祸连兵接，灾荒不断，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明清时期的移民浪潮“以湖广人为主的移民迁人与四川毗邻的陕南，是“湖广填四川”的自然延续” [25]。
明清时期迁入陕西的移民，则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迁出地主要是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江西、福建等省。
2、移民文化的扩散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的流动是文化传播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和途径；人的流动，就意味着文化的流动。“人是观念、信息、文化的载体。当人迁移流动时，不论是迁移流动的个体，还是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毫不例外地随之而移动。以生活方式为例，生活方式以人为载体，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群体有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口迁移的同时也迁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也同样如此。”[26] 陕南地区的文明处在两个或多个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带有不同文化板块间的混合性和流动性，跟中原文化形成某些异质对峙和在新的高度上融合的前景。而文化的碰撞，也直接引起了文化的边缘活力。
文化传播需要媒介,移民是文化传播最主要的载体之一。移民作为一种活的文化载体，随着他们的迁移，必然会将迁出地的各种风俗习尚如语言、饮食、服饰、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带到迁入地， 并对迁入地的社会风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7]明清时期湖广、闽粤等地是以家族形式进行规模较大的移民迁徙活动，把湖广、闽粤等地的文化观念或手工艺带到陕南秦巴腹地及汉水谷地。这是典型的文化扩散，它不仅传播距离远，而且同陕南土著文化之间有很大间隔。如皖南、闽粤等地建筑形式通过移民扩散到陕南。陕南的外来流民，以两湖人最多。如在汉中府，客民中两湖在首位，次则川民，再次则安徽人。[28]兴安府的情况大致相同，如安康县的客民中两湖、四川籍最多，其次是河南、江西、安徽人[29]。
明末清初，伴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湖广、闽粤、皖赣等地居民不断向陕南迁移。新移民的家族在陕南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拓展。他们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与原乡的家族、乡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移民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源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中国的祖先崇拜,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民众对于原乡的乡族,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在种种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下,外来移民纷纷在陕南居住区建立祠堂、会馆，来维系家族观念、文化观念不忘祖宗的情结。
随着外来移民对陕南的日益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移民的家族也在陕南得到了比较迅速的繁衍和拓展，散布在陕南各地。然而,这些已经在陕南扎下根来的家族,却依然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与原乡的家族、乡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陕南各地移民的家族、乡族之所以能够在远隔海洋的不同区域内继续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一方面固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源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在陕南移民历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祖先崇拜,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人们相信对于祖先的崇拜将对于后代子孙的发展有所帮助；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奉祭自己的祖先,数典忘祖,那么就有可能受到阴谴,于子孙的繁衍和事业的发达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迷信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于原乡的家族和乡族,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移民到了陕南以后，社会的动荡和比较无序的垦殖环境,都给移民的安居和家族的拓展增添了诸多的困难。
3、陕南民间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由于明清时期的移民，尤其是清代中叶大量移民的进入，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陕南地区的社会风俗、文化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深影响到了陕南历史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既有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之特征、又具三秦文化之内涵。正如陈良学先生所言“南、北方各省和中原地区广大移民的大量迁入定居，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古老的陕南文化在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以及岭南文化等外来文化形态的冲击和交融中，得到不断升华和完美，从而形成了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的地方特色，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了重大发展，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直到今天仍深深地反映在陕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0]。
三、陕南民间风俗对民间美术观念的影响
1、民俗与民间美术的关系
民俗学专家张紫晨先生在论述民俗与民间美术关系时指出，民间美术是民俗活动的直接需要，“它来源于民俗，是民俗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是受民俗活动或民俗心理的制约的。民间美术是民俗观念的载体。”同时还指出，民间美术同民俗一样，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民间美术是一种有形的文化，也是有形的、实体性的民俗。”[31]
民间美术与民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融汇交织在一起的，二者的关系也是由于民间美术特殊的性质和形态特征来决定的。正如张紫晨先生所说：“民俗与民间美术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32]民间美术常常随民俗活动的开展来得到展示，与民俗紧密相连，是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俗活动作为民间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态，民间美术都与它在内在结构和表象上存在必然联系。研究民俗需要联系民间美术事象，研究民间美术也必须把它“当做一种民俗现象来考察，不研究它与民俗活动的联系，也就使民间美术失去了依托，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深层的了解。”[33]
2、民间风俗的变迁
明清陕南移民不仅是一个人口的流动迁徙与经济开发过程，也是一次文化的流徙传播过程。五方移民的流动与聚生，必然伴随多元文化、多种习俗的汇聚、交流与融合。明清时期陕南各地接纳了大量外省移民之后，整个社会状况是“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34]。伴随着土著居民的急速减少，大规模的移民进入陕南地区必然引起当地民间风俗的变迁。
以婚俗为例，在陕南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五方杂处，各自保持自身婚俗独特风采的同时又相互交融。一方面二者婚俗有异,道光《宁陕厅志》记载“其问名、纳采、亲迎,土著、附籍各从其俗”。外来移民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婚姻议定必须有庚帖,必须有“添箱”和“送行”,此乃川楚移民婚俗。据《南郑县志》记载土著的礼制婚俗“礼仅存其四,代纳吉而礼缺焉”。在迎娶仪式上, 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的最大不同是婿必亲迎,从女方回来由新郎乘马随轿。“回门”时间也不同, 外来移民是三日后夫妻同回;而土著一般是迎娶次日即回。另一方面二者也有相融之处。乾隆《镇安县志》载本地婚俗“嫁娶多无庚帖,惟凭媒妁说合;以彩礼为据,亲迎难备花轿,亦有婿往亲迎者”。这说明在当地两种婚俗是并行不悖的。《南郑县志》中有迎娶时“雁不可得,以鹅代之”之语,以鹅代雁,此乃荆楚风俗。《石泉县志》也载“其间冠婚丧祭之仪,有沿客习而变者”。故可知在当地土著和外来移民婚俗是在逐渐相融的。
大量移民的迁入,使陕南“风俗丕变”,尤其是众多长江中下游省区移民的进入,使当地风俗不可避免地带有江南特点,对陕南原有风俗冲击甚大,如紫阳“在清初土著无多,今之土著多乾嘉流寓也。习尚各殊,久之亦与之浑化,不甚相远”[35]。有些地区甚至完全为移民风俗所替代,以致“冠婚丧祭之仪,有沿客习而变者” [36],使陕南成为“地虽属陕,而服食、器用、文字、语言实有南方风气”[37]的地区。
3、陕南民间美术观念的嬗变
“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创作的观念意识，最终应归结为作为民俗社会精神实在的文化观念。民间美术的观念，其实是民间文化观念在审美造型活动或造型艺术中的作用和表现”[38]。民俗是民间美术的载体，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当地的民间风俗。陕南民间美术是陕南民间文化的一个缩影，陕南民间文化观念也会通过民俗活动来体现民间美术的审美意识和心理，它与陕南民众生活紧密相连。正如民间美术专家靳之林先生指出：“民间美术是为包括生产劳动、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日风俗、信仰禁忌和艺术生活在内的自身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艺术”[39]。陕南民间美术与当地民众的衣食住行和民俗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挑花、年画、剪纸、皮影、社火脸谱、民居、藤编等。可见，陕南当地民间风俗的变迁必然会引起陕南民间美术观念的嬗变。
以挑花为例，陕南民间挑花大多数是在白色坯布上挑绣蓝花或在毛蓝布上挑白色花纹，色彩鲜明沉着，饱和而谐调，仅有少数用棕色、黑色挑花，一般都注重黑白对比效果，有少数绣品，色调清秀明快，图样古朴典雅。以蓝色为主的绣品中偶有粉红、紫色出现，起到点缀的作用，有时亦用少量黄栌树杆，姜黄、核桃树皮、红花草等植物染料施染，制成彩绣。但是我们发现在陕南挑花中另有一部分是以黑色、藏青色土布为底，运用红色、黄色、绿色、
白色丝线挑龙凤、花鸟、人物、虫鱼等图案。这一现象恰恰楚人尚黑、赤二色相吻合，辅以在明清时期陕南曾有楚人的迁徙定居，可以推论陕南挑花曾受荆楚文化的影响，多有楚风之遗韵，为其一变。
明清移民使陕南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伴随着不同地域文化在陕南地区的传播、变异与整合，“不同层级甚至不同模式的文化因素都可能在历史过程和现实际遇中作用于民间文化，促使民间美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由此可以管窥陕南民间美术由于文化的整合必然为适应民间文化的变异发生嬗变。
小结
由于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进入,加之移民来源地较为集中,因此移民不但将原住地的风俗传入陕南地区,而且落地生根,致使陕南地区民间风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间风俗的嬗变对陕南地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仅使陕南民众心理上更加认同陕南是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而且依附于当地民间风俗的民间美术无论从造型样式、题材选择上还是审美观念、文化意蕴等艺术特色上也具有典型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以及岭南文化特征和区域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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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人文社科专项《明清移民与陕南民间美术嬗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JK0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