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维贫困视域下，精准扶贫不仅要扶“物”，还要扶“智”，更要扶“志”。物质扶贫仅仅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能力扶贫、精神扶贫才是精准扶贫的根本。只有文化民生的持续改善，能力扶贫和精神扶贫才有厚实的文化根基。
（一）物质扶贫是保障性扶贫
物质扶贫是针对物质贫困而言的。这里的物质贫困，是指因为经济收入不足而不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平或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的状况。物质贫困直观地表现为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如饥饿、穿衣、疾病和住房等。物质贫困只是贫困问题的“冰山一角”，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物质贫困的原因包括资源、市场、教育和治理多重因素。生态脆弱和自然禀赋不足，劳动技能缺乏导致产出不足，交通信息闭塞导致产销脱节，教育落后影响人的发展现代化。物质贫困可用简单的人均年收入来评判，可以瞄准“扶持谁”的问题，但对“扶什么”、“谁来扶”、“扶得怎样”却无法给出具体回答，需要进一步透视物质贫困背后的文化“冰山”。
（二）能力扶贫是实质性扶贫
能力扶贫即所谓的扶“智”，所指向的是人们应对贫困的能力。这里的能力贫困，是指主体获取发展机会和实现预定目标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往往与有无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机会是否平等、与人的实质性自由获得与否密切相关。就不平等而言，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其中，“知识和技能的扩散”不但对“不平等的削减”起到的是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是推动一国范围内国民收入分配更趋平等的“主要力量”。就人的实质性自由而言，阿马蒂亚·森依托其对贫困问题和经济伦理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是人的实质性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从人的可行能力角度看，贫困问题通常缘于可行能力或实质自由的被剥夺。也就是说，贫困实质性是一种能力贫困。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能力扶贫是实质性的精准扶贫。换言之，知识、技能扩散和实质自由能力提升应当是精准扶贫重点关注的维度。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引领下，能力精准扶贫需要我们关注“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只有促进每个人的实质性自由获得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只有能够促进公正合理友善的整体性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必须做出相应制度安排。在机会平等方面，我们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关怀尚少，提供给弱势群体的社会机会特别是实质层面的机会仍显不足。精准扶贫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外源式“输血”，而是转向更深远的内源式“造血”。满足主体合理需求，给予其充分的尊重，注重提升其可行能力，让贫困群众感受到“施助者”的积极尊重，“受助者”能主动积极地融入其中，才能真正实现彻底脱贫。
（三）精神扶贫是根本性扶贫
精神扶贫即所谓的扶“志”，所指向的是贫困的“根”和“源”。这里的精神贫困，是指特定贫困群体的文化知识不足而导致的发展观念落后和发展动力的匮乏。精神贫困是造成能力贫困和经济贫困的主要障碍，也是贫困得以生成的深层原因。由于长期物质生活匮乏，一些人逐渐形成了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和等待救济的依赖观，这是造成贫困落后的重要因素。从多维贫困来看，物质贫困是表层性的贫困，能力贫困是实质性的贫困，而精神贫困是根源性的贫困。精神贫困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学者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这种行为反应内化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传统文化。贫困文化的特点就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6]在文化引领发展的时代，文化越来越被看成是“变化的原因”，“是一种人类必须大力控制的活动”，在我们意识到文化拥有强大力量之后，我们就能“更有意义地、自觉地和系统地对待文化”。新时代精准扶贫要引导群众走出贫困文化怪圈，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群众内心蕴藏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