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物质民生是人民的生存权益的话，那么文化民生就是人民的发展权益。这种发展权益的保障才能激发人的主体性意识，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的人。文化民生是精神层面的人民生计，是直达人心和触及灵魂的深层次民生。在文化成为发展灵魂的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引导人类解决贫困问题的强大力量，文化民生成为发现贫困、解释贫困、辨别贫困和解决贫困的重要路径。就精准扶贫而言，文化民生不仅可以为剖析贫困根源提供系统解释力，而且为辨识贫困本质提供准确判别力，为根治贫困症结提供内生解决力。
（一）文化民生为观察贫困现象提供准确辨识力
准确辨识贫困现象的本质才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具体的文化民生样态为判别贫困本质提供了依据。贫困类型可能是一般的物质贫困，物质和能力的双重贫困，物质、能力和精神的多维贫困，贫困致因也有直接、间接、突发和终极等原因。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对大千世界的独特理解，贫困地区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呈现出特殊的文化民生图景。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就是“穷根”的关键所在，有学者将“乡村的价值分成了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教化等六个方面”，通过这些要素展现的贫困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为我们辨识贫困本质提供准确依据。贫困的致因可能有教育、医疗卫生、信息闭塞、就业机会、失去尊严、可行能力、宿命文化等诸多方面，更为常见的是多维因素的叠加。多维贫困视域下，精准扶贫要准确判别致贫的文化根源，做到差异化和针对性地因户、因人精准施策，从能力提升和文化动力方面找到突破口，实现脱贫的标本兼治。
（二）文化民生为剖析贫困根源提供系统分析力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文化定义是，“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这里的文化包括了四个要素：生命过程、生存困境、解释系统和应对努力。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可见，文化表征人的存在价值，阐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文化是人的历史生存样式与思想样式、道德理念、宗教和哲学体系之间的动态系统。文化作为生命过程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个解释系统，它不只是简单、客观地呈现人类生存状况，而是深刻地解释、揭示人的生存困境。文化显性表现为器物层面的生活方式，半显性表现为制度层面的社会规范，隐性表现为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文化具有整体性、前后关联性、价值性和批评性，可以为经济社会现象提供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系统，并且这种解释具有历史逻辑性和现实超越性。对贫困根源的历史分析可以鉴明现状及成因，对贫困本质的文化哲学分析可以审视对策与未来。精准扶贫要从贫困者所处的文化时空来剖析贫困的文化根源，贫困现象的背后必有其特殊文化背景。诸如，生态环境脆弱导致传统农耕生产难以解决生计，信息闭塞远离现代市场导致缺乏就业机会，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落后制约可行能力发展，长期贫困导致精神荒漠和能力赤贫。因此，文化民生为深度透析贫困的文化根源提供视域，为剖析贫困根源提供系统分析力。
（三）文化民生为根治贫困症结提供内生解决力
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人文传统，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积淀。精准扶贫需要从文化民生视角探寻致贫的文化根源，探寻文化发展的途径和可能，以先进的文化激励人、发展人，进而彻底铲除贫困根源。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中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综合发展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5年在巴黎的研讨会指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求：“就模式而言，它必须是基于人民的文化本性，从内部形成起来的；就其最终结果来说，它必须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来为人民服务”。治标的扶贫可以采用复制式、外源性发展方式，而标本兼治的扶贫应倡导参与式、内源性发展方式。借助外力的复制式、外源性发展只是脱贫致富的阶段性发展策略，彻底的脱贫一定是人、资源、产业、社会相互融合的内源性发展。“文化比经济更能解决发展问题，文化能够将发展问题和可能性，合理地置于现实环境中，并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法实现经济和环境、资源消耗和保护、竞争和合作、科学至上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唯物论、道德伦理等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文化民生实现人的文化发展，培育人的主体性和进取心，实现外源与内源融合发展。这种内源性力量的生成需要长期的文化涵养过程，特别需要形成一种促进人的可行能力和精神唤醒的有效参与机制，通过主体有效参与激发其精准脱贫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