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媒介素养教育的兴起与该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密切相关。南非在整个20世纪基本处于种族隔离时期，1948年白人民族主义党执政，正式将种族隔离政策合法化，之后又通过系列法律将黑人驱逐出原来的家园，使其被迫迁入黑人社区。当时为了抵抗白人的种族隔离法，南非国内掀起了反种族隔离运动，到1980至1990的10年间，反种族隔离声音越来越强烈，种族隔离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抵制，1994年以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才正式结束长达近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这一时期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产物。
在1994年种族隔离废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白人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公共服务上享有比黑人更多、更高等的权利。当时白人种族隔离政策的宣传主要依托于三种机构：媒体、学校教育体系和教堂。媒体方面，大部分媒体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为白人，因此媒体也倾向于报道与白人相关的新闻，占报刊多数的自由派报刊对种族隔离现象视而不见，同时，针对当时白人政府的媒体审查制度，媒体自愿将这种审查转为自我审查，所以对国内一些激进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如索莱托学生反种族隔离运动，白人媒体要么采取不报道的方式，要么就改变报道框架，将其定义为学生暴力起义或社会内部矛盾。教育方面，1953年推行的班图教育法，班图教育的宗旨是让黑人青年从事低收入的劳动，减少与少数白人的竞争，为此学校课程、教育机构的设置对白人和黑人区别设置，黑人在教育设施、教材和师资水平方面都大大低于白人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儿童的失学率和辍学率非常高，高中毕业的学生则少之又少，仅占整个在校黑人学生的2%。班图教育机制向黑人传达了这样一种讯息：教育隔离是天生的，白人教育理应优越于黑人。在教会方面，牧师们则以上帝之名向信徒们传达种族优劣性观念，并突出黑人天生的蒙昧性、落后性。
种族隔离时期的教育、媒体、教会等是白人政府宣传种族隔离的工具，这种隔离之下的媒体不再是独立、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者，教育培养的也不是独立思考的个体，而是习惯于种族隔离之下的消极学生。为了抵制这种现象，1970年末，一些反媒体审查与种族隔离的社会组织出现，南非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是由这些组织推动，其主要以媒介教育这种方式作为推动消除种族隔离、推进社会运动的政治议程而发挥作用。
最初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由草根组织推动的，当时出现的较为著名的NGO有妇女传媒观察组织和媒介资源中心（MRC），前者是一个社区性的教育机构，后者则是由教师和记者群体组成的公益团体，其宗旨是确保教育性的媒介资源能够平均分布，MRC下设有媒介教育项目，旨在推动学校开设媒体教育课程。这些草根组织的媒介教育运动主要是为了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国内白人精英的种族宣传和媒介审查制度，希望通过草根组织的力量，让民众意识到种族隔离的的严重性。
如前面所说，种族隔离教育体制下的民众和青少年对社会现行体制常常是习惯性认知或无意识的默认态度，这一时期媒介素养教育核心就是要唤醒民众意识，鼓励民众勇敢发声反对种族隔离，并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替代性方案。这一教育宗旨便被称为“公民勇气”（civic courage）。当时的媒介素养教育试图将儿童的生活体验纳入到学校教育中来，通过教育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让青少年群体对其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一种批判性认知。对媒体内容的批判性分析被视为赋权学生成为批判性公民、推动社会民主进程的重要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反种族隔离进步人士鼓励学校教师采取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教师培训工作坊，利用教案、教学活动等方式颠覆种族隔离制度，并将其所学知识传授给学生。部分草根组织的积极分子甚至自己作为教师参与到学校教育中去，将批判性行动和批判性教学进一步结合。
1980年代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一些青少年群体开始关注政治选举等事件，并将其焦点放在以黑人为受众群体的新闻生产上，1990年媒体资源中心的学生在接受媒介教育之后，利用媒体生产了一些告知黑人民众选举流程的地方性视频和有关乡村地区和祖鲁语选举者的新闻信息，可以说，南非的媒介教育始于反种族隔离运动，其内容和实践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南非民主政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