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时代的变势和变化的结果，互联网不仅持续冲击和变革着传统媒体的生存形态与传播形态，带来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服务与社会舆论引导主位角色的客观消解，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产业模式与运营理路，带来传统媒体市场格局诸多的现实问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回顾互联网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信息生产、传输、传播、交互、聚合与共享方式的不断创新进化，从技术、界面、平台和渠道等方面，正在全方位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阅读与交流的路径以及社会互动与关联的模式。从Web1.0时代网站单向度的信息传播与网民单向度的信息阅读，到Web2.0时代网站和网民等传受主体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流与互动，再到Web3.0时代网络对受众和社会的深度浸润、全方位联接与裹挟，互联网发展以日益移动、智能、互联的网络化社交和社交网络化的名义，激荡着整个社会。
一是从个体的层面，通过个体传播力的释放，向广大受众赋权，对受众生活、学习、工作、日常交往相关的一切社会行为实践、观念价值认知、人际关系建构、社会文化理解与心理认同等，进行广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涵化，带来新一轮社会个体化大潮和个人主义新动向。
二是从集体的层面，通过共同身份、形象、利益等的建构与关系分享，向广大组织和社区赋权，对社会群落分化重聚的结构流变、社区资源流动与利益分配模式、集体关系建构维系的尺度与标准、组织变革的方式与路径、群体意义与集体认知、信念、思维、情感、决策的价值协同等诸多方面，进行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赋能，带来公共领域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群体和新型的公共社会基础。
三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通过网络化话语、权力、关系的社会嵌入，对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秩序、政策资源与政治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主导性文化的跨文化化和多元融合、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坚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统一建构、民族形象与国家影响力的整体提升等，进行政治地理学意义的全域式影响和框架式赋能，媒介网络的使用让社会关系变得脆弱、技术化和社会心理化，极易导致国家意识和国家关系旧模式对于中央协调的诸多异质与冲突，网络政府、网络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正在成为全新的议题。
很显见，互联网赋予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技术代码就是力量的工具。当互联网技术的遗传密码以不断迭新的方式和形态被深度、广泛地植入到单向度传播和中心化结构的“大众社会”的基因链条时，这个社会便被赋予了生物学的意义和力量：社会的信息不仅可以被自由存取、编辑、复制、改写和分享传播，而且，社会的每一个节点、细节、逻辑结构与序列也获得了裂变的能量、选择性编辑重组的机会和程序化表达的价值。可以说，网络社会化和社会化网络直接改变了既有社会信息、权力、价值与利益的供求关系，并从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层面上反应出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层面明确指出，“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不能以这个时代的意识为依据，而是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去解释”。兼具技术与社会双重属性的互联网，作为有效的社会互动装置，几乎关联着网络节点、终端和社区的一切个体、社群和组织。媒介技术与媒介网络早已被塑造成为社会进程的全新环境。作为典型媒体形式和社会组织的传统媒体，在充满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和高风险因素的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与转型的新时代，拥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越来越多的程序控制与通行代码，从个体关联、群体与组织关联、社会关联等基本面，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能力、影响力、意义和价值。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传媒变革议题，更是一个助推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的政治议题。从传统主流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协同演进的视角，新时代中国传统主流媒体融合赋能改革，作为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系统，其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的认知意义就进一步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