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主流媒体主体以及国之重器的中国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媒体以及主流网络媒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开启新一轮的深度融合与创新赋能改革，不仅是当前传统媒体转型战略中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崛起战略的重要议程。新媒体时代的受众信息阅听与资讯获取的网络化趋势，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社会舆论主阵地的弱化和边缘化风险。传统主流媒体必须重新定位和解读新时代的互联网思维，强化新闻传播与舆论主导的行家里手功能，就必须坚持传统主流媒体为体，互联网新媒体为翼，从传统媒体单向度的互联网加法思维，到与网络新媒体的交互融合智慧，再到新型主流媒体开创舆论主导新格局，最终实现主流媒体的社会化传播赋能与多向度产业赋能新境界。要深刻地理解、把握、推进和实现中国主流媒体的这种改革图景，有必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完善理性认知。
（一）基于社会认知的“新时代”
这里所秉持的社会认知理念与视角，是要在人类认知的整体框架系统中，着眼于人的社会性、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性及其价值思维，来批判解读人们对于变迁中的社会事物的认知、理解与价值选择。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论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学习与行为效能时就开创性指出，“社会认知作为人们谋求社会化生存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是人们根据各种社会变量刺激的性质、关系、社会意义及其价值大小，有选择性地作出分析、推理、判断与裁决的结果”。由此可鉴，个体和组织的动机理路、行为模式、态度立场等，在受到内在效能与因果模型的驱动与影响时，也必然要接受外在环境因素的型塑与控制。
新时代释放出的最鲜明的社会信号与社会力量就是，在改革中扩大开放和在开放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一个正在组织化的主题，也说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巨大历史变迁。从资源汇聚和信息汇流这两大基础性动力的矢量特征上，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的产业发展中心、商务金融中心、政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传承中心以及大国智慧治理中心。由此而至的人们社会认知、生活实践、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就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文化多元、意识形态冲突和社会阶层的异化重构。这不仅是中国社会演进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更是我国传统媒体深化改革必须予以正面回应的现实问题。
领跑现代社会变革宏流的数字化传播技术和沟通方式革命，创生出这个时代特有的新媒介交流工具、话语方式、表意体系和语言文化，从物质性或是符号性的认知、理解与解读方式上，几乎颠覆性改变了包括社会学习在内的一切社会互动的本质和实践逻辑。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界面、平台与渠道的创新使用者、媒介内容的专业生产传播者、文化产业的主体建设者、思想政治与国家政策方针的宣传者以及舆情监测者和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守望者的传统主流媒体，也被推向变化风潮的最前端。在这个以变促变、以变应变的时代，变化与影响共处，风险与机会并存，整个世界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有如美国社会学家Philip George Zimbardo所言，“要生存适应变化的环境，就必须理解你是如何影响他人和其他系统，又是如何被他人和其他系统性力量所影响的”。作为一种能动性和社会性存在的传统媒体，要谋求新时代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流化发展，实现整个媒体系统的生态文明，就极有必要将自身媒体组织的生存、适应、变革和发展等相关问题置于社会认知的概念框架之内，并将其作为自身主流媒体功能、价值与地位实现的宏观背景、生态环境和实践场域，以一种社会性适应、主体性反思和能动性服务的姿态和立场，从新时代中不断获取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依据、系统影响力和价值根基。
（二）基于价值认知的“互联网+”
关于价值认知的言说颇多，争议也颇多。本文所要吸取的价值认知智慧，主要是从关系认知的视角，思考基于价值存在的一种关系认知理念、选择立场和实践态度。统而言之，存在即价值。一切形态的价值的生成、发展、传递、让渡、解构或者建构，都是基于存在的关系和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风险管理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Daniel Kahneman在决策定制问题的相关研究中认为，“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思维框架和不确定性的累积表达来看，价值以及价值的多样性无疑是解释异常现象、评估不确定性问题、衡量决策风险、选择行动模式和实现偏好反转的更为理性美好的加权函数的存在力与效果。”“互联网+”是对当前信息技术融合演进、社会经济结构战略转型、知识社会创新升级等社会发展新特征、新潮流、新需求、新路径、新趋势的一种极为生动的现象描述与内涵定位，从技术、思维、理念、模式、态度、力量等层面，呈现出一幅新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诸多领域的一种新文化、新常态和全息发展新景观。这一充满概念抽象性、臆想可能性和运动不确定性的“互联网+”，从价值认知的层面和意义上，既以“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方式打破既有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与模式，又以民主、开放的网络建构，帮助组织拓展新的领域、新的市场和进行新的治理与控制。这样，互联网不仅进化为个体、组织、国家和社会进行结构分化、交流互动与价值选择所需要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也是传统媒体组织变革的关键和竞争生存的一种更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组织和技术的革新、社会的网络化需求和社会对网络在各个层面的适应，无不说明：中心化集权的整体性社会的各种边界渐失，互联网已经崛起为包容现代社会一切的网络结构。真正互联的世界已经来临。价值创生的环境与机会、价值表达的方式、价值传承与共享的模式以及实现价值增值与增殖的路径等等，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互联网的特色。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不仅需要创新性融合互联网的科技基因，重塑媒体内部一切组织、部门与工作流程的活性，更需要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将自身媒体系统升级为更高级的社会化传播与赋能的可操作系统，并以此强化自身作为主流媒体在价值承载、传播、生产、创新孵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力。
（三）基于生态认知的“主流媒体+”
生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共生环境、一种认知逻辑、一种进化路径和一种组织模式，其本质就是一种有机关联系统和整合赋能系统。关于生态认知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康奈尔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就在解读环境的视觉认知问题时谈到过，“信息的输入（information input）和信息的拾取（information pickup）透过不同的认知媒介，展现出信息选择中的同类相入（of same kinds, quality ）和异类相辅(of different kinds, mutuality )的生态学意义而非想象性的认知规律”。这里的“同类相入”就是同类信息的能力比较和优化选择，体现的是一种认知策略，“异类相辅”就是不同信息的关联分析与互补效应，体现的是一种格局智慧。“主流媒体+”，不仅是传统媒体面对行业竞争和市场竞争所采取的一种外向型的传播服务、媒介关联、产业延展和规模扩张的认知策略，是一种自力更生和开放包容的气场，更是一种谋求生态化发展的格局智慧。基于互联网环境谋求传统媒体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传媒生存、传播、运营与服务四个层面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两个维度上。这就需要传统媒体秉持一种主体化和主流化的媒体生存策略与发展立场，整合互联网一切可能赋予传统媒体的信息与内容传播以及产品与服务运营方面的界面工具优势和平台渠道资源，打破传统的媒体边界与产业边界，打造自身媒体决胜碎片化时代的系统化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以价值链多元化实现媒体运营的风险分散和规模效益，以产业生态化实现媒体与外界的关联性和协同效应。
（四）基于媒介认知的融合赋能
媒介不仅是有力量的，也是能够赋予每一个接触使用它的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能量与能力的。关于这样的媒介认知与观点，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作为转换器和社会事务新尺度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内暴式影响时说过，“在所有产生巨大能量和大规模变革的杂交结合中，没有哪一种能超越媒介的读写文化和口头文化交会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当前网络新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的共生演进图景正好有力地回应了这一论断。传播学集大成者美国传播理论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分析传播的媒介、渠道和影响时也谈到，“媒介不仅以信息代码的生产与传播刺激感官，在信息保存、信息需求满足和信息取舍反馈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影响的力量、增殖的力量和控制的力量”。从媒介演进的历程来看，首先是作为形式的媒介，媒介技术、界面、工具、渠道和平台的不断创新与迭代，展露出媒介巨大的工业化的力量，不仅改变信息生产、传输与传播的路径与方式，创新信息产品思维和运营模式，带来日益多元化的价值增殖向度与价值增值机会，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们的日常方式和社会的生存结构，带来新的供求结构与供求关系；其次是作为符号的媒介，关联着传播关系中的一切参与者，媒介的内容产品和服务，展现出媒介强大的产业化的力量，以信息、知识、文化和思想的符号化代码，编辑人们关于世界认知、生存、发展与变迁的经验和意义共享的各种参考框架，带来媒介产业链的多元化延展，以概念化的语境和议题，表达人类的语言、思维和形象以及人类社会的差异化、文化心理和价值尺度，不断赋予媒介内容管理、文化服务与品牌建构的生态化趋势、产业化关联和社会化内涵；第三是作为意义的媒介，以价值主体和组织实体的存在，展现的是媒介文化的精神的力量与价值的力量，随着互联网新媒体进化，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产品形态、价值形态和运营模式正在被互联网不断地革命性解构和创新性重构，从区域化和本土化（local），到跨界和国际化（global），再到全球本土化和国际一体化（glocal），传统媒体的融合蜕变使其生存力、传播力、价值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具有生态化的机能与操作系统，数字化、网络化传播语境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媒体的主流化发展和媒介赋能已成外界之需和行业之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