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流化：是坚守根基，也是顺应时需
网络一切和智能一切的互联网新时代，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洪流，在建构快速、便利、高效的信息化社会图景的同时，又快速消解着既有社会的常规与秩序，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无论是社会的个体、群体还是组织，都被这个宏大的变势深度裹挟，社会较为普遍存在的信息认知、选择与使用的焦虑，在引发人们新的思考和生存适应焦虑的基础上，也不同程度地加重了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焦虑、生活焦虑、价值焦虑和文化焦虑。这已经潜在或显在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自信、社会自信、公共舆论健康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社会之皮肤、民众之耳目和国家之重器的传统媒体，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流，谋求主流化的变革发展，这不仅是传统媒体革新的一种本质规律、主导风格和主要趋势，也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下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一种生存策略与智慧，更是传统媒体作为社会有机组织和国家治理服务机构的一种态度立场和责任担当。
不难理解，新媒体化、个性化、多元化的信息海量、即时和碎片化传播，在打通信息通路和信息界面的同时，也意味着信息传播边界和互动共享防护的移除。正如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面对互联网的越界传播时所批判的那样，“互联网拉开的架势就是要撬开和砸烂守门人的大门，但就在互联网之类的媒介使这一机制不再必需时，它却成为公众、社会和国家利益免受不体面侵害和破坏性攻击的最有效的补救”。由此而见，新的传播技术试图冲破各种可能的信息障碍，可以很好地改善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但机械刻板的技术逻辑却无法主导、改变和把控人类关于意义和文化的思想。从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相互掣肘与共同演进的格局来看，无处不中心、无处是中心的信息互联网与社交互联网，以海量化、即时化、社交化的信息传播风潮，挑战、挤压和拆解传统媒体单薄的大众化信息媒介生存框架时，又从风险化解、不确定性消除、资源汇流、价值增殖和秩序重构等层面，为传统媒体进军内容互联网和文化互联网的融合转型创造出理性的依据、可能的方向与路径。充分张大和彰显传统媒体在严格的信息过滤系统、专业化的内容生产优势以及严谨的传播把关机制上的优良传统，不仅可以以主流媒体精良的内容产品与服务充实互联网的信息系统，消解碎片化的随机多元带来的诸多传播风险，还可以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影响力与公信力对抗网络空间的各种亚文化思潮，强化社会主流意见、观点、思想和文化的安全防护与严肃边界。这既是对传统媒体核心生存根基的坚守，也是对互联网新时代的适应和对社会新需求的有力回应。
（二）+互联网：是变革的条件，也是融合的问题
+互联网，展示的是一幅互联网基于界面、工具、平台与渠道的新媒介技术的连接图景，也是互联网赋予传统媒体变革的压力环境与融合命题。数字化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正在以各种新媒介、新平台、新界面、新渠道和新路径，演绎和延展着传统媒体媒介属性的多元性，推动传统媒体不断习得媒介形式的创新延展力、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力、媒介资源的整合获取力、媒介产品与服务运营的价值成长力和互动控制力。这些媒介属性不仅成为互联网环境下传统主流媒体媒介演化有力的出发点和目标，更是作为媒体生存和传播的基础支撑，驾驭着传统媒体媒介演化的方向。
面对智能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具体度，传统媒体关于媒介转型思考与应对的逻辑起点，主要是基于数字化和网络化传播技术的工具价值，以改善媒介信息与媒介内容的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作为直接价值追求，表现为传播机制与传播路径的创新。新媒介载体、平台、渠道的延伸、拓展和嫁接式建构，成为大多数传统媒体寻求互联网发展竞相效仿的变革模式。这是传统媒体谋求互联网融合变革的第一阶段，也是以技术融合、平台融合和渠道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技术倒逼式改革。很大程度上，这种单纯的“传统媒体+互联网”的改革模式，常常只是让传统媒体硬性嵌入了某些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开放程序或者技术链接，并未将互联网作为传统媒体“大写的”补救性媒介，进而进行信息上的理解与推理以及技术上的研究与提炼，以至于不能将诸多的互联网新媒介融合贯通形成传统媒体主体框架中集成化、系统化和有机化的技术基础，以真正帮助解决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中面对的各种问题。
（三）互联网+：是创新驱动，也是蜕变困境
“互联网+”展示的则是一幅互联网对社会各领域关联、融合、集成和优化发展的动态图景，是互联网平台与各传统行业开始融合推动知识社会创新发展的一种生态格局，也是互联网赋予传统媒体融合变革的时代使命与动力系统。如果说“+互联网”是传统媒体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压力刺激而做出的一种媒介生存适应的被动改革选择的话，“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变革则具有一种更为积极的主动性和策略性意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助推互联网从最初的技术互联网向知识互联网的发展跨越，传统主流媒体关于互联网的认知与理解也发生了主体性和方向性的转变。互联网革命性的解构力与关联力，已经从全网化信息资源的汇聚、整合与优化以及媒介内容集成化的生产、传播与运营等方面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传统媒体深刻地意识到,谋求自身媒体主流化生存发展的革新，绝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传播技术与传播形式的创新以及新媒体界面、平台、渠道的简单嫁接。新的互联网生态产生的最重要的变革效应就是从供求的本质上改变了受众消费者的消费关系和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一切企业与社会组织机构的生产关系，且这种消费关系与生产关系的交互式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媒体基于互联网环境生存演进的困境。传统媒体必须主动利用这一强大的知识互联网，对当前变化了和持续变化着的消费关系与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性解读、客观推理和精准把握。利用数据库和云计算对受众的阅听需求、消费偏好、媒介接触使用动态等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锁定；以专业化的内容生产优势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时尚，变革传统内容生产的单一线性路径，实现非线性、多维度、数字化内容生产流程的融合再造；创新多媒体化和集成化的传播范式，有效回应媒介内容的融合性生产与多元性分发投放，最大可能地张大和释放传统媒体内容的生产力、传播力；发挥传统媒体内容的专业化和权威化优势，以共享式整合的逻辑与思路，汇聚、融合和优化传统媒体的生力资源，提升媒介内容的增值力以及内容增值基础上的产业增殖力，开创和建构传统媒体跨界延展和产业融合的新格局。“互联网+”赋予了传统媒体主流化的时代精神、解决问题的技能、生存适应的动力与行动策略，对传统媒体的变革与融合创新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