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形势变化。
300年来，西方始终是大部分全球财富和全球权力的占有者，这突出体现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在二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主导了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确立了美国在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虽然，上世纪70年出现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冷战压力等问题严重打击了美国的金融和经济霸权，但是冷战的结束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胜利再次巩固了美国的世界霸权。而21世纪以来，美国内部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医保改革寸步难行，债台高筑，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等。这导致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日趋衰落。
与之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性崛起。21世纪初，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迅猛发展，“金砖国家”应运而生。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体系，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上，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护、改善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如，亚投行的建设，G20峰会举办无不证明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崛起是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总而言之，当前国际形势呈现的特点是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导致了美国对华担忧。
2.美国外交战略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上，股市下跌，美元汇率下滑。与此相对，国际资本流向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欧元，欧元表现强势。军事上，美国主要任务是解决安全威胁。政治上，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国会，布什政府陷入尴尬境地。面对“经济危局”、“军事变局”、“政治乱局”，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维护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这其中，最主要的决策就是重返亚太。重返亚太是2009年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曼谷宣布的，表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发展和自身发展不足的忧虑。担心会失去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金融霸权的最后根据地是美重返亚太政策的根由。虽然此后，美国政府官员频频向中方解释，美国的战略调整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从其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平衡中国的崛起开始成为美国政府最主要的战略考量。
2010年-2011年，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之一就是中国，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著名学者奥汉隆（Michael E.O’ Hanlon）强调美国必须牵制中国的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在国际治理的深度参与，单纯遏制中国已经行不通，美国于是采取多种政策，以期让中国认可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具体措施主要是通过建立美国同日、韩、菲、澳、泰等国家的同盟关系，加强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国际关系等策略，以期对中国形成包围。当美国政府发现在多种手段的压力和影响，依然难以牵制中国发展时，转而采取了贸易战这种极端手段，试图实现其阻碍中国发展和进一步崛起的战略目标 。
3.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战略在延续中不断调整、发展、充实和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在过去40年，大致经历了从“韬光养晦”阶段向“有所作为”阶段的跨越。“韬光养晦”战略由邓小平提出，它对于中国外交的平稳过渡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战略逐渐由外转向内，由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转向专心本国经济建设。一方面加强与西方国家关系，另一方面修复和构建与周边国家睦邻关系。“韬光养晦”战略成功地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江泽民沉着应对新世纪的压力，化被动为主动，稳定了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关系和周边局势，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从而促成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胡锦涛聚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积极参与到全球的环境、能源、粮食、金融改革等问题中，同时，在外交战略中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价值观，如和谐世界、亚洲精神。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则更聚焦“有所作为”，坚持国家观与全球观的统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主张，辅之以“一带一路”等具体外交倡议和政策。倡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强调中国要有民族自信，大国担当，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等。2018年6月22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行稳致远，推动对外开放迈向新台阶。中国外交战略思维的演变要求在中美贸易争端过程中，退缩不是出路，积极面对才是选择，必须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策略，中国开放的路只会越走越远。
4.中美关系恶化与战略互信削弱。
中美关系恶化和战略互信的削弱经历了长期的历程，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地区安全、贸易逆差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在政治制度上，中美存在着政治制度的根本对立，尤其体现在国体上。这导致了中美两国在对外战略上的不同。美国对外战略本质上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群体为核心，在对外政策上以为资产阶级争取更大的利益为核心要求，而中国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本国人民的关注，也体现在对全人类的关切，因此，在对外策略上中国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
在地区安全相关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观念冲突。如，台湾问题上，中国始终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但美国却对台政策上却表面上，承认“一个中国”，背地里动作不断。如，中美1982年发表的《联合公报》要求美国要减少对台湾武器的出售，但美国对台军售武器金额却有增无减。布什总统于1992年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克林顿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4台E-2T空中预警机。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对台政策的两面性，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于2018年签订了颇具争议的《台湾旅行法》。此外，在海南问题上，美中两国也存在观点对立。2010年开始，美国开始以公海航行自由为名介入南海问题，观望政策被改变。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美国军方频繁南海问题发声，表达强硬立场，体现出美国军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逐渐加大。
而在贸易逆差上，中美两国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美方认为中美贸易逆差巨大，这体现了中国在双边贸易上的不公平行为。中国虽然承认贸易逆差的存在，但是质疑美国提出数据的真实性，强调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没有美国政府所说的那么庞大，另一方面认为贸易逆差的原因也不在于贸易不公平，而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存在问题。“中美贸易统计是存在差异的。”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说，中国和美国统计工作组多次就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工作组的测算结果，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被高估了20%左右。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地区安全、贸易逆差等方面的不同态度，不同观点客观上造成中美两国关系存在着裂纹，中美两国关系存在着恶化趋势，短时期内，这种恶化趋势不会得到根本解决。中美两国必须建立战略互信，这不仅需要两国共同的努力，更需要美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