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争端的性质。
1.理论维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
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反映了两种经济理论的对立，这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替补”而被采纳，其内核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强调了市场的作用，而忽略了政府的作用，本质上依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济学理论。[39]也正是依据这一理论框架，认为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政府和市场都要发挥作用，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因此中国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满足中国需求的市场经济。
经济理论的差异也影响到中美双方看待双边贸易。美国始终认为贸易逆差的产生是中国政府干涉市场经济的原因。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没有“吃亏”。据报道，去年仅美国通用集团在华的合资企业就实现了279.9亿元人民币的利润；美国主要20家集成电路企业去年在华营收超过750亿美元，占这些企业全球营收的35%。美国对中国还有巨额的服务贸易顺差，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41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内部问题。贸易是两国企业、两国消费者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结果，美国储蓄不足、储蓄小于投资，消费比较多，这决定了它一定在全球贸易上有逆差。中美贸易出现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很多优势的行业，但美国自我限制，不向中国出口，出口就少了，因此就有逆差。就中美贸易逆差产生的理论逻辑来看，中美贸易争端的产生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
2.价值维度：“美国例外论”的价值认知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和谐价值观的对立。
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还反映了两种价值传统的对立，这背后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和历史观的特殊性。美国坚持美国例外论的思想。认为美利坚是上帝的选民，这是美国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定位。这意味着，美国的建国是上帝的选择，美国受到上帝的青睐和关爱。每一位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典礼上的核心语音就是“上帝保佑美国”。这种优越感一直存在于美国人身上，并转化为行动，体现在美国认为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去衡量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则不能用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美国。这种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成为了美国屡屡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和冲突的根源所在。
而中国则坚持和谐价值观，强调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和谐价值观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争端集中反映了美国特权价值认知与中国和谐价值观的对立。如，在贸易争端过程中，美国多次主动挑起贸易纠纷，升级贸易争端，加大关税征收产品范围，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多次无视前期谈判成果，一意孤行。而在争端过程中，中国始终采取冷静、克制的态度，并且试图与美国经过平等的谈判来解决贸易摩擦。
3.实践维度：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立。
单边主义是指美国保守主义奉行的一种对外政策。所谓单边主义，并不是“单干”，而是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仅仅从自己的判断和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独断专行，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不同其他国家进行磋商。从霸权护持的角度看，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是贸易霸权主义思想的延伸。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间通过合作与协商来达成非歧视性的规则和秩序，基于规则约束自身行为，协调彼此利益。当今世界早已成为密切联系的联合体，在经济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对于加强经济合作、携手解决困难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在发展路径上，采取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不同路径。美国坚持“一家独大”，始终想要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中国愿意愿意采取平等合作，共建繁荣。中美贸易争端上中美两国的不同表现，反映了两国在发展路径上的不同选择。
（二）中美贸易争端的必然性
中美贸易争端具有必然性。中美贸易争端的导火索是巨额贸易逆差。而贸易逆差的产生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就外部因素而言，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贸易逆差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分工细化下中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产物。一方面，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始终远远低于美国。这导致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美国倾向于购买中国廉价劳动力，以降低劳工成本，而中国更多的是向美国输出劳动力，这也是贸易逆差产生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从国际消费市场来看，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这使得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物美价廉的比较优势，美中两国人民具有自主、自由选择产品的权力。
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经济自身的问题。一是美国长期赤字财政政策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大量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以复苏本国经济，政府缺口是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二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制度根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元的中心地位决定美元境外需求的庞大，因此美元向外输出是一个刚性需要，而美元向外输出的对主要的途径就是扩大进口，通过进口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来降低本国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完成了输出美元的任务。三是持续巨额贸易逆差也是美元储备的主要来源。由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所导致的世界美元储备反过来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上述内因和外因导致了贸易逆差的产生，而贸易逆差的产生为中美贸易争端埋下隐患。因此，中美贸易争端的产生存在着必然性。
（三）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和西方霸权的终结
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具有结构性危机，这也是世界体系学派对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历程及其趋势的基本判断。世界体系学派基于美国霸权由盛到衰的事实，研究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世界体系学派认为, 美国霸权的衰落意味着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从西方霸权周期性更替机制的失效。霸权衰落背景下，美国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战略没有减缓霸权衰落进程，反而加剧了这一进程。二是西方霸权体系的终结。在新自由主义指导思想下，西方世界内部分裂加快，非西方大国的快速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迷。这使全球性的经济金融中心与政治军事中心在地理上发生分裂，这种地理上的分裂导致全球性的霸权体系难以维系和再现。三是新的世界体系的生成。世界性的“反体系”社会运动，以及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内部变革，具有强大生命力，使得旧的世界体系难以维持，美国霸权难以继续，很可能会催生新的世界体系。由此可见，从内在因素看，美国霸权周期性更替机制本身失灵，本身具有结构性危机，美国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知道思想失范，不能减缓美国衰落；从外部因素看，世界环境变化，中国等国家的崛起，加速了新的世界体系取代旧的世界体系。由此可见，这种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只能发挥短暂效应，而不能发挥长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