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冒着与中国关系完全破裂的风险无限制的对中国施加压力，现阶段的做法更多是为了在讨价还价中占据主动地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美国国内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对于美国政治的强大压力是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领导人都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1979年美国通胀率高达13％，1980年到1982年美国经济连续两次陷入衰退，经济滞胀问题凸显，美国贸易逆差加剧。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开始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以解决美元被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问题。这最终促成美国在1985年和主要贸易伙伴签署《广场协议》。从短期看，《广场协议》迅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大幅好转。不过好景不长，随着1995年经济全球化加速，美国外贸形势又加速恶化。可见，资本主义具有逐利性和妥协性，美国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不可能无限制的对中国施加压力。[53]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外交传统和新时代战略考量使得中国也不会冒着与美国完全敌对的风险去无限制的反击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此外，中国外交传统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向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而新时代中国外交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所践行的“一带一路”都需要美国在战略上的理解和支持，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以及自己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一味反击。
因此，中美争端的走向有多种可能性，这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理论等机械唯物主义理论的悲观论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约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外交战略对中国外交的引导，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所以中美两国最终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远大于继续恶化争端。当然，也不能忽视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遇到阻力时可能做出的极端反应，因此中国要做好两手准备，以和平解决争端为主，但是也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继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提高国力，从而更积极的做世界和平的力量。特别要注意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进步力量，共同压制资本的负面效果，从而将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和对世界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