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同蒙元军队南下的北方文人是南北隔绝一百多年后第一批大规模南下的文人，在南北统一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个体的文人，他们直接参与到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探究其南下过程中独特的情感状态对于我们了解变革时代下文士生存与心理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情感在其诗歌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从征文人对蒙古军队取南征胜利充满信心。考察刘秉忠、郝经等文人南下诗歌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诗句表达了诗人对蒙古军队取得南征胜利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当然来自蒙古军力之强大，除此之外，他们对南北统一，社会秩序恢复以及生民生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信心。刘秉忠南下大理途中，尽管深入异域，南征之途艰险异常，但是他对降服大理以及天下最终实现统一却充满了信心，“日月照开诸国土，乾坤包着几山川”卷一乌蛮“已升虚邑如平地，应下诸蛮似急湍”卷一过白蛮。在攻下大理之后，刘秉忠更是期望百姓能够做新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南诏江山皆我有，新民日月再光辉”卷一下南诏。而郝经认为虽然“东南天一隅，区宇独限越。我鞭莫及腹，我车莫通辙”，但是蒙古军队“干腹出大理，上流下开达。夔门势扼吭，通泰潜捣胁。万里常山蛇，首尾劲相接”，正是由于如此战略态势，加之蒙古军队“千麾绕清霜，万蹄碎踣铁”的实力，所以诗人描绘蒙古军队南下渡江时，“谈笑过江东，兵刃浑不血”。这些从征文人的诗句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南北统一的历史趋势是有清醒认识的。
其次，厌乱思治。查洪德先生指出：“元代诗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从宋金对峙至蒙金、宋元战争，南北一直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特别是金末元初，北方战火频仍，郝经“金季乱离，父母偕之河南，偕众避兵，潜匿窟底，兵士侦知，燎烟于穴，爝死者百余人，毋许亦预其祸，公甫九岁，暗中索得寒遗一瓿，按齿饮母，良久乃苏。”可以说，金末北方战乱给这些文士内心留下深刻的印记。此外，从征文士在南下征战过程中目睹了交战地区残破之景，郝经在南下随州期间，随州地区“居人尽室去，涵养侭一败。荒空二十年，繁伙日芜秽。白垩余屋壁，狐狸窟庭内。穿窗枣枝曲，倚柱岩桂坏。谁种当道棘，乱长侵阶菜。奥室没蒿莱，何处觅粉黛”。随州是宋金、宋元对峙前沿，长期的战乱使得这里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江汉地区的残破景象，他发出“反思中原好，桑麻展平镜。衍沃少严邑，生民乐王政”“佇马开天荒，欲复太平代”的感叹。此外，长期征战生活使得他们身心十分疲倦，而自身怀揣经世救民之价值理想，其南下诗歌中自然充满了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之情。刘秉忠更是有“凤凰望断麒麟绝，空想萧韶奏太平”卷一驴湫道中之愿望。可以说，金末元初北方近乎崩溃的社会现实是这些从征文士积极拯救时弊的直接动因，他们加入忽必烈幕府之中，并随同忽必烈南征北讨，在南下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沉浸于蒙古军队征战的丰功伟绩之中，而是关注战争对百姓所造成深重灾难。止乱救民，恢复社会秩序是他们进入忽必烈幕府的初衷，就当时北方的蒙古贵族而言，忽必烈能够吸纳他们行汉法的意见，相比较而言，这些从征文人从忽必烈身上看到了北方社会秩序恢复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厌乱思治思想产生与止乱救民的践行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
第三，倦怠、苍老与飘零之感。这些从征文人多数生活于金末元初这一乱频仍的时期，他们在进入忽必烈潜邸之后，又随同忽必烈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征战生活使得他们在南下过程中不时流露出苍老、倦怠与飘零的生命体验。刘秉忠在南下大理时已经三十七岁，其诗中有着明显的倦怠、苍老与飘零之感，“半生鞍马苦劳行，鬓影难求晓镜青。万里又征南诏国，九霄还识老人星”卷一南诏“军中无酒慰飘零，辜负沙头双玉屏”卷一江上别寄。而郝经也是三十七岁时随同忽必烈南下江汉，此时正值秋季，他看到“高秋江汉波，卉木入摇落”有如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境，生于此秋风萧瑟之地的梧桐“凄迷气日丧，憔悴叶自脱”“岂能持风寒，况乃失所托”，诗人正是借助此秋桐展露自己憔悴与漂泊之感。
第四，归隐之思。从征文士南下期间，多有归隐之思。这种情感的产生与南方山水与隐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郝经南下江汉期间，他看到楚地“群山避鄢郢，霜净楚天远。秋色浮雁背，风水芦花满”“鹅鹳不知家，悠悠忘还返”，由此“注目浩无迹，驰想首重俛”，郝经想到的是曾经在此劝说屈原归隐的渔父，“濯缨谢渔父，瞑卧汀沙晚”，在楚地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下，郝经生生发出“何时结茅屋，老吟寄残端”之思。与郝经相似，刘秉忠在南征途中对不时发出不如归去之思，“愿戢干戈息征伐，归期先卜两眉头”卷一灭高国主，由此对诗酒自娱的萧散闲淡生活产生强烈向往，“直将日月销书秩，更假云山作画屏。满地干戈虽有酒，不能长醉似刘伶”一南诏。可以说，这种归去与隐逸的思想成为南下文士的一种共通性的思绪。
南下文士在南下过程中期情感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对蒙古军队能够完成天下一统的信心到自身在长期征战过程中的疲倦之感，以及由此生发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向往都显示出从征文士在时代大变中特有的个体感受。
当然如果回溯这些从征文士的个人经历可以发现，不论是刘秉忠、姚枢还是郝经，他们都经历了金末北方战乱，他们认为“四海一红炉，焦心待时雨。群生日熬熬，无从求乐土”3册18，因此安定天下，恢复社会秩序就成为这些从征文士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秉忠等人诗中有大量渴望天下太平的诗句，他们希望蒙古军队能够完成天下统一，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郝经在宋元对峙之际出使南宋，期望两国“铲去疑阻，以承天休，弭兵息民，申画疆理，通天下之一气，合南北之太和，苏润疮痍，补葺倾败，舒释灵长，缔结欢悦”。这种价值追求在元初北方士人中相当普遍，他们加入忽必烈幕府，不仅仅是渴望能够满足个人物质需求，更主要的是能够在忽必烈身上实现个人的社会理想，因此郝经在南下途中直接说出“抚膺还自颂，不负生平学”之感。可以说，随同忽必烈南下征战的藩府文士，其中不少人怀抱统一天下，恢复社会秩序的价值理想，因此他们颂扬蒙古军队南征的正当性与胜利的必然性。尽管如此，从忽必烈渴望大有为于天下到南北统一，将近四十年时间，这些文士一直随同忽必烈南征北战，长期的战争生活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极大地消耗了其生命力，在战争间隙，他们借助异域的山水或者表现内心的灰暗，或表达归隐的思绪。这种战争年代的个体感受与天下统一的时代脉搏相缠绕造就了从征文士诗歌独特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