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版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历经雍、乾两朝。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也是清代唯一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全藏共收录一千六百七十种，七千二百四十卷，共用经板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对于其刊刻准确时间一种说法认为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另一种说法认为其始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两种观点对于其完成时间无异议，但对于其开始刊刻的年代有所分歧。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乾隆版汉文《大藏经》这部书的开始编撰时间与其雕板正式雕刻时间混淆了。雍正帝在十一年（1773）年四月撰写了《御选语录》与《御制拣魔辩异录》两部佛学著作并同时下令在贤良寺成立“藏经馆”正式编纂《大藏经》，所以说雍正十一年可以算是《大藏经》编纂工作的开始时间，编辑完成后于雍正十三年正式开雕，这是《大藏经》经板雕刻的开始时间。
雍正帝在其统治中后期对佛教极为重视，其所著《御选语录》中共有19篇序文，几乎在雍正十一年每月的朔日与望日都要写一篇序。从这两部佛学专著以及《御制重刊藏经序》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雍正皇帝对佛教的看法以及编撰《大藏经》的指导思想：
“著将藏内所有藏（法藏）、忍（弘任）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教》等书，尽行毁版，僧徒不许私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教》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它疑”。他认为藏、忍语录为魔异，将其语录及著作全部删除杜绝其流传，编纂一部《大藏经》体现自己的佛学思想并更好的服务于统治至关重要。编纂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所依据的版本和范围。
“经律论三藏，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规大略，则无改於唐之旧也。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版，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勅机之暇，游泳梵林，浓薰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版本，刻於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矣”。
在确定新《大藏经》编纂依据的版本以及所收录的范围后编纂工作也提上了日程：
“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譌，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着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
雍正皇帝将重刊藏经的地点定在贤良寺也是有所考虑的，一是贤良寺是怡贤亲王（十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祥）的故邸（东安门外帅府胡同）。
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贤良寺碑文所记：“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世宗宪皇帝赐名贤良寺，御撰碑文以记。”怡贤亲王是深受雍正帝器重的亲弟“朕临御之初，晋王藩爵，膺总理之寄....,边防大计，以及方田水利，理财用人皆能区画精详，赞襄治化，朕用赖甚......”可惜怡贤亲王英年早逝，雍正帝甚为痛惜“王遗言以邸第做佛宫，今既没，因成其愿。敕寺额曰贤良，识其实也。命禅者主之，建大法幢，集大法众.....,长为吾王冥福”可见将重刊藏经的地点设在贤良寺是为了替怡贤亲王祈福。二是，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帅府胡同，距离皇宫很近，便于管理。
在雍正御制序文里基本确定编纂班子的人选：
根据雍正御选语录所记：“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遇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此八人者：皇十六弟庄亲王爱月居士（允禄）、皇十七弟果亲王自得居士（允礼）、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弘历）、皇五子和硕和亲王旭日居士（弘昼）……沙门、羽士六人者：觉生寺文觉禅师元信雪鸿、圣因寺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三臣、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水、万寿寺方丈僧超鼎玉铉、海会寺方丈僧超盛如川。八人中，允禄与弘昼总理藏经事务；六人中超善、超盛负责统率、领带分析语录、校阅藏经。这些都是能够体察圣意的洞明者。
负责监督刊刷的管理人员，大都是武英殿修书处的官员有参领、郎中、员外郎和正副监造等七人。负责写刻、刷印、摺配、装潢的监造人员，大都是内务府抽调的笔帖式、柏唐阿等一般办事官员，共计八十五人。另有值日僧官二人。而各种匠役多达八百六十九人。其中刻字匠最多，计六百九十一人。其次是刷印匠七十一人，木匠九人，摺配匠五十人，界画匠三十六人，合背匠十二人。
经过前期的编辑、整理、校阅，重刻大藏的编辑基本完成，雍正帝亲自作序并于雍正十三年雕刻工作正式开始。可惜雍正帝在序文完成后没多久就病逝了，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弘历）继承皇位，并在乾隆三年雕刻完成，后称《龙藏经》、乾隆版汉文《大藏经》、清藏、清敕修大藏经等。
这部《大藏经》完成以后，并没有通行的名字，乾隆皇帝称为“全藏”“大藏汉字经”等，也没有一定之规。后世通俗的称为《清藏》或《龙藏经》。关于《龙藏经》这一称呼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有学者认为该《大清重刻龙藏汇记》一起颁行，故《龙藏》之名沿习下来，又因为其刊刻完成于清乾隆时期，人们逐渐把它习惯称为“清藏”或《龙藏经》了；也有学者认为“清代官刻的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又因其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为“龙藏””。不过如果是以带有龙纹牌记认为是《龙藏》之名的由来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带有龙牌的佛典还有很多，如雍正五年内府刻本《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二十卷》、乾隆二十四年内府本《叶衣观自在菩萨经》、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佛母实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三卷》等由皇帝钦定所刻佛经绝大部分都有龙牌；还有一种说法是定名根据刻成时间来确定的，《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选举六*宗教*佛教条云“高宗笃嗜藏经，尽力于剞劂与翻译。明万历中所刊大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为七千二百四十七卷，从事雕刻，是谓《龙藏》”，这部藏经的编辑工作大部分完成于雍正时期，乾隆时期主要是在雍正帝定的方向下进行增删、雕刻工作，因此称之实属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