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板雕刻完成后共用板片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先期刷印100部，除宫内陈设外，分别颁赐京师内外各大寺院，后又增刷多部。在清朝时期有明确记载的刷印部数为一百十四部。
经板所用均为上等梨木板，标准及其严格：一是肿节、潮湿不可用；二是拼合板不可用；三是节裂、尺寸不符的不可用。按照此标准由内务府修书处官员员外郎常保、李之纲，内副管领六十八岱等三人，分别赴直隶、山东等出产梨木地方办理。由于要求严格时近一年，仅采得板片一万余块。为了不影响雕刻进度及缓解地方压力，乾隆皇帝亲下御旨：“近闻地方官奉行不善所解板片竟有不堪应用者内务府俱行发回，朕思此等板片虽不合式样既已解送到京又复运回原处树木业经砍伐脚价又须重出在地方官岂能料理妥协势必贻累小民甚属未便嗣后解到板片除合式者收用外其不合式者尚可留为刊刻书籍之用著内务府亦行收存不必发回”这样就缓解了地方官的压力保证了刊刻书籍所用板片的供应。
板片在雕刻完成后数量逐渐减少，主要为政治原因和保管不善等。
乾隆版汉文大藏经雕刻完成以后因政治原因在乾隆时期经历了三次撤经毁板。分别为：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认为：“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与人类。”于是撤出钱谦益注《楞严经疏解蒙钞》一种六十卷，涉及板六百六十块；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认为：“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实属大逆不道。”命撤出《永乐御制序赞文》一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一卷，《开元释教录略》五卷，《辨伪录》六卷，共四种十三卷，涉及板片一百二十八块；乾隆四十一年（1778），乾隆下令撤毁武则天为《华严经》撰写的序文经板，所撤经板数量没有详细记载。
乾隆时期三次撤毁板片后所余板数应在七万八千二百四十八块之下,但“同治十年，四川空静和尚请印藏经后，校对经板七万八千二百五十块”，发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应为乾隆三十九年将所刻大藏全咒补入藏经所致“查经咒馆系三十七年正月内归并清字经馆，所办大藏全咒于三十九年十二月内告竣交武英殿刊刻所有刊得板片由武英殿存贮柏林寺谨奏”。
其后所统计大藏经数目均不确切：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将柏林寺所存经板移交古物陈列所，据内政部北平地产清理处与古物陈列所《点查柏林寺释藏经板数目表册》记载“第一库至第四库总计经板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块”点查人为周明珂、佟润年以及李仁俊等三人。其后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所保管的经板也一并移交，据1957年《总务处第二科保管柏林寺经版册》记载：“兹将（旧总务处第二科）保管柏林寺所存清藏经版数量缮造统计送请鉴核点收共计四库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监交人为王世襄，移交人为张景华，点交人为常惠、崔仪，接收人为杨宗荣。其后因保管不善、经板糟朽、频繁运输等原因经板数量急剧减少，1982年文化部因占用柏林寺将龙藏经板运往智化寺，此次搬迁经板仅存74792块。五年后，1987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利用文物的现实价值，决定利用龙藏经板重新印刷，经清点离开智化寺是剩余经板71051块。龙藏经板经过变迁，到2009年《清敕修大藏经》文物保护项目组清查发现经板现存69410块，佚失9626块（其中残板7300余块保存于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现存经板中的20%又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清敕修大藏经》项目组经过多年的努力利用各地收藏的初刻本，补佩重雕缺失经板9626块，重雕残损板4000余块，使这副大藏经板总成完轶。至此在得到国家的重视和相关文物保护工作的努力终于使这部珍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得到了休憩之地，完整的保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