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中央银行高度独立时，会将其“掌门人”置身于国民经济的最高位置，此时，任何个人行为的偏差都会对货币政策造成影响，从而对国民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例如美联储的高度独立性是金融监管薄弱的深层原因，最终的结果是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当一国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时，央行目标与政府目标相混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将会丧失或部分丧失。其独立性的争取与政策的实施情况会在一定程度取决于其“掌门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强势的中央政府或是强势的中央银行将会部分占据领导地位。例如朱镕基的“铁腕手段”以及周小川“智推改革”都提升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也会在其职能允许范围内过度放大“掌门人”地位及其权力，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行长个人负责制就将其行长个人因素的影响放在不容忽视的位置。
格林斯潘与周小川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的重要人物，有着太多的相似点：在他们执掌本国央行的十几年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一不受到本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两位世界级的央行行长却又有着更多的不同之处。美联储赋予格林斯潘绝对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他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情况更多取决于对市场预期的理性判断。货币政策将直接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运作。在市场主义背景下，美联储可以很好的发挥其职能，完成调控经济的使命。相应地，基本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美联储就会相对依赖于其主席，在摆脱政府控制之后的货币政策存在向个人靠拢的嫌疑。因此，中央银行的高度独立性有时反而可能使其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体现个人意愿。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则给周小川带来了更多的未知与挑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解决。央行工作的重点落脚于解决残留的旧问题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缺乏对市场的前瞻性。同时，市场机制和体制的不完善、一行两会工作配合上的不协调性，让央行实际工作的开展存在盲点。加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中央银行应政府要求，肩负着放松银根，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任务。由此，货币政策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调节不单单是由央行客观决定，是基于本国国情和现状的甚至是多个机构之间协商之后的多方面考虑。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换取的是国家的稳定发展。央行行长面临着诸多无奈，往往做了一些不该为而为之的决定，最后失去的是整个央行和国家的信誉。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一）保持中央银行的适度独立性。即使存在着许多干扰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的因素，即使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即使在保持央行高度独立性之后又会衍生出诸多新的问题，维持一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然是必要的。因为独立的货币政策也许会失误，但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样可怕。中央银行保持适度的独立性，既可以避免个性的偶然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偏差，防止人治体制的出现；又可以真正提高中央银行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让货币政策的预期充分反映到市场，让市场充分接收和相信货币政策。正确处理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不仅意味着正确处理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让政府充分认识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充分认可中央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核心的特殊性，提高政府金融素质，保持一国中央银行与中央政府的“恰当距离”；还必须妥善处理中央银行与个人关系之间的独立性，尤其要认识到一国央行“掌门人”作为其国家中央银行的最高代表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例如次贷危机之后“去格林斯潘化”就在各国中央银行内部进行，目的就是减少因个性因素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偏差。例如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为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属于国务院，而是属于次国家层面的独立国家机构，从而也提高了人民银行行长的地位。
（二）统筹协调多方政策。当今，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政策协调早已超越一国国界，对内表现为一国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合，对外表现为各国货币政策与社会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的合作。
金融国际化将促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多依赖市场手段，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其一，各国资本的自由流动产生溢出效应，使得一国的货币政策不单只对本国产生影响，也会使实施货币政策产生的效果变得无法估量，甚至远远偏离预期。其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需建立在适应当下国际形势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意味着以某一国货币为中心的汇兑体系具有天然的矛盾性，无法在长期内支撑国际贸易见的需要。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具有深远影响。其三，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独立性欠缺的前提下，在适应国际化的的进程中必然做出重大改革，也必然全面面对国际强手的激烈竞争。由此，统筹协调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和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管理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恰当运用货币政策实现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深化投融资体系改革，健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