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书写是孟郊在唐诗中开辟的新境界，也是构成他诗歌风格的核心特点。那么，孟郊为何如此醉心于寒冷书写呢？主要是与他的身世、阅历、个性相关，也与他独特的感觉方式相关，这些论点学术界已有深入的探讨，兹不赘述。笔者想提出两点新的看法：一是物质层面的前提，二是艺术思潮的影响。
1、气候转寒
一方面，孟郊确实长期忍受着寒冷的煎熬，这是他寒冷书写的物质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由于孟郊生活困窘，还因为整个中晚唐时期都处于严寒气候之中。各国历史地理学者均提出，唐代气候可划分为冷暖两个时期，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前期气候温暖湿润，后期则气候明显转寒。从公元750年至唐末五代时期，气候以寒冬为主，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而孟郊生于公元751年，正好处于唐代气候的突变时期。
中唐以后，冬季大寒潮及冻死人的现象屡见于记载。据笔者统计，仅孟郊生活的六十四年间，见于《两唐书》记载的便有四次大寒潮。“贞元元年（785年）正月，大风雪。……寒甚，民饥冻死者踣于路。”“贞元十二年（796）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大寒。”“元和八年（813年）冬十月丙申，东都大寒，霜厚数寸，雀鼠多死。……以大雪故朝，人有冻踣者。”其中，尤以贞元十二年、元和八年这两次大寒潮最为严重，据研究，当时长安的最低温度应在-20℃以下，是极其特殊的寒冷现象。
那么，气候转寒对孟诗的风格形成有没有确凿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是从数量上催生了无数书写寒冷的诗篇。如前文所述，元和二年七月陨霜，孟郊创作了《寒地百姓吟》、《寒溪九首》、《立德新居十首》、《晚雪吟》、《洛桥晚望》等一系列诗歌，集中描写了洛阳的寒况。元和六年大寒，孟郊有“苦竹声啸雪，夜斋闻千竿”（《严河南》）、“贤人洁肠胃，寒日空澄凝”（《吊元鲁山十首》）等诗。元和八年遭遇大寒潮的冬天，孟郊写下了著名的《秋怀十五首》。可见，气候转寒确实是孟郊热衷于寒冷书写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一规律在同时期其他诗人的创作中也可得到印证。据满志敏统计，在唐玄宗以后，咏寒的诗篇连续不断地出现。比如杜甫、白居易、杜牧、李绅、许浑、刘长卿、崔道融等诗人，都曾频繁写到湖海冰冻现象。气候环境影响了诗人的身体感受，身体感受又影响了诗人对题材、风格的偏好。
二是为孟诗提供了鲜活的诗歌素材。孟郊的艺术创造并非一空依傍，其实也有现实中得来的灵感。比如，《两唐书》中多有记载中晚唐时期的寒潮中“江鱼尽死”、“雀鼠多死”、“杀燕雀”、“杀鸟兽”、“鸟兽殪于川泽”、“畜有冻死者”、“杀牛马甚众”等灾害现象。这些惨状经过孟郊的艺术加工，成为了极富想象力的作品，《寒溪九首》、《饥雪吟》等诗即是明证。试看《寒溪九首·其三》：“朔冻哀彻底，獠馋咏潜鯹。冰齿相磨啮，风音酸铎铃。”寒溪中冻死在冰下的鱼，腥臭难闻，连猎人也为之震慑，为之哀咏。溪中獠牙一样的冰块互相撕咬，在风中发出凄楚的叫声。孟郊笔下阴森血腥的冰雪世界，并非完全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其实也源自于寒灾中“江鱼尽死”的现实场景。
气候转寒与生活困窘，使孟郊的寒冷书写有着确实可感的物质前提。中晚唐时期的严寒气候，促使孟郊写下了无数吟咏寒冷的诗篇，而频发的寒灾又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
2、身体转向
另一方面，除了气候环境的影响之外，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整个中唐时期艺术思潮的转向。不仅诗坛上有“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倾向，中唐画坛也在发生着巨变。艺术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解读孟郊诗歌提供全新的视角。
艺术史家乔迅指出，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五代时期（大约从公元765年至970年）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彻底的转折点，也是宋画的萌芽阶段。这时期的画作，发展出了一套新的认识论，突出表现为对个人身体感受的重视。以五代画家赵幹的《江行初雪图》为例，此画描绘长江沿岸渔村初雪情景。在细雪笼罩下，纤夫抱手缩背埋首向前；骑马者手交胸前，弓背蜷缩在马背上；骑驴者脸颊如丹，不耐劲风；仆人用嘴呼气以取暖，面露苦寒之色。可以看到，与中唐前的画作相比，赵幹更加关注人周围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带给人身体的直接感受。画风的转变正是建立在认知的转变上。画家们不再关注历史中已经模式化的感觉，而是热衷于穷尽笔力地描绘在现实世界中亲身体验到的错综复杂的感觉。这种理念会催生出一套新的技法，使感官知觉在绘画世界里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语境，对于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在对寒冷的表现上，孟郊的创作心态与中晚唐画家如出一辙。《江行初雪图》中行人受冻的场景，仿若对孟郊诗歌的图像化复现。与其他诗人相比，孟郊的寒冷书写同样更加重视个人的身体感受。多数诗人吟咏的往往只是一种概念化、模式化的寒冷，而非某时、某地、某人切实的寒冷体验。比如杜牧对河南汴河封冻状况写道：“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佩响参差”（《汴河阻冻》）；李绅在安徽淝河写道：“东风百里雪初晴，淝口冰开好濯缨”（《初出淝口入淮》）；许浑曾写苏南运河：“倚棹冰生浦，登楼雪满山”（《与裴三十秀才自越西归望亭阻冻，登虎丘山寺精舍》）。可以看到，以上几首诗都是写冰冻之景，还都指明了具体地点，但从总体风格来看仍有较多的共性。比如“玉珂瑶佩”之喻、“濯缨”之典都是套话，“冰生浦”、“雪满山”等词汇也已熟化，不能从中体会到新鲜的身体感受。然而孟郊诗中描绘身体感受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他极爱写冻结的人体器官：“贤人洁肠胃，寒日空澄凝”、“雪裂纷心肝”、“冰肠一直刀”、“朔雪寒断指”；还善于刻画受冻之人微妙的身体变化：“暖得曲身成直身”、“瘦坐形欲折”、“半夜皆立号”。孟郊对寒冷的极致描写，可以说前无古人。
“诗到元和体变新”，中唐诗坛的新变一般而言指的是，从言志到写实，典雅到世俗，政治到自我，外扩到内敛。在这样一种写实化、世俗化、个人化、内敛化的诗歌风潮下，诗人的目光开始观照自身。周裕锴在《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中提出：“元和时期的诗人的确较前人更多关切自己的身体。”孟郊苦心孤诣地在诗中书写寒冷，也正是受了“身体转向”的艺术思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