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现代,也很东方”的追求
——解析我国首部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
The pursuit of modern and national features
---Analyze Chinese first nature documentary“Forest China”
摘要:作为我国首部自然类商业纪录片,《森林之歌》学习国际通行的现代纪录片创作理念:用影像传达世界性的生态文明主题、借鉴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策略完成故事构建、通过多样的镜头语言和音乐打造视听盛宴;与此同时,《森林之歌》还尝试探索有别于欧美商业纪录片的民族特色之路,充分认识到宣传我国真实的生态文明、充分考虑本国观众的观影习惯、适当融入具民族特色的音乐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当然,作为我国纪录片向国际过渡之作,《森林之歌》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它为我国纪录片走向世界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
关键词:《森林之歌》,现代性,民族性,生态文明,好莱坞化,视听语言
导演陈晓卿曾把对《森林之歌》的音乐要求总结为“很现代,也很东方”[①]的成片效果,事实上,强调“现代性”和“民族性”结合的理念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影视业走向国际的不二法门,我们既要学习、适应西方先进的拍摄技术和电影工业策略,又要很好的利用本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拍出好莱坞拍不了的电影。而作为由国家林业部门命题的中国首次大型野外动植物纪录片,“现代性”和“民族化”则渗透在《森林之歌》创作的方方面面。
曾经的人类以“万物的灵长”自居,创造出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的同时,却也遭受着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新病种的困扰,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崭新的思想模式——生态主义,《森林之歌》把我国森林版图按地域分为八集,依次介绍云横秦岭、北国之松、大漠胡杨、雪域神木、雨林回响、森林隐士、竹雨随风和碧海红树,加之万木撑天和绿满天涯两集总论,既契合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主义题旨,又成为展示中国真实的生态文明、树立国家形象的先锋。在叙事策略上,《森林之歌》综合考虑中国观众的收视习惯,把故事讲得犹如好莱坞经典叙事般跌宕起伏,深具娱乐性和戏剧性,却又蕴含丰富的人类自省。现代技术的介入使影像世界充满视觉震撼,而各种原创音乐、包括中国民族音乐恰到好处的烘托,又使得《森林之歌》成为别具一格的自然生态咏叹调。##end##
一 主题分析——文化输出语境下的真实生态
作为首部由我国投资、组拍和发行的大型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立意于用镜头回应生态文明的吁请,参与当代世界文明遭遇到的生存问题的反思和构建,而基于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策略的考量,《森林之歌》又成为宣传我国真实的生态文明的窗口,正如其DVD封套上的宣传词“全景展现中国森林的多样和神秘,让世界了解中国真实的生态文明”,因而达到了生态主义与文化输出的双重表达。
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宣告了现代生态主义这一全新的思想模式的诞生,生态主义以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家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为最终目标,注重人类与生物圈和非生物圈的相互依赖、共存互荣,从而区别于崇尚人之尊严与独立的人本主义思潮,号召我们重新看待与周围生态的关系,正如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所说的:“我们并不需要爱动物,我们所要的只是希望人类把动物视为独立于人之外的有情生命看待。[②]”
在传达和谐生态理念之时,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以其先天的直观与感性优势,使观众在观影的同时,更深层地领会自然精神,“描摹非人类种群世界的生活习性和精神世界时,往往会因为强烈的隔阂而无法深入,影像却突破了这一局限,在文本和现实之间进行缝合和跨越,实现了对生命的准确观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现实认同感。”[③]在《孑遗 森林隐士》中,我们看到了曾在遥远的新生代第三纪时遍布全球、而今只生长在中国的银杉,见证了飞鼠、白鹇、松鼠等小动物在小银杉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听涛 碧海红树》中,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海南红树林,因为海水的浸泡,红树根周围的泥沼中充满有毒的硫化氢气体,而这恰恰是招潮蟹和鹭鸟的乐园;在《雪国 北国之松》中,我们了解松树和很多动物之间互惠共生的关系,传达生动美妙、充满灵性的的影像的同时,和谐共存的温暖与美好将得到直观而深切的领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隐蔽却又潜移默化的软实力较量,有意识地参与到世界文化竞争中去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国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存在诸多误读,也许西方曾兴起过几拨中国热,但那不过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政治立场,阐释作为“他者”存在的“异族”文化而已。因此,当我们发现民族文化被误读之时,自我主动地探索“文化输出”便成为一种合理并且是紧迫的诉求。当然,这种文化的输出首先应是真诚友好的,正如学者王岳川提出“文化输出”这一概念时所指出的:“文化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要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是一种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则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④]
就中国的影视业来说,与世界对话、让世界了解中国也是影视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而纪录片这一力求真实的文化形态,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互相了解、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能帮助世界、特别是西方主流社会了解现在时的中国,减少文化误读,因此在每届电视节上,纪录片都成为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日本NHK广播电视协会等机构最为青睐的节目形态。而自然类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一般不涉及宗教信仰或者语言文化的差异,在传播上也就不受地区、国家的限制,并且收视人群广泛而稳定,日益成为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国际化语言,基于此,《森林之歌》对我国真实森林版图的生动描画,便具有了生态主义与文化输出的双重主题。
二 故事策略——“好莱坞式叙事”背后的人类自省
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是一部影视作品的最高追求目标。如果说在主题上,《森林之歌》立意于传达生态主义这一时代命题,宣扬真实的中国生态文明,从而建构作为自然类纪录片应有的社会价值和传播价值,那么在创作策略上,《森林之歌》则立足于国际化和商业化的创作视野,力求探索我国纪录片的经济价值之路。长期以来,中国拍纪录片的目的,无非评奖、应付上级指令或者表达一己之思,然而,在大众化传媒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创作只有从孤芳自赏的小资意识转为满足大众需求的媒介意识,以“现代品质观”——观众的要求和兴趣为指导,才可能生存并开辟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欧美商业纪录片的“现代品质观”首先体现在把离散、缓慢的文本信息进行戏剧化“演绎”,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探索频道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对每一个镜头的长度,以及三分钟一个悬念、五分钟一个高潮、十分钟一个戏剧化的转折都作出规定。虽然是中国第一次大型野外动植物拍摄,但故事化的创作理念是早已得到共识的,问题是:故事尚有好与不好之分,如何有别于既有的经典作品如《探索·发现》等的故事策略,从而首先经受住具备较高观赏起点的国内观众的考验呢?《森林之歌》尝试采用非常规的讲述角度:在考虑到中国观众对线性叙事和伦理道德题材较为偏爱的前提下,把故事“好莱坞化”使之跌宕起伏,鲜活而又不失深度。
好莱坞类型电影一般具有单一而明确的故事线索,有时候这个线索被具体化为某个物品,例如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夺宝奇兵》系列,近年来此种叙事技法在我国的类型电影比如《疯狂的石头》中也多被采用,以“宝物”串联起来的故事呈现出结构紧凑,情节复杂却按顺序发展、绝不凌乱的特点,契合中国观众观赏习惯。《森林之歌》的叙事对此亦有所借鉴:长白山红松所结的松果是森林里很多动物的主要食物,但由于松果是一种退化了的物种,必须依靠吃它的动物为媒介来繁衍,于是利用松果这一“宝物”,让生态链条上众多的动物依次登场,串联起《雪国 北国之松》的整体结构,不失为绝佳创意。
诚然,为诉求清晰、完整的故事结构,纪录片最常用的方法是按时间顺序的封闭型戏剧结构,但这一规则不能僵化理解,借鉴类型片严格的冲突律——三分钟内出现头次冲突,十分钟内“破题”,即冲突明朗化,之后则是一波又一波的“桥段”,即多个冲突回合[⑤],将使故事更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秦岭自然保护区的猴群故事实在称得上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动物版,缘起、发展、高潮,乃至回味无穷的悲剧结尾一个不落:深秋,首领“甲板”带领猴群在落叶中寻找果实充饥,不时与其它猴群家族因争夺有限的食物而大打出手;另一只公猴“八字头”对首领之位觊觎已久,它纠集了一帮公猴作为自己的盟友,伺机挑衅;首领“甲板”在战斗中受到众猴攻击,特别是“八字头”给了它致命的一击,咬伤了它的的左腿,从而成了猴群的新首领;“甲板”孤零零地待在山上,猴群则在“八字头”的带领下往温度高的山下迁徙,但“甲板”不放心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小猴,总是偷偷去猴群看望,直到小猴不幸夭折,“甲板”便再也没有出现在猴群中。此外,故事还设一条副线——母猴“圆圆”先后与两位猴王的“感情纠葛”,而整个猴群故事又是与秦岭南坡的大熊猫故事穿插讲述的,如此这般,堪比好莱坞商业大片,却又俨然春秋战国的纷争加上亲情伦理的思辨,着实让中国观众惊叹不已。
然而,讲故事仅仅是手段,并非目的,纪录片为人类审视自身提供了一扇形象的窗口,“在央视网站的调查中,占参与调查人数的34、57%的人认为《森林之歌》最大的价值是‘用亲切动人的方式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⑥]但是,动物世界引发的思索还不止于此,“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人性的危机,作为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往往是以人性的形式表达出来。”[⑦]。一代又一代的黑鹳仍然固执地飞往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胡杨林,因为它们的基因里“记得”那儿曾经是湿地;人类采摘松籽的活动导致动物的食物不够,星鸦含着那粒得来不易的松籽,舍不得吃,而本应是冬眠时期的黑熊,因为没有足够的脂肪储备而不得不继续寻食,但即便吃不饱,动物们也恪守着“路不拾遗”的规则,绝不动用别的动物埋下的食物;黄猄蚁群团结迎战胡蜂,即便死亡来临,它们也会释放大量化学物质警示同伴;独臂胡杨树为了给种子一些养分,甘愿折断一只“手臂“看到这儿,观众心头不免涌起阵阵心酸和惭愧,人类社会所缺失、或者说遗忘的,在森林中都能找到。
三 视听语言——镜像世界与听觉盛宴
在这样一个消费形象甚于文字的影像时代,画面与声音是吸引观众的先决条件,优美的视听语言既是影像媒体的优势所在,也是讲故事的物质基础。《森林之歌》以其富于感官冲击力的镜像语言,包括多样的镜头、创造性的剪辑、丰富而层次感极强的色调,融合同期声、现场声、解说和极具中国特色的音乐,在营造视听享受的同时,《森林之歌》也成为独特的中国生态的一首咏叹调。
(一)多样的镜像语言
现代纪录片的首要规则便是运用镜头语言讲故事,即所谓关掉声音也能触动人心,而现代拍摄技术的介入则让镜像下的世界更加清晰而充满震撼力。《森林之歌》在镜语的使用上向现代性靠拢,吸收国外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加入许多电影的拍摄技法,给观众以最大的信息容量和最丰富的画面信息。
在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中,介绍环境的大全景镜头和情绪渲染的空镜头必不可少,而给人深度介入感的特写镜头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诚如巴拉兹所说:“最重大的事件只不过是各个微小因素运动的最后结合。一连串的特写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整体变成各个个体的那一刹那间。特写镜头不仅扩大了而且加深了我们对生活的观察。”[⑧]微距拍摄和间距拍摄让各种细节在镜头中纤毫毕现,美轮美奂,为观众展现平常不易看到的奇观上,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而特写镜头呈现的过程又使观众形成紧张的观影期待,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对于纪录片的镜像世界来说,变化焦距、景别的拍摄技法固然重要,但因为与故事片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同:纪录片的拍摄者很可能面临跟随被拍摄者,一起面对命运的局面,因此在后期制作中,运用蒙太奇对素材加以整理则显得尤为必然和重要了,也正是这种“未知性”带来了创造性,从而实现了纪录片的最大魅力。“‘剪辑艺术’实际上也是编辑“顺序”的技巧,同样的场面,如果多重角度、前后交换、长短交叉、平行对比、关系镜头等技术使用娴熟,可以达到惊人的效果。”[⑨]蒙太奇剪辑可以让故事节奏加快,甚至形成妙趣横生的效果,这种剪辑看似违背了纪录片最为本质的属性,但是鉴于并不会影响观众对本集整体真实性的怀疑,反而横生妙趣,也算得上颇具匠心。
依托于大量现代技术以及本身的题材优势,《森林之歌》的色调穿插出现,丰富而具层次性,从艺术审美的角度配合了不同地点、不同故事的需要,较好地照顾了观众的收视心理,例如四月,秦岭北坡大雪皑皑,画面色调显得灰暗萧瑟,而秦岭南坡已经进入春季,因此在拍摄秦岭南坡时,画面上阳光充足,一派嫩绿色。
(二)听觉盛宴
作为电影的传统分支,纪录片历来强调镜像语言至上,力求通过驾驭高超的电影语言来表现复杂的生活,然而,从传播学的信息接受和处理理论来说,这也意味着纪录片难以解读,不适合电视大众传播,因此有必要为纪录片模糊多义的影像特性寻找一种克服传播障碍的元素,这时候,便需要适当的解说、现场声、同期声以及不可缺少的音乐。
虽然此前有纪录电影,比如《迁徙的鸟》实现零解说的先例,并且中国纪录片公认的弊病正在于冗长且无法令人信服的解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句“婚飞,是白蚁的曼妙时光。”把纪录片从累赘的字幕和为说明情节的解释性画面中解脱出来,营造出简洁的叙事节奏,并增加纪录片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因此尽管《森林之歌》解说仍然偏多,但解说本身不该被排斥。至于自然界的声响,则非但不能忽视,反而应成为亮点,那汩汩潺潺的雪水融化声具有洗涤心灵的作用。
听觉盛宴的营造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音乐的加入,这里的音乐专指以观众心里需求为依据,能渲染观众情绪和情感的外加音乐,《森林之歌》大胆尝试优雅舒缓的提琴、波澜壮阔的交响乐、芭蕾舞乐般轻快的节奏曲,并创造性地融入中国古典音乐的宫、商、角、徵、羽,渲染一曲曲动物们的爱恨情仇。有的动态效果音乐来自京剧,例如当画面上的招潮蟹扛着大螯的时候、黄猄蚁悄悄出现在竹节虫身边的时候,恰到好处的京剧鼓点,营造出悬疑和恐怖气氛——危险袭来。更令人称快的是,为与画面上不同地域特色相配,采用了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如中国西北的打击乐,以此达到“很现代,也很东方”的成片效果。当然,音乐必须依托于纪实画面本身来开启观众的情感,是影像的附属品。当猴王“甲板”仰望着树上的妻子“圆圆”时,当圆圆初得子时,洋溢起幸福抒情的旋律,当众小猴聚会打闹时,音乐则轻松欢快。
四 结语
《森林之歌》所传达的现代纪录片理念还包括整体包装理念,即片头、片花、导视的设计,首次采用一只蚂蚁作为“形象代言人”。基于观众在按顺序接受电视信息时,间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疲劳时限”的前提,《森林之歌》用可爱的电脑动效把每集切分为几个段落,起到提顿收视效果的作用,以及用电脑逼真而形象地演示秦岭形成的过程等等。当然,有时候该片解说仍然存在脱离文本的现象,体现从传统现代纪录片转变中的阶段性特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外的观众对中国将更加感兴趣,中国广阔的自然地貌、悠久的文化遗产以及多元化的饮食风俗都是极好的纪实片表现对象,中国的纪录片前景依然广阔。
现代纪录片理念强调运用多样的镜头语言讲述动人的故事,这也成为中国纪录片的未来之道。尽管世界普遍纪录片投资基金萎缩,但是只要“学会调用‘视听艺术’、‘剪辑艺术’、‘叙事艺术’三种手段去制作纪录片,这样即使没有很多的资金也可以完全实现喜迎观众、提高收视率的目的。”[⑩]而作为我国首部自然类商业纪录片,《森林之歌》与既有的欧美商业纪录片的区别体现在注重现代性的同时,兼顾民族性,充分认识到宣传我国真实的生态文明、迎合本国观众的观影习惯、融入本民族的音乐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纪录片要想在全球化商业大潮中有所建树,除了与现代理念接轨,还应恰到好处而又不遗余力地发挥本民族特色。
[①]参见杨玉洁,《森林故事——对大型自然生态纪录片的纪录》,《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 2008年第2期,第17页。
[②][英]彼得·辛格著,《动物解放》,孟祥森、钱永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③]高力,《自然之镜:嬗变中的电视生态批评》,《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第152期。
[④]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参见刘一兵,《摸着石头过河》,《电影艺术》,2007年第9期,第4页。
[⑥]杨玉洁,《森林故事——对大型自然生态纪录片的纪录》,《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 2008年第2期,第10页。
[⑦]高力,《自然之镜:嬗变中的电视生态批评》,《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第153期。
[⑧]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⑨]哈里特·尼莫,《要用“悬念”故事——访世界自然与野生动物电影电视节主席哈里特·尼莫》,《中国电视》,2007年第1期,第57页。
[⑩]哈里特·尼莫,《要用“悬念”故事——访世界自然与野生动物电影电视节主席哈里特·尼莫》,《中国电视》,2007年第1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