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一样有着深远的历史，从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叶・扎米亚京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维尔的《1984》开始，反乌托邦逐步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多角度多方面的反乌托邦批判层出不穷。基于英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是反对乌托邦的主要学术力量。例如卡尔・波普尔就主张一种可证伪的历史规律，认为绝对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历史主义必定导致暴力。正如他指出：“并不存在决定最终目标的理性方法，但是，假如说有的话，也只是某种直觉。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意见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况下，因此必然导致运用权力而不是运用理性，即导致暴力”。以赛亚・伯林更直接地把矛头指向乌托邦霸权主义的后果，他指出：“让人类从此获得永远的公平、快乐、创造力、和谐美满，还有什么样的代价可以说太高呢？为了制作这样一个煎蛋，肯定是打破多少鸡蛋都无所谓了......鸡蛋已经打破了，打破鸡蛋的习惯也养成了，但是那煎蛋还没有见到呢”。虽然英美也有着曼海姆这样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关系，较为中立的理性主义学者，但是他们的批判和敌视态度大多源自自由主义对乌托邦极权主义色彩斗争的政治立场，他们并不关注，也不在意建立一个完整的乌托邦批判理论。
福柯对乌托邦的批判相比英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更为完整，在乌托邦批判概念上，他推崇异托邦思想，在乌托邦批判方法上，他坚持空间思维。因为福柯思想富有斯特劳斯结构主义色彩，在对社会结构探讨时比英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带有较少的意识形态倾向，结构主义的空间思维倾向也更适合批判乌托邦实践问题。福柯弟子德勒兹曾经在1972年定义过包括“四个火枪手”福柯、阿尔都塞、巴特尔和拉康在内的结构主义三个特征：符号界维度、结构由差异和单一组成、注重位置和场地的拓扑学逻辑。福柯虽然拒绝别人将他命名为结构主义者，但是他确实注重德勒兹指出的结构主义中两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将“结构由差异和单一组成”提炼为异托邦思想，将“注重位置和场地的拓扑学逻辑”表现为空间思维。
异托邦是以异质、他性为特征的当代性思维。它与乌托邦的差异在于乌托邦注重同质性，异托邦注重异质性，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构建。从《词与物》中第一次提出异托邦：“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乌托邦允许寓言和话语；因为乌托邦是处于语言的经纬方向的，并且是处在寓言的基本维度中的；异托邦（诸如我们通常在博尔赫斯那里发现的那些异托邦）使言语枯竭，使词停滞于自身，并怀疑语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异托邦解开了我们的神话，并使我们的语句的抒情性枯燥无味”。到后期《空间、知识与权力》中明确提出异托邦的六个原则：文化构建性、社会相关性、结构异质性、时空同步性、内部排他性和内在超越性。福柯一直鲜明地批判乌托邦的同质思维。
空间思维是以多维、他者为特征的反时间思维。它与时间思维的差异在于空间思维关注知识、概念和合理性，时间思维关注经验、意义和主体。福柯对从柏格森开始，对萨特到亨利・福柯带有时间思维的哲学氛围颇带怨气地指出：“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以及惰性的一边。我记得十年前参加过对空间政治问题的讨论，人家告诉我，空间是一种反动的东西，时间才与生命和进步有关”。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和空间思维在对乌托邦批判上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正如哈维指出：“所有这些乌托邦形态都可以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乌托邦和空间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成就了福柯独特完整的乌托邦空间批判理论。
从时间上看，福柯对乌托邦空间的批判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54年第一本专著《精神疾病与人格》开始关注乌托邦空间问题，分析疾病的空间结构，探讨与空间有关的距离坍塌、空间岛状、僵直形态在疾病共同体中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变化，以及个人身体经验在疾病领域的问题；早期1967年《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对空间核心问题——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研究；到中期1975年《规训与惩罚》区别乌托邦社会空间的两种空间设计模式，对城市和监狱中权力机制的研究；再到后期1979年《权力的地理学》和1982年《知识、权力和空间》中对空间与物质、知识和文化的关系，空间与城市规划和铁路关系的研究。福柯对乌托邦空间批判层次逐步深化，批判案例逐渐现实，批判角度逐为宽广。
从结构上看，福柯对乌托邦空间的批判分为三个层次：乌托邦身体空间、乌托邦文本空间和乌托邦社会空间。虽然福柯曾指出乌托邦存在两个空间层次：“呈现社会本身完美”的空间和“颠覆社会本身”的空间，两种空间分别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发展到极值的乌托邦社会空间。“呈现社会本身完美”的空间是自由主义构建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社会空间，“颠覆社会本身”的空间是用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的理想乌托邦社会空间。但是福柯《词与物》中也对乌托邦文本空间颇为关注，所以作者认同张锦所指出福柯以异托邦为核心的反乌托邦思想应当分为《词与物》的文本空间和《其他的空间》的社会空间。不过张锦还是遗落了福柯可能因受到梅洛·庞蒂影响，还批判过的乌托邦身体空间。正如福柯指出：“我的身体，它是一个乌托邦的方面：它从不在另一片天空下。它是绝对的位置，是我所在并真正肉身化了的空间的小小碎片。我的身体，无情的位置”。福柯的乌托邦身体空间与梅洛·庞蒂“身体-主体”概念相比，他并不关注知觉、身体和肉身等现象学概念，他更关注社会对身体的规训，关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权力的肆意妄为，所以他的研究重点从乌托邦身体空间过渡到乌托邦社会空间。正如福柯指出：“乌托邦提供了安慰：尽管它们没有真正的所在地，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个它们可以在其中展露自身的奇异的、平静的区域；它们开发了拥有康庄大道和优美花园的城市，展现了生活轻松自如的国家，虽然通向这些城市和国家的道路是虚幻的”。总之，福柯乌托邦空间批判理论的三个层次各有理论根源和目标指向，但是相互之间并不干扰，各有批判的侧重点。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重点批判乌托邦社会空间，将乌托邦社会空间的空间设计模式区分为传统性特征的金字塔模式和现代性特征的全景敞视模式。金字塔模式以金字塔式逐层收缩的方式进行空间设计，蕴含封锁的规训意象。代表案例是17世纪末瘟疫期间的封闭城市，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若干名里长向区长报告，若干名区长向市长报告。逐层封锁街道街区城市，登记巡逻监视姓名出入和消毒情况，形成居民、里长、区长和市长的金字塔式多重权力关系。全景敞视模式以环形封闭和核心瞭望塔的方式进行空间设计，蕴含监视的规训意象。代表案例是福柯从边沁提出的警察处于中心瞭望塔，囚犯处于环形外围囚禁室，囚犯无法看见警察，警察却可以对囚犯单方向的“看”，使囚犯产生心里制约效应的的全景敞视监狱。
虽然福柯的区分坚持了乌托邦社会空间的同质思维，但是瘟疫期间封闭城市是宏观城市空间的非日常性建筑，全景敞视监狱是中观建筑空间的日常性建筑，两者存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的误差。福柯也认识到这种误差，他指出：“前者（17世纪的瘟疫时期的封闭城市）有一个特殊的形势：权力被动员起来反对一种超常的灾难。......全景敞视建筑应该被视为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存在误差的不是全景敞视监狱，而是瘟疫时期的封闭城市，因为全景敞视监狱的日常性是乌托邦的重要特征。正如罗兰·巴尔特指出：“因为乌托邦的标志就是其日常性；或者还可以说，日常性的一切内容就是乌托邦：时刻表，饮食配方，服装设计，家具安装，谈话或交流的规定”。反之，因为金字塔模式的瘟疫时期封闭城市不具备乌托邦的日常性特征，所以需要基于两种空间设计模式的相同和差异，提出新的空间设计模式和案例替代金字塔模式和瘟疫时期封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