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宿直主要出于军队防卫之需要，其对象也多是武将。文官宿直的历史，最早或可追溯到汉代。《隋书》载：“尚书省，事无不总……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务，直宿禁省，如汉之制。”[ 魏 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74页。]可见汉代已有相关制度并为隋所沿用。唐朝立国之初，宿直与其他制度一样，处于草创阶段，基本都在沿承隋朝。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中，从概念界定、执行对象、执行方法、处罚举措等多方面对官员宿直进行了明确：

诸在官应直不直，应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旦夜者，笞三十。
疏议曰：依令，“内外官应分番宿直。”若应直不直，应宿不宿，旦夜不相须，各笞二十。通旦夜不直者，笞三十。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一日之点，限取二点为坐。
律令的制定保障了制度的权威，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必须宿直，唐初关于免直的对象与事由，亦有明文规定。从对象看，《唐会要》云：“尚书左右丞及秘书监、九寺卿、少府监、将作监、御史大夫、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国子司业、少监御史中丞、大理正、外官二佐已上及县令准开元式，并不宿直” ，这里用排除法，也即除上述列官外的中央官员，都必须宿直；从事由看，只有极个别情况，如“贞观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敕,文武官妻娩月,免宿直”，类似当今的“陪产假”，属于政策允许的免直范畴；从操作层面看，《唐六典》载：“凡尚书省官，每日一人宿直，都司执直簿一转以为次。凡诸司长官应通判者及上佐、县令皆不直也。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的总汇机构，自然是宿直制度的核心执行部门，这其中，尚书省左右司即“都司”负责执掌“直薄”，也就是值班表，六部官员轮流值班。一般情况下百官早朝后即可退归，日常事务则交由“直官”办理。这些细密交错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唐初相对完备的宿直制度体系。
通过对唐代宿直制度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其确立的初衷主要在于督促官员处理政务，加快公务流转，与文学创作并无直接关联，但实际上，早在唐太宗时期，宿直便已具备了文学的“基因”，《旧唐书》载：

至三年，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由是可知，太宗即位之前，便“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令杜如晦等“十八学士”分番宿直；即位后又“精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天下文儒之士”“更日宿直”。宿直期间，君臣“讲论经义”，亦“商略政事”，这固然与之后文官利用宿直间隙独立开展文学创作有本质区别，但不可否认，从唐初宿直制度确立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文人、文学（当时主要是经义）与宿直的融合。
随着唐武德年间广开贡举，至太宗朝偃武修文、大力推行科举取士，遂使众多英才彦士逐渐跻身官员行列，极大地提升了宿直官员的文化修养，正如《旧唐书》所言：“文皇帝（太宗）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科举的施行，为宿直制度解决了“人”的问题，其无论常科还是制举的考试内容，都决定了这个“人”是儒家的、是“锐意经籍”的、是“下笔成文”的，这便为宿直文学的萌芽提供了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