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文官宿直期间的主要活动由“讲论经义”到自觉创作，最终选择以诗歌为创作的主要形式，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宿直文学都是个重要转折，这其中，唐代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变革，对创作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这场变革的具体内容，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做了较为详尽地说明。大体来说，唐代早期科举并未将诗赋置于十分耀眼的位置，尤其是最为重要的明经与进士科考试，经文与试策是其主要考试内容，这种局面到高宗时期有了根本转变，《唐会要》：“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例程。”这里所说的“杂文”，按徐松的解释，当考两篇，基本内容为“箴铭论表之类”，到了开元年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傅先生将进士试诗的最早记录定于开元十二年（724），并指出“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试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广泛影响”，当然也包含了文官宿直。
要探析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需要结合具体作品来谈。唐代进士试诗即省试诗一般为六韵十二句，早期的宿直诗也多采用这种形式，譬如沈佺期《酬苏员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见赠》

并命登仙阁，分曹直礼闱。大官供宿膳，侍史护朝衣。
卷幔天河入，开窗月露微。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
冠剑无时释，轩车待漏飞。明朝题汉柱，三署有光辉。

又如宋之问《和库部李员外秋夜寓直之作》：

相庭贻庆远，才子拜郎初。起草徯仙阁，焚香卧直庐。
更深河欲断，节劲柳偏疏。气耿凌云笔，心摇待漏车。
叨荣厕俦侣，省己恧空虚。徒斐阳春和，难参丽曲馀。

这两首作品在形式上与省试诗相同，但时间要早于傅先生所说的开元中（沈、宋皆卒于开元初）。或许可以认为，从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奏请“帖经及试杂文”，次年也即永隆二年（681）朝廷正式颁布“进士试杂文两首”的敕文，到开元十二年（724）出现祖咏的首例试诗《终南望积雪》，这期间经历了40余年的制度探索。在试诗正是纳入进士科考试内容之前，六韵的诗歌已成为中央文官宿直期间的“公开作品”，其在形式已基本成熟，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宿直官员的创作“默契”和风尚，对于最终纳入官方视野，成为进士科“试杂文”的正式构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种推测不仅来自作品的形式体制本身，还来自于创作者的独特身份。以上列举的两位，分别担任长安二年（702）、景龙三年（709）知贡举。这个时间，要晚于同样以考功员外郎出任知贡举而奏进变革的刘思立。作为常科考试的主试官，沈、宋在宿直期间所开展的文学创作，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员唱和，其对创作形式的选择可以说与当时的进士科考试内容调整的呼声“不谋而合”。
此外，《新唐书》载：“（杜）正伦工属文，尝与中书舍人董思恭夜直论文章，思恭归，谓人曰：‘与杜公评文，今日觉吾文顿进。’”《开元天宝遗事》载：“苏颋与李乂对掌文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翫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清光可爱，何用灯烛？’遂使撤去。”上引的董思恭、苏颋，分别于龙朔三年（663）、神龙三年（707）担任过知贡举，后者至今留下多首宿直诗歌，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官宿直已不再像开国之初的君臣间“讲论经义，商略政事”，作为科举主司，其与同僚“夜直论文”“文酒玩月”，对于进士科文学属性的增强，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中唐及以后的文官宿直创作，譬如卢纶《奉和户曹叔夏夜寓直寄呈同曹诸公并见示》、张少博《尚书郎上直闻春漏》、周彻《尚书郎上直闻春漏》，权德舆《奉和张舍人阁老阁中直夜思闻雅琴因以书事通简僚友》、吕温《奉和张舍人阁中直夜思闻雅琴因书事通简僚友》、郑畋《五月一日紫宸候对时属禁直穿内而行因书六韵》等等，用的也多是省试诗的六韵体。
更进一步说，上举诸人，除权德舆外皆为进士科出身，权德舆虽未中进士，但掌诰九年、三知贡举，他们的宿直诗采用六韵创作，一方面不难看出在包括绝句、律诗在内的定型后的“近体诗”全面占领文坛、成为唐代社会文学创作主流的情境下，进士试诗对文官宿直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宿直文学与其他文学形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创作主体都是在任得位的官员，属于“独特群体”，而即便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文官，也只有进士科试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作为“独特群体”的以上作者，其宿直作品采用“独特文体”的特殊意味了。
如果说唐代科举的实施，为宿直文学解决了“人”的问题，那么进士试诗、试赋取士的制度革新，赋予了作为宿直官员的“人”以“诗人”的面貌，这对于宿直文学的创作定型，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