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议题。其中贵无论的代表人物是王弼。他最先将“无”这个概念本体化，使其从一个单纯的现象上的“没有”，变成了万事万物的核心。王弼的观点，是通过对《道德经》的注解体现出来的。有、无通过他的解读，与“道”产生了联系。《道德经》中的有无关系问题，就转化为有与无的关系问题和有无与道的关系问题了。
在王弼以前，“无”这个概念并没有被本体化，因而注家对于有无关系的讨论，多集中于具体的形象方面，而没有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如河上公对于第四十章的注，“（天下）万物皆从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也。天地神明，蜎飞蠕动，皆从道生，道无形，故言生于无也。”他并没有否认经文中“有生于无”的论断，但河上公所谓的有生于无，是指有形有相的万物生于无形无相的道。道在这里仍然具有绝对的本体地位，而有与无都是与现象有关的概念。
但从王弼开始，有无的问题开始复杂化了。一方面，王弼仍然承认道是万物之本体，另一方面，他抬高了“无”的地位，使其成为了超越于万物的存在，是万有之所从出，在这样的改造下，“无”具有了与“道”平等的地位。
《道德经》开篇第一章是对有无关系描述最多的一章，在这一章的注疏中，虽然王弼仍然承认“道”的至上性，没有直接表达出“以无为本”的观点，但是，已经能够发现他对于“无”的倾向性：“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一方面，他承认“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如此一来，“无”就开始摆脱对于现象的描述，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而“有”仍然是一现象界的存在，与无之间产生了层次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在第十一章的注中更加凸显出来。“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本来想要表达有与无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关系，而在王弼的解读下，二者的关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虽然老子在经文中确实肯定了“无”对于“有”的重要性，但是这二者是相对独立的。王弼则取消了“有”的独立性，将其看作是依赖于“无”的存在。至此，王弼完成了对有无关系的改造，使得原本是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变成了“有”依赖于“无”而存在的关系。“有”成为了仅限于现象界的存在，而“无”则上升为形而上的本原。
明确将“无”本体化，使得其与“道”产生联系，是在第四十章的注中：“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他看来，“无”不仅是“有”之所从生，更是“有”之根本。经文此处本没有涉及本体论的内容，仅仅是对于生成次序的描述，经由王弼的一番改造，“无”不仅成为了“万有”之来源，更成为了万物之本体。
王弼一步步将“无”提升到了本体的地位，但又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在《道德经》中，已经存在了一个超越于万物的本体——道。如若王弼将“无”解释为本体，那么，他与“道”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二者何为根本？王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无即是道，道即是无，二者是同一的。经文第四十二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在此处已经明确表示，生成“一”的是“道”，“道”是万物产生之根源。但王弼却将“道”解读为“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无”取代了“道”的位置，成为了生成“一”的本原。但是，王弼却没有因此而否认“道”的至上性，仍然在下文中强调“过此以往，非道之流”。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道”与王弼所说的“无”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的。但是，王弼也存在着贬低“道”抬高“无”之倾向。在《老子指略》中，王弼称：“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也。”“道”之所述，仅是生成论上的意义，因而是“未尽其极”的。换言之，在“道”之上，应该有一个能“尽其极”的存在。这个存在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无”。但是，这一思想在经文的注疏中并没有体现，因此仅作为一个参考。经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王弼看来，不仅有生于无，而且万物皆以无为本，道与无是一致的。
王弼贵无论的提出，使得《道德经》中关于本体论的问题开始彰显出来。虽然“道”本身就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两个层面的含义，但是在王弼以前，对于“道”的解读多偏向于生成论。而魏晋玄学的产生使得人们开始讨论更加抽象的哲学命题，有无关系使得本体论的问题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从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王弼的贵无论更是因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降的诸多注家皆继承了王弼的思想，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于“道”的看法。也正因如此，以“无”称“道”成为了道家思想为佛教所诟病的原因之一。初唐道士成玄英在王弼贵无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道与有无关系的新的主张，以此来应对佛教所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