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影像拍摄者不断调整自己，使自己拍摄的影片符合外界对于乡村-社区影像的期待的过程，也是他们在社区之中的村民身份不断异质化的过程。外部视角与村民身份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分化：发生矛盾时，站在谁的身份中做选择？
培训方希望能尽可能地得到本位视角的作品，促使村民拍摄者不断回到自己所处的社区中去，但拍摄的需要又使他们不断地从他们所处的人群中分离出来。一旦无法掌控二者间的平衡，对于生活在其拍摄环境、身为社区成员的村民拍摄者而言，乡村-社区影像给他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困境。
在一位白裤瑶村民拍摄的影片《父亲》中，有作者的父亲和妻子在稻田中干农活的镜头，妻子和父亲埋怨作者“拍这个有什么用”，“整天不来帮忙”。影片《天命》的作者也遇到过拍摄时的抉择困境，在夏天拍摄村里人晾晒染过的布时，大雨瞬至，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村里人抢收布匹的画面拍下来，最后选择放下摄像机去帮忙收布，“后来想了想又后悔，我怎么没有拍下来”。而在葬礼上，一位参与乡村-社区影像的村民坦言，想拍摄记录，又怕被指责不帮忙还乱拍，“我们一般是熟人拍得比较多......拍自家人......（有的事，比如葬礼）想拍又怕人说，自己家的事情（不帮忙）你还拿个机子拍拍拍。”一位村民经常带学者去拍他们村的手工，村民指责他“不务正业”，“搞乱我们的生活”，更有甚者，“再这么干下回打你”。尽管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认为村民影像可以达到一个“大家都熟，当你是空气”的状态，但摄像机实际上很难隐藏其在场的痕迹。为了更方便地拍摄创作，白裤瑶村民影像大多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拍摄，选择认识的人作为拍摄对象，认识的人往往更容易信任拍摄者，“熟人知道你不会拍这个拿去卖钱”，即便如此，摄像机造成的影响也很难消除，“熟人不好意思拒绝你，但是做起事情就不自然，有时候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此外， “熟人拍摄”可能会带来拍摄者在村落社区中的身份认同危机。拍摄者作为社区的成员，有责任与义务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并帮助其他村民，尤其是同一“威要（兄弟组织）”的村民。一个长期拿着摄像机拍摄而不介入事件的村民，时被指责“像个外人一样不懂礼貌”，即其行为不符合受本地社会文化规范，在社区中的受认同度降低，而在场的“外来闯入者”——摄像机加重了村民拍摄者与其他村民的隔阂，对本族群文化认识的不一致加速了村民拍摄者的异化。在访谈中未接触过影像培训也较少参与放映活动的村民多对拍摄者认同程度很低，认为这些村民拍摄者不一样。
对此，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试图通过增加乡村-社区影像展映的方式获得村民的理解，如连续多年的年街节放映和巡村放映，确实提高了村民对影像小组所做工作的理解度。但对于乡村-社区影像的在地居民参与者而言，另一种当地社会期许的身份构建更难完成。
传统白裤瑶社会中，女性被期待成为一个长期居家的、家庭的服饰制作者；男性被期待为家庭生活物资的获取者。近年随着留村务农已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外出务工的村民增多，在地男性随即被期待外出赚钱，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接受过乡村-社区影像培训后放弃继续拍摄的村民，自述放弃原因大多是因为生活压力——拍摄影片不能为其带来直接的收入，还会占用工作时间。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一个重要成员也于2017年放弃了拍摄，外出务工以养活自己家里的三个孩子。
另一个潜藏的原因是，当一个村民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作为“乡村-社区影像制作者”的身份上，他（她）会被视为不能很好地履行家庭义务的人，“不务正业”，脱离了社会期待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显性的“生活压力”背后是隐性的“社会压力”。传统白裤瑶社会并无“拍摄者”这一角色的位置，村民一旦成为“拍摄者”，与传统社会角色相冲突，他面临的就是原住社区的隔阂与压力。村民拍摄者在拍摄影片过程中长期被质疑“拍这个有什么用”，被认为“不务正业”，大多数接受过培训的村民很快放弃拍摄，外出打工。有村民也曾尝试在务工过程中拍摄纪录，但最终因种种压力未能坚持。
表面上看，里湖众多接受过乡村-社区影像培训的在地居民无法坚持拍摄，是因为拍摄与生计之间时间精力的冲突。但对比国内其他地区乡村-社区影像发展的案例，可知拍摄者自身的认同与其在社区中的角色定位更为重要。只要“拍摄者”这一身份角色在村寨中还未被有效合理化并得到认同，多数在地居民仍然会理性地选择更符合社区期待的角色，避免来自社区、家庭的风险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