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第二性——读《因为女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其首先是文明的前提，然后才是文明的结果。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

——阎真”

这是阎真教授的新书《因为女人》的引言。阎真教授说：“波伏娃的观点是文化决定论，即女性的命运、心理、气质等等都是文化、传统造成的。我不同意她的文化决定论，我认为文化只是部分因素，女性先天的生理事实同样是很重要的因素，生理和文化共同造成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她的心理、气质等。所以我认为，对女性来说，爱是她人生的主题。”[①]然而，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因为女人》这本书却处处验证了波伏娃的观点，女人是被男人塑造的，女人是文化造就的第二性，只不过现在的社会是以消费为主导的，塑造女人的文化则带上了消费社会的特点。##end##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强调了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世纪”，这种异化使得消费变成了“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②]并且，指出在这个社会中，女人的解放是越来越虚幻的，因为“正是随着她的一步步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③]在《因为女人》中，不但女人的身体成为了男人甚至是全社会的欲望对象，甚至连女人的自我认同都成为了消费的对象。

一、被消费的自我认同

《因为女人》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这个主体对所指的客体有着命名和定性的权力。这本身就是表明了一种叙述态度，作者要写出心中的女性形象。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女性形象是什么样子。

文本叙事的主体性使得女性成为被言说的客体，这种位置决定了女性始终处于被看的位置，这造成了爱德华·T·霍尔认为的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问题，即认同[④]发生了巨大的偏移。这种自我认同偏移主要体现在女人以男人的视角来看世界，以男人的观点来看自己。这在消费社会中是通过看与被看来完成的。詹姆逊认为，“‘观看’是设置我与其它人的直接关系的方式，但是它是通过使被观看的经验成为主要的而我自己的观看则成为第二反应这一出人意料的颠倒的方式来实现的。”[⑤]但是在消费社会中，女人处于被看的位置，被看也是增加了女人的魅力和价值。约翰·伯格略说：“男人看女人，而女人则看自己被别人看。这不仅决定了多数男女关系，而且决定了女性于自己的关系。女性的观看者是男性，而女性则是被观看的。所以女性把自己变成为一个对象——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觉对象——一种景观。”[⑥]对此，有论者认为，“这种看与被看的差异不是一个生理性或自然而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是社会文化造成了男性与女性在看的问题上的不平等。……在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日趋成熟的今天，女性的这种‘被看性’不是减弱了，而是越来越被加强了。”[⑦]这一切都加重了所谓的“物化”现象，“将社会关系变为无活动力的、僵硬的客体。”[⑧]

《因为女人》中不断地指出女性主动认同被看的位置。柳依依是小镇里的姑娘，入了大学就体会到城市的诱惑力，起初她没有认识到“城市以含蓄的谦卑向她们招手，那其实是男人的姿态。”也没有认识到这种诱惑的力量，可是当她放弃了事业心，想要好好找个男人，以后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女孩都拼命打扮自己，不是为了自我悦纳而是为了吸引男人们的注意力。苗小慧帮柳依依选衣服，所有的衣服都体现着一种思想，“那就是怎么把身体的魅力凸显出来”，她们努力融入城市生活，女孩们相约去化妆、跳舞，去做兼职，目的都是为了认识更好的男生。家庭的背景，个人的能力都不是女孩子们骄傲的理由，一个女孩子有没有魅力的关键在于男人。“女孩吧，没有男孩来追她，连艳遇都没有，就没了气势。她们的价值，是由异性的热情来证明的，没有这种证明，再多骄傲的理由都不是充分的理由。”没有男人追求的女生是显得那么悲哀，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柳依依越来越困惑，“她简直不能理解，怎么在不觉之间，姑娘倒成了一个耻辱性的称号。连吴安安，那确切无疑是个姑娘，都反感着逃避着这个称号。”但是苗小慧看得开，她说：“世界永远是对的，哪怕它错，你也只能说它错得对。”大环境如此，女孩子们不得不按照规则和潜规则做事，用自己的身体和社会作交换。而作为男人，无论是夏伟凯，还是薛经理，更不用说秦一星、宋旭升等，不管男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观念如何，他们都把女人放在被看的位置上，他们引导女孩子们认同被看被消费，培养她们的虚荣心，又在她们青春已逝、年华不再的时候抛弃她们。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以女人的青春身体为消费对象，并不把女人们看成和他们同样具有心灵和智慧的平等人类。

面对女人的悲剧，男人们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女人》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引言，作者在此点出女权主义奠基人的文化态度，表明作者对女性的被压迫被言说的地位有所了解。但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有意志有能力却无法给自己一个幸福的生活。女人们无论拒绝还是接受男人对女人的消费性观照，都不得不成为被动的悲剧性的存在。女性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社会给予她们的位置，个人的力量无法抗争整个社会的压迫。于是人物自我认知与作品客观叙述和作者怜悯态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明确的对照：一方面加重了作者的悲悯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客观地表现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在作者看来女人的悲剧性命运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女人是生活在欲望化社会中的。即使是玩弄女性的秦一星，也是能了解这一点，他知道男人对女人不能专情，只希望男人能收敛一点，但是这个前提是女人要多付出。他说：“我希望你能够逃脱。怎么逃脱？要付出真情去建立亲情。男人，你全心全意地对他好，他可能看着这种情分，又看着儿女的情分，会收敛一点。不然他为什么要压抑自己？”作者对这悲剧无可奈何，他觉得“在这个年代，你不年轻不漂亮，那不但是有错，简直就是有罪啊。”男人们对悲剧中的女性有同情有怜悯，但这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居高临下。因为“怜悯当中有主体对于怜悯对象的爱或同情的成分。我们决不会怜悯我们所恨的人。主体可能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爱或同情，也可能意识不到，但这种成分作为潜在的推动力量却总是存在的，只是强烈的程度可以不同。怜悯的这一成分在感情基调上总是悦人的。其次，怜悯还有一个基本成分是惋惜的感觉。值得怜悯的对象不是处于苦难之中，就是表露出某种弱点或者缺陷，显得脆弱、娇嫩而且无依无靠。我们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而且有意无意地希望事情是另一种样子。怜悯的这个成分在感情基调上是混合的，主要是一种痛感。但由于值得怜悯的对象在某一方面比我们弱，所以往往带有通常伴随着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点点快乐。不管共同有的感情是恐惧、愤怒、仇恨、后悔还是别的什么，这两种成分——爱和惋惜——在怜悯中都总是存在的。”[⑨]

可是这种怜悯确实于事无补，不会让男人们对女人的态度有所改变，作者在书中就说：“一个女人，要她不喜欢健美，不喜欢漂亮，不喜欢好衣服，那她的生趣又在哪里？”女人的生活是日常化的，“天下有大事，巴勒斯坦、南非、阿富汗都在发生一些大事，这些大事她们也知道一点，但都没有感觉。她们做人都是往小处去做的。”但是女人怎么会这样，为何男人不会如此？作者对此的反思并不深入，他觉得这是千年来自然而然形成的。他并没有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他只是看到了表面，就觉得女人的社会悲剧不但是文化的悲剧，也是生理原因造成的。其实，这种悲剧根本上来说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克里斯·威登在《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指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⑩]安东尼·吉登斯也说：“妇女的认同完全是依照家和家庭来界定的，以致于她们在‘跨出’家庭走到社会的场景中时发现，这里所能获得的认同是由男人的刻板印象所提供给她们的。”[11]在书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女人们努力想挣脱男人设置的天罗地网，但是她们无可奈何。柳依依想和男人以真情相处，却处处受骗，爱的信念被现实全部打碎；她本来不想接受秦一星的经济援助，不想被他包养，但是她的工作环境使得她无路可走，不得不被秦一星金屋藏娇。阿雨不断坚持自己的信念，熬到人老珠黄无人问津，不得不养条狗来安慰自己的寂寞生活。父权制的社会使得女人的生活很小很窄，不是女人不想自立，而是这个由男人主导的社会没有给女人们生存的空间。这个并不是女人的生理决定的，生理现状是客观事实，不影响人的主观选择。书中有各种不同外貌不同性格不同选择的女子，但是她们的命运都是一样，所以她们的悲剧主要还是来源这个社会。所以女权主义者们不停地发出反抗的声音：“男人对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阴险凶暴地引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力量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12]

二、中国女权主义没落之反思

其实，男人对女人的消费古已有之，并不是消费社会兴起以后的结果。李小江教授分析性别歧视的历史缘由，她认为：“女人在文明史上的群体身分，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生存形式，生活在并非属于她的家庭中，成为稳定夫权家庭的重要因素；二是其表现形式，表现在并非真实的妇女形象中，成为审美活动的基本对象之一。几千年来，人们（包括女人）已经习惯了在对象化的基础上对女人的观念（认识）和观照（审美），将为奴的顺从和美的感受融为一体，积淀成一种顽固的审美意识，反作用于女人自身，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群体的客体性质，成为稳定夫权社会和美化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13]而十七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劳资斗争、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至今，“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变化之一，就是妇女走上了社会。”[14]可是妇女走上了社会，并没有改变女人在家庭生活中和社会环境中的依附地位，因为整个社会还是由男权文化来引导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以往的革命和解放都是在社会层面上对人的解放，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环境中男人是占主流的，这种对人的解放从根本上讲是对男人的解放，而不是对女人的解放。而女人的地位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女性一直是男人的奢侈品，是画家的模特，诗人的缪斯，是精神的慰籍。”[15]女人之所以能走上社会，除了对女性生产力的需要以外，实际上说来也是因为她具有被观照的审美性，即女人的身体是审美所指向的客体。

从历史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女性的弱势地位。丁玲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以强烈的性别意识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她的性别言说权利却被压缩在政治话语之下，而政治话语其实就是男权话语，使得《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成了丁玲在政治话语重压之下的绝唱。而后的丁玲是在公共写作中是一个性别模糊的形象，只有她的一部分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散文才露出性别意识，女性的言说空间被挤压在家庭之内和情感之间。男人们不能容许女人对公共生活发表意见。张洁作为新时期女性书写的首唱者，她曾经大胆地喊出“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可是《无字》却表现了即使是家庭生活也不能容许女人有话语空间，吴为最后不得不失语。与此同时，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总是被征服的客体，男人则带着各种各样的欲望，把主体的想法投射到客体身上。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是人们对生活的欲望和要求使得乡村的婚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由女人的婚姻选择支持了男人的行为。张贤亮的作品无论是《土牢情话》还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把女人作为利用的对象，最后还无耻地宣布“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最为典型的是《废都》，作者试图描写当今时代文化和精神的严重危机，但这危机依旧是由女人来承载的。在男性主体面前，女性就是百变精灵，无休止地满足男人对女人的从身体到精神上的各种欲望。“作者肆意地将许多封建士大夫的、男权主义的观念加到她身上，……作者基本上是以玩赏的态度对待唐宛儿这个‘尤物’，而对庄之蝶身上浓厚的旧文人习气，作者也是基本认同的。”[16]女性本来就已经是男人们妖魔化的他者，问题是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反而加速了这一过程，“女人身体的被看性,是男人对于女色的一种最基本的养眼方式，因为女人身体的被看性不是哪个男人决定的,而是女人在成为成熟的女人之时,就已经具备了被看的资本，因而人们说，女人的资本，就是女人的身体,这话一点也没有错。”[17]

在这种情况下，女权主义的反抗其实很悲哀。就拿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小说来说，林白就亲身证实了这点。林白在小说《回廊之椅》中虚化了男人的角色，整个文本由女人自给自足，试图让女人逃离男人们控制的外部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轻而易举地就被男人们否定了。她又试图指出异性无爱，要撕破女人的情爱幻想。在林白看来，性别对抗的原因一个是性别差异，一个是男权文化。这是具有本体论色彩的性别隔膜，因为“男人和女人没有共同目标”。可是只要女人想逃离男权文化，就必然成为一个“异类”（《说吧，房间》）；异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守望空心岁月》）。而男权中心主义又压制了女性的话语表达，徐坤的《狗日的足球》里真实地写了女性的失语。满场的观众一起骂粗口，柳莺像突然被当众扒了衣服。“当她鼓起勇气，想表示自己的愤怒，想对他们的侮辱进行回击时，却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使用的语言！没有供她捍卫女性自己、发泄自己愤怒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由他们发明来攻击和侮辱第二性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他们就如此这般的把女性性别恶意贬损刻意侮辱着，却让女人在愤怒时张口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柳依依她们在思考婚姻时候，发现所有的道理都被男人们说尽了，她们没有丝毫的话语权力。女性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话语之源。其实女性主义的内涵很丰富，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涉及作为读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女性的话语,即对男性文本的重新解读；第二种涉及作为作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女性话语即对女性写作的研究。[18]而由女性（female）到性别（gender）说穿了不过是女性主义理论不断适应社会现实的努力。

但是因为性别实际上依旧是外来的理论资源，而本土并没有能接纳它的土壤，即中国的女性主义和性别意识研究实际上是受外来因素所激发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并没有自觉的女权运动，这就导致了女性的性别言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空中楼阁。比如说曾经有论者呼吁重视男性文本和本土的话语资源[19]，这实际上是因为性别言说在文本创作和批评中更多地被理解为女性的身体。林白等人就是如此，她们认为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话，是要夺回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和态度建立在自己身体感受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要冲破男权主义禁忌，自己表达自己的欲望。通过身体写作发现了自己的欲望和激情。凭借身体写作，女性小说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认识自己，来抒发女性的性别之累和生存之痛。由此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她们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打破了女性言说的禁忌。林白这代女作家们突出的特点是排除了男性的视角，所以林白小说中，镜子是多次出现的意象。镜子是她的另一个自我，是女性的心灵和肉体的本真状态，是女人自己看自己，没有男人的参与。这种自我关照，也表明了对男权社会的拒绝。《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有这样一段：“女人走到镜子跟前，对着镜子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你爱我吗？”这可以理解成为镜子外面的人在问镜子里面的人，也可以理解成镜子里面的人问镜子外面的人，还可以理解为，这个女人在问自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前两种情况构成了女性之间的互相爱恋，另一种情况就是女性的自我爱恋。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女性的同性恋和自恋。林白并不认为自恋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不正常首先是因为男权社会用不正常的眼光看待女性，把女性放在不正常的生活处境之中。所以自恋就成了不正常的方式对女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正常”确认。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女人对男人们发出的呐喊之声，但是，当这种呐喊作为公共文本流通于社会的时候，读者们所欣赏的却是女人的自恋和同性恋，他们在看女人是如何自我观看的。甚至是为了更好地促销她们的作品，小说的封面被设计成女人在孤芳自赏，进一步加强了女人的被观看意味。这就是男权文化造成的结果，也是消费社会的结果。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在消费中存在着男女两种不同的范例，“女性范例更多地催促女人进行自我取悦。这不再是选择性、高要求，而是严格的讨好及自恋式关切。”[20]

这种性别言说给性别理论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们忽视了两性对话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理论只局限于解读女性文本，这无形中使女性主义话语日益丧失应对更广泛的文化现实的能力，无从影响社会象征意义生产，最终也必然使女性文化的建构失去意义。”[21]而与此同时最大的恶果就是中国文化毕竟是对身体充满羞感，过于强调身体使得很多人排斥性别理论，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宣称我是女人，但不主义。这就导致性别理论必然失败，当所指都在拒绝能指的指认之时，所指怎么能认同能指的内涵和外延？这种能指的活力能有多少？其实，女权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困惑。李小江教授认为妇女解放的性质很特别，“既不等同于阶级，也不隶属于一般经济问题。……它隶属于人的范畴，受人类自身的全面进化程度的直接制约。显然，长期以来，社会对女人的轻视，祸及到人们的理性思维；而女人对于男人的历史依附，至今仍掣肘着理论界对“女人”的抽象。”[22]所以无论女性主义理论如何反抗男权文化，但是无法避免现实和理论之间的困境。[23]而作为男性作家的作品，《因为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也提出了批评。小说的结尾处，北大的黎教授来作女性主义的免费讲座。黎教授围绕“性”去讲女性问题，认为身体是自己的，“这是对一个社会开放和宽容程度的考验。”苗小慧和柳依依虽然不懂得什么女性主义，但是她们从自身经历出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慨和悲哀。柳依依说，这是欲望化社会的思维方式。苗小慧说：“黎教授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太苍白了，也太虚伪了。也许她是想播下龙种，但收获的只能是跳蚤。”作者对此也发出和两个女性人物同样的感慨，“欲望有限，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也一个世界性的错误。”作者对女性的怜悯再次迸发。“讲欲望讲身体，女人必然是输家。”“对女人来说，欲望的时代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她们在人道的旗帜下默默地承受着不人道的命运。”小说最后所描写的黑洞，是对女性存在的隐喻性书写。女性无时无刻都逃脱不了社会所注定的悲剧性命运，即使美好的包装被她们轻轻一碰就化做齑粉。但是，阎真教授并没有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悲剧其实是男权社会特别是消费社会造成的。在消费社会中，无论男女，身体都成了消费的符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24]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以前作为性被奴役，今天作为性被‘解放’。”[25]

所以阎真教授其实不大懂得女性主义理论，他对女性的言说自有偏颇之处，过于强调了女性的生理因素，使得他的文本成了一个男权主义的典型。但是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他的书写实际上确实证明了女性的被言说被消费的地位，他所言说的就是在这个欲望化的社会中一部分女性的命运。虽然他也承认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可他毕竟写出了这个社会真实而残酷的一面，从而又一次验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26]那么，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的是，在当今的欲望过剩的消费社会中，女性该如何生存，如何恢复女性主义理论的言说活力，这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一个世纪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