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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西部文化差异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更新日期:2023-10-08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浏览次数:510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论东西部文化差异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论东西部文化差异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极其丰富。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西部乡村文化存在的条件与环境都发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变化, 这给云南省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健词:非正式制度;Hofstede文化测度;东西部文化差异;云南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潜在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环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必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荷兰学者Geert Hofstede对文化这样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是“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能将不同群体或类别的成员区别开来的集体模式”。人的文化价值观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因为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就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也就会有差异);反过来,人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end##

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村,是以农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与西方滨海商业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之中,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极其丰富。长期以来, 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直接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云南省也因此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集萃地,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最完好地保存了传统文化的地方。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对外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流频繁, 西方文化的思想及观念不断地传入,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悄然变化着,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文化已经逐步倾向于西方的滨海商业文化。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云南省的经济文化发展明显滞后于沿海地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民族文化存在的条件与环境都发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变化, 这给云南省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理论基础和文化测度模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霍夫斯泰德(Hofstede)通过一项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余名职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从价值观的角度概括出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阳刚/阴柔文化(Masculinity / Femininity)。

(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这一维度用来测量个人受集体影响的程度。“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淡漠,与集体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独立。“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他们对集体的偏好强于个人独立决策的偏好,共识和协作比个人采取行动付出努力更有价值。

 (2)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或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或权力分配的容忍、接受程度。权力距离大的社会对等级制度或权力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容忍程度高。社会呈现明显的等级阶层, 权威阶层拥有特权, 并尽量通过各种权利象征物来表明自己的地位, 以受到尊敬。权力距离小的社会比较追求平等公正,权力均衡,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较低,对社会或组织的参与程度高。

(3)不确定性规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 。指社会成员在面对风险、新生事物或不明朗事件时所采取的态度。不确定性回避程度大的社会,人们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风险,较可能排斥新生事物。人们会通过构建各种规则和制度, 增加可预期性来减轻压力。而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小的社会,人们能够泰然地接受不确定情景, 对未知的情景、观念和人物表现出较大的容忍度,喜欢维持一种宽松的环境,容易接纳各种新生事物,不太关注制度和规则。

(4)阳刚/阴柔文化 (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指社会成员对个人成就和生活态度的看法。在阳刚社会中, 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人们倾向追求个人财富及事业成就,赞赏决断能力,竞争、雄心壮志和职业成就受到重视。而柔性社会中的人们则比较注重生活质量、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 强调谦逊、向往和平。

二、Hofstede文化测度下中国东西部的文化差异

(一)西部乡村文化的特征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模型,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中国西部乡村文化的特征:

(1)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乡村文化的显著特征。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重人性中的共性,而轻个性, 对集体有着深厚归属感,忠于集体利益。具体表现为重视家庭伦理和宗法制度,强调社会秩序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平衡,并提倡中庸之道。历来,在中国农村形成的是以家族为中心,强调建立以亲缘关系为主的亲疏远近人际关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2)权力距离大。中国文化强调人伦关系,所谓“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给予了明确的位置,进而建立一个礼治的秩序。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这种伦理关系,就是权距之体现。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高权利距离的国家,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距, 享有特权被视为一种荣耀, 权利和财富的炫耀成为成功的标志。个人的行为举止仍然受到上级组织的强烈约束,领导的看法和思路对下级有着极大影响。

(3)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较高。在中国乡村,人们对风险、新生事物和未来的态度比较消极,回避风险、循规蹈矩, 遵守规则,不鼓励创新、冒险和自我表现。

(4)柔性社会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不鼓励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不鼓励竞争和优胜劣汰,鼓励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提倡共同富裕和助人为乐。中国人自古就强调人文关怀和天人合一, 重视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 强调道德精神追求。

中国乡村社会所具有的上述传统文化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目前,崇尚集体主义、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强以及阴柔性倾向明显,仍然是我国社会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东部沿海城市文化的特征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模型,东部沿海城市文化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

(1)个人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个人主义是社会的核心理念,是社会文化的显著特征。人们强调个人和个人利益,重人性中的个性,而轻共性;崇尚个人意志、利益高于集体规范、集体利益;个人的行为有较大的选择自由。

(2)权力距离逐渐缩小。社会法制比较健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思想较自由和开放,人们有多种发展的选择余地;“人生来平等”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的等级观念较淡薄,上下级认为彼此间天生是平等的,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是有限的,并且偏好商量,下级很容易接近并敢于反驳他们的上级;组织的行政权力分散,等级制度不呈金字塔式,社会成员对社会上或组织中存在等级制度的容忍程度(即权力距离)较低。

(3)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降低。对风险、新生事物和未来的态度比较积极,冒险精神较强,能够容忍叛离的个人观念和行为,鼓励创新和自我表现。

(4)刚性社会倾向增加。重视个人财富、成就,鼓励竞争、个人奋斗,崇拜个人英雄,推崇优胜劣汰。

三、东西文化差异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云南省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文化经历着不同的变迁,目前还存在着本土原始自然图腾崇拜,对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各级决策还存在不少的传统观念,小农经济思想和小生产者意识仍占相当大的势力。往往表现出与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部分影响甚至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家庭和家族观念

中国自秦汉以来家庭就一直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又是政治组织的基础。家庭通过血统和血亲为纽带,构成一个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差序格局”(费孝通)。东部沿海城市受到外来思想文化冲击,已逐步淡化了家庭和家族观念。日益提高的经济条件也降低了他们对家庭和家族的依赖,更倾向于选择契约下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但是云南等西部乡村在特定的经济地理条件下,仍然延续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礼治秩序”,家庭和家族观念非常强烈。人们对社会团体和组织的依赖性和参与度极低,对外部环境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和防范意识。加上长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更是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强化,缺乏家庭以外的分工协作,不能形成团结合作的气氛。所以当前中国乡村文化主要还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本位的集体主义,人们不太习惯于契约方式的经济活动,不大愿意参与社会组织和市场经济活动。

(二)平均主义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按照平均主义原则处理人地关系,“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高水平物质和精神生活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再盲目地追求低水平的平等生活,平均主义观念显著淡化。但在云南省大部分农村经济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人口整体素质较低,其它兼业机会也少,耕作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往往会比较邻里间贫富程度,较少考虑效率,平均主义观念仍然强烈。按照霍夫斯泰德的模型,这种平均主义是由长期存在集体主义和柔性文化特征的表现。人们注意力更多地在于集体范围的和谐和帮扶,而不在鼓励个体的奋斗成就和效率。这样既有利于精神的团结和建设和谐社会,又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鼓励先进,还可能挫伤奋力进取者的积极性。

(三)集权主义观念

集权的专制制度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曾经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东部沿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影响,集权主义意识开始淡化,人们不再容忍一些无效率的行为和制度存在,开始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但是云南地区人们在内心深处仍然坚信政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农民永远都只能是遵守和服从。集权主义思想仍然盛行,这是中国乡村文化权力距离较大的真实体现。这一方面使得政府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高的权威,政府的政策比较受到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盲目的权威性又使得人们不太注意行使民主权利和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阻止不利于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行为。林语堂说过:“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其有受批评之虞,实际上它应受批驳的方面,真可视为恶行。

(四)重义轻利的经济观念

古代中国长期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重农轻商和重农抑商的观念深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本商末的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尤其在东部沿海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收入结构多样化,人们的经济意识非常强烈,懂得抓住商机,传统重义轻利的经济观念已经淡化了。但是在云南地区,农本商末观念仍然有很大市场,市场意识淡薄,人们不懂得在商品交易中获取利润。这种观念掩盖了人们对利益的真实需要,缺乏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和改善自身状况的冲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表现为重情义、重人情,轻利益;重信用、重道德,轻合同。乡村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们在交往时十分讲究“面子,人们的交易行为属于多次重复博弈。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是对中国乡村文化中不确定性归避程度较高和阴柔文化注重道德精神的特点的反映。重情义讲信用的观念能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利于西部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但如果过分依赖非制度性因素,会使交易费用巨增,也会加大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轻利的思想可能导致人们不思进取,不患贫穷,安于现状甚至吃光用光,严重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五)封闭保守的经济观念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是以固守本土、安定守成、沉着稳健、质朴厚重、崇尚和平的旨在求安足的内倾型文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半少数民族分布在我国云南地区。这种多民族文化,再加上传统宗教的密布,形成了西部独特的“孤岛文化”。人们对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往往会排斥,缺乏了解和认同,再加上语言的障碍,这导致跨民族、跨地域的交往和交易的协调成本很高,交易和分工也就越落后。

在云南省由于受传统观念小农意识的影响,经济主体更注重企求心理安全和安稳,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不尚竞争尚和平。主要表现在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目光短浅,自我封闭;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图改革等。面对机遇与挑战,每每怀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簿冰”的慎重态度(《小雅·小日文》)。人们往往不是积极通过努力主动改善自身环境,而是依仗政府的组织和安排,甚至于“等靠要”。即使创业,也是不愿与人联合,不敢扩大投资。而东部沿海的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日渐强烈,努力寻找机会扩大投资。

诸如此类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乡村文化这种封闭保守观念是由其不确定性归避程度较高的特征所决定的。

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启示

(一)用历史的、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国乡村文化

1. 中国乡村文化与沿海城市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难以消除。因此,在我国的乡村体制改革过程中,如果不考虑东西部文化上的差异,一味引进、照搬和模仿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因为 “水土不服”而搁浅或事倍功半。而且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在长期的改革进程中,无论是在学习和接纳外部文化成份还是在继承和坚持传统文化中,都是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和不足的一面。我们不能完全走过去东部沿海城市的老路,而是要学习和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走出符合自身条件和特色的富有新意的发展道路。因此还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留并发展一些优良传统文化所决定的理念和制度。

2.对待文化差异要保持适度的差异性,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合作。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渊源,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历来都怀着海纳百川的胸襟,取长补短, 求同存异。西周末年史伯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们应摒弃乡村文化中狭隘的本土观念, 加强沟通,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提高多文化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同时又不能盲目地落到其他优势文化的俗套或框架之中,要保持自身长处和特色,要重视和明晰双方的文化及其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文化的多元化,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炫丽多彩。在当今世界文化日益趋同,文化差异性逐步缩小的形势下,这一点尤其要注意。

3. 这种文化差异是呈动态向前发展的。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连续不断,就在于她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和文明的精华,使自身活力永葆,生命永存。在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呈现出交融趋势。这就要求我们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进行历史文化分析,指出中国乡村文化的特别处———长处和短处, 要在优势融合的基础上,领会传统的民族精神。既不削足适履,又不故步自封,同时要善于创造和推进先进的、健康的文化理念,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上形成具有鲜活生命力和时代特色的中国乡村文化。

(二)通过教育和文化扶贫, 努力提高西部农村人口素质

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重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我们要把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注重教育对社会发展能动作用。在农村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农民是主体,必须充分注意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组织不可越俎代庖,只能先鼓起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他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在他们积极参与时发现问题,适时提出、解决问题并提高他们的觉悟。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加大对教育和文化扶贫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行内外交流和开放,降低信息和物资的交流成本

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流动, 流动人员可以接受到不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在碰撞和冲突中, 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就会逐渐得到改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要继续借助东部地区和西方先进的文化冲刷旧有的习俗传统,树立开放的市场经济观念,用新的思维模式和观念系统去重新分析和面对现实,打破希克斯所说的“习俗经济”,为中国乡村的发展和创新提供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建立起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四)树立正确的资源观和生态文明观念,注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首先要树立现代的资源观念,即资源是一种抽象,是为保证社会活动目标实现而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意识的条件。

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集中的地方,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西部民族文化是一座异彩纷呈的文化资源宝库。要合理开发利用西部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民俗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机遇。因此,我们要利用生物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涉及古镇旅游、农业观光旅游、科技体验旅游、观光休闲旅游的乡村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等,形成独特的经济体系。

同时,为了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加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是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西部民族地区必须超越农耕文化观念,确立文化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合理开发保护文化资源。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建设生态文明,以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同时要注意处理传统成分和现代成分在新民族文化中的关系,注意尊重当地群众的变革要求,尊重群众的文化选择。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总之,我们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切实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云南省要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要进一步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并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要加强内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还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注:本文为接受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07J50939)《少数民族传统理财思想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以云南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宋志平.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J ],经济管理,2005-04

[ 2 ]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 J ].商务印书馆,2000

[ 3 ]李英.西部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创新的约束及对策[ J ].经济问题探索,2000-09

[ 4 ]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 J ].社会科学战线,1999-01

[ 5 ]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 J ].商务印书馆,1983

[ 6 ]李琪. 欧洲管理学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 人大复印资料, 2001

[ 7 ] Marieke de Mooij, Geert Hofstede. Convergenceand divergence in consume behavior:im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tailing[J].Journalof Retailing, 2002( 5)

[ 8 ] Sean Dwyer, Hani Mesak, Maxwell Hsu. An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National Culture on Cross - National ProductDiffu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5( 2)

[ 9 ] Cheryl Nakata, Sivakumar. National Culture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 Integrative Review[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1)

[ 10 ]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A ]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M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564-566.

[ 11 ]杜玉亭.传统与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杜玉亭.从基诺族例看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J ].民族学,1997 -2

[ 1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1989 -4

[ 13 ]Greet Hofstede. Cultures and O 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 ind〔M 〕. M c Graw - H ill BookCO. 1991.

[ 14 ]约翰·B·库伦. 多国管理——战略要径〔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413.

[ 15 ]哈罗德·孔茨, 海因茨·韦里克. 管理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721.

[ 16 ]杨福泉.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J ].思想战线,1998 , (5) 1

[ 17 ]曲青山.挖掘西部民族文化资源[N].光明日报,12004 - 09 - 141

On the east-west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In his report to the party's 17 reiterat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to continue its comprehensive and accelerat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bjectives. Yunnan Province is located in China's southwest border, many minorities,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he most abundant. In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ern rur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a clear and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economic and Yunnan Provi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informal system; Hofstede cultural measure; east-west cultural differences;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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