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理论分析，BITs毫无疑问应具有促进FDI流入的作用，但是当学者采取具体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到某一国家结合实际的数据来进行研究时，BITs的作用往往达不到理论上的应然性，甚或得出相反的结论。对BITs与FDI关系的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对此的观点大多为BITs的签订与FDI流入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no apparent relationship）。截止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当前学者尚未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基本的一致。
仍然有学者坚持认为BITs促进FDI流入是理所应当的，甚至是毫无疑问。例如有的学者在进行量化研究时直接假定BITs促进了FDI的流入，南京大学的鲁明泓教授曾在研究中假定“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越多，国际直接投资流入越多；反之则越少。变量BITs值为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数。” 并得出结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第一类因素就是国际经济安排，包括贸易壁垒、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对外资态度以及地区整合。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入贸易壁垒低、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签署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尤以对待外资的态度最为关键。[ 同上注]Jeswald W. Salacuse 和 Nicholas P. Sullivan两位教授认为，尽管BITs本身可能没有直接和大幅度放宽外国直接投资，但有有力证据表明，BITs保护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或者可以说BITs对鼓励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具有特别强的作用。BITs用投资保护来促进投资的目的，似乎已经实现，尽管这项交易的效果只是在双边投资条约签署后才慢慢实现。有的学者认为，在对时间、内在国家吸引力和投资者身份等变量把控的基础上，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数据表明，双边投资条约的签署确实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有的学者对BITs与FDI之间的关系持犹豫态度，或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微弱的关系，但很少有学者认为BITs与FDI流入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有学者表示，现有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的保护程度普遍不高，对 FDI 流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的矛盾仍较为突出。耶鲁大学J.Tobin和S.Rose-Ackerman两位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BITs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首先指出，总体而言BITs与FDI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接着又从资本流入地政治风险的角度研究BITs对引资效果的影响，认为，由于BITs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降低风险，所以当政治风险很大时，BITs能吸引更多的FDI，而此后随着风险程度的进一步下降，BITs促进FDI的积极效果也开始下降。该研究同样分析了与美国签署BITs的国家资本流入状况，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与美国签署BITs并不必然引起FDI 的增加。GENEVIEVE FOX在他的研究中表明，虽然目前的BITs确实保护母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但BITs并不一定会增加流入东道国的FDI，也没有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考虑到这一点，应该重新构想BITs被用作同时促进投资者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工具的作用。有的学者以区域或者国家为单位探讨BITs的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BITs对促进FDI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这似乎意味着BITs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非洲双边投资条约未能说服外国投资者，尽管近年来非洲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所占份额稳步增加，但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际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很小。这里的关键一点就是投资条约本身的内容不足以起作用。关于南南国家之间的BITs作用，有学者认为：尽管南南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但南南双边投资条约似乎没有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不同的法律框架，并不考虑和适应每个国家个别和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发展需要。KATE HADLEY通过她的研究表明，中国的BITs在促进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方面似乎是有效的，它使得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法律下的权利有所扩大，这些变化可能促进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它们似乎没有增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反，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集团缔结的BITs是增加投资流量、加强投资者权利和法治的有效政策工具。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对于中国和发达民主国家来说，双边投资条约似乎正在实现其宣布的增加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产权和法治的目标。还有学者认为，在探讨BITs 和资本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时，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那就是BITs 导致了更多的资本流入。不过也恰恰是这一点，尚未获得经验研究的有效确认。虽有许多迹象表明BITs 与FDI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试图以量化分析来得出BITs促进资本流入的结论仍难以实现。有学者在BITs与FDI关系不明的情况下提出，即使缔结BITs确能刺激FDI的流入，其功效的发挥也有赖于流人地当局将其内部的投资制度环境维持在一定质量水平之上。在内部建立并有效维持一个高水平、高信誉度的投资制度环境，远较缔结诸如BITs重要得多。
关于BITs与FDI之间关系的讨论众说纷纭，但大多都是探究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或者是在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思路不免有些狭隘和局限。此外，有的学者通过量化分析未能得出确定的结论来证明BITs与FDI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但似乎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消极的或者一无所获的，往往会提及到影响BITs与FDI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如政治风险，所处的经济环境（如非洲），这些因素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成体系的。我们可以跳出这种思维，把BITs的签订看作一系列的措施或者影响因素的一个代表，BITs的变化也不意味着单单的BITs数量这一个因素的变化，还有隐藏在BITs之后的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以此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