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剧艺术的“草根”性时代性与创新性

呼唤影剧艺术创新，是当下影剧艺术界的普遍共识。人们厌倦粗俗的艺术复制品，期待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影剧艺术作品出现。然而影剧艺术何以获得原创性创作源泉？影剧艺术草根性的开掘和时代精神的弘扬，应该是影剧艺术创新的可供选择的重要途径。

（一）

影剧艺术源于草根文化和草根艺术。充分开掘影剧艺术草根性，这是影剧艺术创新的必由之路。

草根文化和草根艺术是影剧艺术的深厚土壤与丰厚资源。广义的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即所谓“人文化成”，一切文化创造都深深根于“人文”之中，也就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实践之中。一切文化艺术的创作都离不开人民生活实践提供的营养。这便是艺术“草根性”的意蕴所在。

传统戏剧艺术就是典型的“草根”艺术，她生在民间，长在民间，虽然成熟于城市舞台，但她始终游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活跃于乡野舞台上。传统戏剧艺术所歌所舞、所唱所演，均是底层人民的欢歌与平民百姓的哀叹。《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表达的是民间男女质朴而美好的爱情向往。更有传统名剧《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至今仍能脍炙人口，令今日之观众产生强烈共鸣，其机制就深藏于戏剧文化“草根性”的古今贯通之中。##end##

京剧已经成为今日之国粹，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典范，为世界触目，它却渊源于汉剧、徽剧、昆曲等地方戏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京剧也是从民间艺术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然而，其大众化的生活品位、审美情趣、文化品格、草民情结，并没有被后来进入宫廷后的华丽外观和程式化表演所掩盖，其“草根性”、“平民性”仍然不绝如缕。

再看贾章柯的《故乡三部曲》以及《三峡好人》等系列影片，其突出特点便是对时代对现实的纪录,保持着对底层人群的关注。非主流的叙事与视听的电影语言似乎就是贾樟柯电影的艺术特征。

在张艺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剧作品中，凡是植根于大众与平民生活的如《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包括《红高粱》、《菊豆》，几乎都是令人叫绝，感人至深，从而使张艺谋的艺术才华在民间真实生活场景的描绘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战士，而凡是游离于民间生活的作品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尽管画面色彩、镜头语汇、技法运用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大片”的水准，却难以获得前面提到的那些影片的观众口碑。同样，生产过《霸王别姬》等影剧杰作的陈凯歌、生产过《天下无贼》、《手机》等卖座影片的冯小刚，一旦脱离民族文化的“草根性”、“平民性”,其“大制作”《无极》、《夜宴》也就逃不出同样的尴尬。其实，认真考察一些成功的好莱坞“大片”（如《拯救大兵瑞恩》等），便会发现其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源于剧作深深植根于历史生活，斯皮尔伯格绝非是凭空想象，任意编造。即使是《指环王》、《哈利伯特》之类的魔幻片，也同样是与西方传统文化保持有某种深刻的渊源关系。

总之，影剧艺术能否与民族的历史生活、现实生活这一艺术源头活水保持内在联系，是决定影剧艺术成败与否、质量高下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

弘扬时代精神，是今日影剧艺术创新的时代精神。这是近日影剧艺术创新的精神支柱。当下的时代精神，广而言之，是指现代文明赖以创发的精神元素的总和，是走出传统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精神，但它们又具有相通性，诸如传统艺术中体现的人民性成分、历史智慧成分、爱国主义成分，经过现代性的全新诠释，都可以成为当今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元素。

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戏剧、影视作品大都通过高扬当时的时代精神，实现艺术创新。譬如，《西厢记》、《桃花扇》、《窦娥冤》等无一不是伸发民本主义的时代性题旨，无不洋溢着宗法专制时代最可宝贵的民本精义，无不高扬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张扬着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与陈腐的纲常名教搏击。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对人的赞颂，对宫廷阴谋的揭露，正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高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都在探讨社会的某个重大问题，如《社会支柱》提出的是社会道德问题，《群鬼》提出的是家庭夫妇关系、遗传的问题，《人民公敌》提出的是的社会公德问题。这些剧作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剖析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肮脏腐朽的本质，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问题，扫除资产阶级市侩意识问题，争取民族独立问题，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问题等等，目的在于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进而改革社会。

反观当下的影剧艺术作品，当然不乏弘扬时代精神的佳作，然而却有一些作品只是非常肤浅地呼喊时代精神。这种时代传声筒式的作品既无思想深度也无艺术感染力可言，当然也就不可能赢得观众的口碑。这也就为与时代精神相游离的另一种影剧作品腾出了空间。时下充斥荧屏的宫廷戏、帝王戏，有些便属于这一类。

时代精神的弘扬，并非一定要靠现代题材的作品来实现。其实，现代题材的作品也可能悖离于时代精神，历史题材的作品则不乏伸张时代精神的良例。诸如那些富于人民性，对宗法制度加以揭露、谴责的历史题材作品，便洋溢着时代精神。戏剧作品如《徐九斤升官记》、《狱卒平冤》、《曹操与杨修》，影剧作品如《雍正王朝》、《努尔哈赤》等都有过有益的探索，所展示的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些作品的题材、人物都是历史的，但对宗法制度采取深刻的批判态度，作品的价值取向是现代的。可惜，这样一些优秀的影剧作品往往被众多的正说、戏说的宫廷戏所淹没。那种充满中古式情趣的高分贝喧哗，使得我们的历史剧领域呈现一种时代精神隐而不彰的局面，实在令人遗憾。

“草根性”的开掘与创作，必须深入民众生活底层，深入历史真实的枢机处。这是需要生活积淀、知识积累，需要真切体验和渊渊哲思，而不能单凭“神侃神聊”就可以凭空生产出来的。时代精神的弘扬，既需要提升影剧创作者的思想境界，真切地把握时代精神真谛与精髓，又要防范主题先行，防范概念化，也就是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时代精神应当深深隐藏在影剧故事情节展示之中，而不能依赖于人物之口喊出来。一切思想大于形象，或思想游离于形象之外的影剧作品都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无助于时代精神的弘扬的。

创新需要凭借，需要依托。有了“草根性”的支撑，时代精神的含蕴，影剧艺术的创新前途是光明的。

（三）

影剧艺术的发展历程表明，今天被尊为经典的作品都是影剧艺术创新的成果。正是由于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赋予了这些影剧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创新应当成为影剧艺术的永恒追求，失去创新精神，影剧艺术作品就失去灵魂，影剧艺术长河就会枯竭断流。要让影剧艺术在民族历史上继续闪烁灿烂的光辉，就要大力提倡影剧艺术创新，鼓励影剧艺术家不断创新，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影剧艺术精品，唯有如此，才能拓展影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21世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发生非凡故事、产生非凡人物的时代，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产生好的影剧艺术、好的影剧艺术作品的时代，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影剧艺术似乎还没有很好地为表现这个伟大时代做好准备，这中间似乎还有太多的课题，甚至还没有真正去正视。影剧艺术应该表现大时代下人民独特而典型的命运史和精神史，在纷繁复杂的时代矛盾世界中，提炼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撼人心魄的影剧主题，塑所造出形象丰满的人物，揭示出时代本质特征，抒写出人性、人情之美，给人以人文关怀，给人以精神力量，给人以先进文化滋养，为构建健全的人格、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纵观近些年的影剧艺术创作，虽然也有不少新作问世，但其整体质量、数量和产生的影响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是缺乏关注时代矛盾、表达时代特征、体现人文关怀的大作和力作。

但是时代变了，影剧艺术生存的生态与环境变了。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大语境下，影剧艺术需要重新为自己定位。影剧艺术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历史人物、英雄人物、儿女情长这样一个极小的题材范围内。如果长此以往下去，影剧艺术将会极大地限制自己的发展空间而影响自身的魅力，即使儿女情长的题材也需要注入全新的人文关怀。因此，影剧艺术要寻求新的发展与生存空间，就应该寻找更能适应新时代文化消费主体需要的题材，为影剧艺术表现寻找新的增长点。 

影剧艺术只有不断地进行题材开拓，才能让影剧艺术在当下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里，具有更多的文化承载，与时代分享更多的时代思考，站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与这个时代的主流观众产生情感与思想的共鸣。过去，影剧艺术创作讲究选好一个题材、表达一种思想、编好一个故事、立起一些人物。这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遵循它是影剧艺术赋予创作者的责任。然而在文化艺术多元化的今天，这显然不够。因为面对整个社会与乃至整个影剧艺术的转型，影剧艺术需要从本体艺术中走出来，向影剧艺术本体与社会文明、地域文化、国际传播文化的整合进发。观众欣赏影剧艺术，目的是希望被感动，被震撼，希望情感得到陶冶，希望人性得到洗礼。

当今影剧观众喜欢的是贴近生活、形象丰满、情感真切、节奏明快，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不失传统风范又具有现代神韵的影剧艺术.这就需要影剧艺术走向新时代的观众，贴近生活，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选取新的题材类型，运用新的创作与会，塑造新的人物形象，从而不断地丰富影剧艺术作品的内涵，丰富人物情感的表达方式，充分展露人物心灵世界与心路历程。只有这样，才会促进影剧艺术的进步与创新。影剧艺术的创新会向影剧艺术的创作手法提出新的要求。影剧艺术只有通过这些新的挑战的回应，才能发展自己。鼓励新剧目创作，将会给影剧艺术创作带来更多更新的作品，为影剧艺术拓展出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