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指出，
“雌雄同体这一神话在西方文化中可追溯至柏拉图的《会饮篇》、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俄尔普斯教(Orphic)及其他神秘事迹，雌雄同体已经成为了体现并维持‘完美即统一’这一信条的主要图式媒介……”。
因此，雌雄同体这一观念影射了人类忽视现实条件，顽固追寻早已丧失的整体性与完美性的现象。经过数千年的变迁，雌雄同体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占据独特的地位，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女性主义等领域都对雌雄同体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将雌雄同体观念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她指出，
“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正常的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当发挥作用；如果你是女性，也应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柯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任何创造性行为，都必须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相反还必须相成。”
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则将雌雄同体观念作为了重要的着眼点，众多的女性主义作家通过雌雄同体式的创作颠覆长期以来带有压制性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论。从表面上看，雌雄同体观念意在消解固有的性别体系，实际上却在消解的尝试过程中，将男女性别特征更加具体化，并且强化了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性别体系，结果与原本的愿望背道而驰。此外，雌雄同体观念本身带有的空想性使其无法与现实交织融合，难以产生正面的影响。女作家肖瓦尔特准确地意识到了雌雄同体观念的不可行性，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详细阐释并指出了伍尔夫雌雄同体观的弊端所在。她认为雌雄同体观只是伍尔夫为逃避现实，避免与社会、家庭直接抗衡而提出的一个理想式构想，在此种观念的掩护下，伍尔夫不必再直面曾经遭受的痛苦，也可压制心中对男权社会的不满。这种雌雄同体的构想是“理想的艺术家乌托邦思想的投射：安静，稳定，不受性别意识的阻扰”。然而这种超越性别，甚至无性别的构想一旦与现实接触便会化为泡影，无迹可寻。因而，纵使多数女性主义作家高举雌雄同体创作的旗帜，也挣脱不了性别身份的束缚，逃避无果终致悲剧收尾。
20世纪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劳伦斯在《无意识幻想曲》中表明，“第三性抑或雌雄同体是一种性别扭曲”，他对雌雄同体观念的抵制也体现在小说《虹》的人物塑造上。缺乏男性气质的汤姆·布兰文在商业文明的环境下迷惘不已，受过良好教育且极具反叛精神的厄休拉，“追求两性的绝对平等和两性关系中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统一, 但最终却落得灵与肉的分离, 连走入婚姻的勇气也没有”。将男性气质赋予女性和使男性女性化的写作方式，使得当雌雄同体式人物置于社会的真实背景下时，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悲剧的色彩，与孤立、异化、流亡等宿命紧密相连。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安吉拉·卡特的著作《新夏娃的激情》大胆把玩社会既有性别印象，将雌雄同体与神话、炼金术等联系起来，透过可男可女的新夏娃之眼，揭示了社会与媒体的丑恶面貌。最终表明了充满空想性的雌雄同体只能在不考虑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暂时获得极小的可能性，但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获得生命力的事实。戈尔·维达尔最畅销的作品《迈拉·布雷肯里奇》和续作《迈伦》中迈拉和迈伦因雌雄同体角色的变换，对身体的掌控权一直争执不下。他们漫无边际却徒劳无功的斗争说明，试图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合二为一的愿望不切实际、毫无意义。雌雄同体的创作虽然使男性与女性各自具备了对方的特性，却在无形之中指涉了男性和女性分别应该具备的某些特质，强化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使得雌雄同体人物都悲剧收场，继而印证了雌雄同体观念运用于颠覆固有男女性别体系的无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