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早年丧父，跟随母亲在越南度过了饱受饥饿、贫困、疏离的童年。父爱的缺失，母亲的冷漠和兄长的残暴使得杜拉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慰藉，深感迷惘。弗洛伊德曾经说“作家使我们能从作品中享受我们自己的白日梦,而用不着自我责备或害羞”，同样的，作家也在写作过程中暂时地逃离了现实，得到了庇护。于是，杜拉斯开始了自传式创作，试图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葛尔·罗宾指出，
“在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对男性人物的描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特点其一
为“去势模拟”的写法,将男性文本贬低女性的手法还之于男性角色,使其在
女性文本中丧失主导身份,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层次上贬压男性父亲的形象
和特质；其二,则更进一步把男性家长放逐驱除于文本之外,营造无父文本,
形成拭父书写”。
现实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杜拉斯也如女性主义作家一般，创造了男性家长缺席的文本。杜拉斯与母亲的灾难关系，也成了她日后创作的源泉。杜拉斯曾经这样描述道：
“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好欺负的一个，所以我母亲打我也最多，她用棍子打我，追得我到处乱跑。我母亲的拳头和我大哥哥的拳头一个比一个狠，不同的是我大哥哥一边打我，还一边侮辱我，除了习惯说‘臭虫’外，还有‘烟鬼’、‘垃圾’、‘花心肠的蛇’、‘肮脏的娼妇’”。
因此，在杜拉斯看来“从童年的时候起，一切就已经带有死亡和流放的痕迹。人们往往忽视缺乏爱和关心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分离，脱离她如此热爱的这个母亲”。纵使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如意，杜拉斯在临死之际却大声疾呼：“‘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继承了母亲的一切：暴力、疯狂、意志、英雄主义、小市民的心理和社会正义感，并且确信自己会失败，即使她们身上有共同的秘密和欲望的影子”。家中大哥哥的残暴揭示了父权体制对女性的压制，而杜拉斯则尝试在生活中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争取男女平等，也在写作中，试图通过赋予人物角色以雌雄同体的特性，颠覆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运作体系。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杜拉斯在得知自己在中国的情人已经死去后，为《情人》做的补充叙事，其中“情人”这一形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个满洲情人有着俊朗的外表，果断的行事风格，但同时也有温柔、体贴、多愁善感的女性化心理特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双性气质的中国情人，在面对父亲为自己定下的婚事时，无力反抗只得苦苦央求父亲，最终也没能与心爱的法国少女厮守。法国少女在中国情人面前表现得体贴、温顺、大胆主动，是一个理想的“情人”形象。她不顾世俗的眼光，与比她大十几岁的中国男子相恋，同时又与寄宿学校的女孩海伦有着不可言说的情愫。莫里斯·巴雷斯曾说“女同性恋是寄宿学校女孩们以及妓女的罪行”，这种言论虽然暗含对女同性恋的歧视，但却为小说中法国女孩与海伦的情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同性恋是一种颠覆男权社会文化秩序的方式,女性以同性恋方式拒绝成为男人的贸易商品,正如商品拒绝进入市场”。至此，法国女孩身上的双性气质也呈现在了读者眼前，但法国女孩在小说中也并未因为拥有男性气质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她依旧需要中国男人为她解决家庭危机，为她的生活提供经济支撑。杜拉斯对男女主角雌雄同体特质的赋予，旨在使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和谐地交融，使得性别压制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使灵与肉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但小说的结局表明，杜拉斯的尝试走向了失败，两性平等的愿望在顽固的父权社会现实中被击得粉碎。无论是两性关系还是社会关系，似乎都会在试图跨越贫富等级、性别特征的过程中走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