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浅论悲剧精神

摘要：本章选择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作为症例,并重点由 “时间”、“人格”两个主题话语入手,试图透视出这种悲剧精神在小说中的追求和缺失,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种种缺憾。从而提出自己对悲剧精神在后现代语境下超越的可能性的一些看法。

关键字：鲁迅文学奖，悲剧精神，时间，人格

Abstract：The literature choosing Lu Xun rewards seal with prize stories as disease example , concentrates on starting with "time" ", "personality" two subjects utterance and , tries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out this tragedy spirit a variety of shortcomings running after and lacking for loss in, and come into being from this in novel. Bring forward self to some view of tragedy spirit possibility exceeding under modern language boundary in the day afer tomorrow thereby.

Key words: Lu Xun literature award , tragedy spirit , time , personality

一

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处于全球化的历史时代，此刻，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人类在20世纪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诚如韦伯所指出，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展开为一个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工具理性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工具理性毕竟是一种有限理性，它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集中于工具选择领域的一种理性，而体现人生意义﹑价值取向与社会目标等问题的价值理性被排斥在这一领域之外。在工具理性起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对主体自身的存在价值发生了质疑，文学对终极性的价值追寻失去了最基本的立足点，艺术的理想精神也日渐沦为对世俗和平庸的妥协。人们在大众文化的包裹下逐步适应，也相应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惯性，躲避理性和崇高，追求感官和世俗，从黄钟大吕变为浅吟低唱，从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到新写实小说的私人化，文艺在悄然进行着一场审美趣味的变革。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并不因此风平浪静，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产生了精神困惑。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家和受众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了怀疑，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这种感觉提供给艺术发展以新的动机，在现实世界的种种困扰面前，超越和提升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面对一味制造快慰的大众文化，我们就更有必要重新认真思考久违了的悲剧精神。##end##

                               二

本文以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为契入点从时间和人格两个方面来透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

（一）时间

当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的时间感叹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基点是立于时间之流的岸边的。也就是说,此刻的孔子仅仅是把时间作为一个对象来看待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人的生命只能是滞留在时间的河流之内的,谁都无法置身其外。这种将时间对象化的态度,代表了国人普遍的时间认知意识。由于他们以为时间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争得的,所以便有了“抓紧时间”、“只争朝夕”的时间焦虑感。而此种焦虑感所传达的正是对于时间的强烈认同,具体表现则是同时间之间毫不妥协的较量。但是,问题在于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本身压根不存在被浪费的可能,被浪费的只能是人自身。因此说,人并不能真正与时间较量,较量的对象其实只是他自己。

史铁生在《老屋小记》里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悲剧性的时间观。“‘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但是史铁生在悲剧性的时间观上所表达出来的精神却是乐观的，D，L大妈，U师傅，三子，B大爷，K，小T，他们虽然在时间的长河中起起浮浮，却没有任由自己被时间淹没，在他们心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一份梦想，对于生活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去，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

出于认同时间的执着愿望,国人把长寿当成了某种人生理想。自古以来,始终占据在国画上的松、龟、鹤那些形象,表达的恰是人们长寿心愿的吉祥想象。而对于时间如此真诚的信赖,实质上仍旧是乐观主义情性的自然流露,须知,“悲剧意识忽视时间,是超越时间的———因为未来已被隔绝,过去也被取消———它只知道惟一的一种选择:虚无或是永恒”。[2]  故此,对于时间的亲近感,便证明了拒斥悲剧意识的乐观心理反映。

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描绘了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满洲贵族人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演绎出的一些让人感慨万千的故事，故事开头和结尾都运用了旗袍这个非常能够代表晚清文化的意象，这是一种暗示，旗袍，是满族这个民族所创立的一种相当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并且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实体之一。作者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早已逝去的过去岁月的依恋，过去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的留恋强烈的表现出作者的时间观——在“过去”而不是“现在”寻求一种虚幻的“复古的共同记忆”。这种时间观否定人生的当下意义，对过去“美好”的盲目夸张只会让人沉迷不前，放弃在“现在”的努力和抗争。铁凝《永远有多远》则是对未来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不仅是作者对社会所给予人的既定性的否定，也是对个体时间本身连续性和永恒性的否定。当周围的所有人对白大省做出定论的时候，认为她永远不可能的时候，白大省愤怒了，“什么叫永远也不合适什么叫永远？你说说什么叫永远？永远到底有多远！”这应该说是白大省作为独立个体的意识在觉醒，她不相信什么永远也不相信一成不变，但是她最终妥协了，她又回到了别人所认定的位置，她明白但是却走不出她的生存境遇。于是，悲剧精神也在这种退缩中消泯了。

（一）   人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悲剧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尖锐激烈的冲突中把自己置于冲突的“两方面之间”,从而“左右为难”,当断不能断,做出种种自相矛盾的事来,最终使自己置入困境。但这并非其性格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黑格尔的性格悲剧论的,实际上提出了内涵更为丰富的人格悲剧论,即人格分裂的悲剧的理论。人格和性格当然不是一回事。人格是道德理想层面的概念,它完全是后天的,是后天道德修养和理想追求的结果,可作诸如高下、尊卑、美丑等伦理学和美学意义的区分;性格则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天生性情”层面的概念,其形成既受环境影响,但遗传因子也十分重要,对之不能进行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只能作诸如真假、强弱等认识论意义的判断。因此,就悲剧是人的巨大不幸和痛苦而言,悲剧更应该是人格悲剧,人格分裂的悲剧,因为人格是他苦苦追求的人的理想,是他坚忍修养而形成的,是他作为人的标志,一旦遇到了与这理想不可协调的现实,出现了如席勒所说的“感性和理性、感受能力和自发的主动能力”的“和谐”[3]的丧失,分裂,那种不幸感和痛苦感将是天崩地裂般巨大,从而不可言说的,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性之所在。一切优秀的悲剧可以说都是主人公人格分裂的悲剧,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就是著例。

从历史上看,中国小说对于人物的描写一贯是品格化而不是人格化的,作品中绝少有真实性格的人物。作家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塑造人物,将其处理成泾渭分明的两类:好人或坏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是好人则一生平安,是坏人则罪该万死。相当多的人物定格于某种伦理观念(诸如忠、孝、义、勇、仁、奸、淫)的框架之内,难以抽身,成为一种化身和象征,悲剧作家首先关注的是人物类的属性,而不是人物相互区别的独特个性。这从我国戏曲表演一直采用生、旦、净、末、丑的脚色分行制可见一斑。作家塑造人物的“程序”大都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而不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但是,这种脸谱化的人格塑造方式往往会导致这样一个不良后果, 那就是悲剧主人公一反俄狄浦斯“我是谁”的终极追问,而在“我们是谁”的群体困惑中剥离了活泼泼的个性。并且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爱与同情心,它使得人类彼此之间总是陷于敌对化的紧张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善与恶的主体———人将不再得到关注,重要的只是善与恶的斗争过程,而这一你死我活的激烈过程又势必使斗争中人无暇顾及从人类命运的角度作一次真诚的反思。

阿成的《赵一曼女士》中对革命志士赵一曼的性格刻画可以说是类型化神话的，“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而成熟的中国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人当中看出他别于他人的风度。”作为一个英雄，赵一曼理所当然应该是忠诚﹑冷静﹑百折不屈并且有很强的战斗能力的，因此她不仅可以忍受敌人的严刑拷打，而且在其它时间还可以成功地给敌人进行思想斗争，在意识上战胜敌人。结尾赵一曼也想其它英雄应有的结局一样为了革命事业捐躯，一切都在意料之内，一切都很“完美”。李国文的《涅槃》中的三个主人公也是人物性格脸谱化类型化的代表，他们都很“完美”：白涛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懂得“识时务为俊杰”，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晏波出身贵族却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中从事革命启蒙的女性”；“加农炮”是以为外表儒雅内心豁达的八路军将军，他骁勇善战，对革命事业忠诚，对爱情至死不渝。而作者给这样三个人的结局也是中国文学惯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悲剧主人公是完美无瑕的人物,那么他首先不会犯过错尤其是悲剧性的过错,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再者,一个十分好的人莫名其妙落入悲剧,这不仅不会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反而使人产生反感和憎厌。

而阎连科的《黄金洞》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深邃的人性迷宫，在这个迷宫里我们清楚看见人格在欲望面前是如何残酷地分裂，在审视他人内心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憨子﹑贡贵﹑贡老大﹑桃在金钱的欲望里颠簸挣扎，面对金钱和女人的欲望，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可以反目成仇﹑互相算计﹑尔虞我轧，人性在欲望的驱使下丧失殆尽，有的只是对欲望的永无止尽的追求和占有。这里，阎连科无意于讨论善恶﹑是非﹑道德问题，憨子﹑贡贵﹑贡老大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欲望，悲剧仅仅在于他们的欲望是对立的是互相排斥的。《黄金洞》带给我们人性深处的解剖是深刻而震撼的，他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内心的镜像，在强大的欲望面前，我们会不会人格分裂，我们能不能坚持住自己的原则……而这些问题正因为它的人类普遍性它的不可能最终解决而带有了深刻的悲剧性。

                                三

具有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的一批较严肃作家的劳作，例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它顽强地表明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并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浪潮而全然消解，它意味着作家的深度思考和严肃艺术表达的现实存在和发展空间。然而，即使“鲁迅文学奖”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今文学潮变的强力冲撞，举例来说，阎连科的《黄金洞》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直至最终毁灭，但是作品里对暴力和性的描写是不是有迎合大众审美趣味之嫌？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揭示了下层大众遭受的深重苦难和社会不公，并显示了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但作品里却弥漫着一股怨恨情绪。怨恨情绪是作为边缘化的群体的一种情绪，和批判性不一样的是，这种情绪正因为是社会弱势群体表达的一种情绪，它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也没有总体性的变革诉求，它只是对自身的境遇不满而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包含的意义通常显得暧昧不清，因而它也被称之为牢骚[4]。池莉的《心比身先死》里的康珠虽然对加木措充满了感激，对那种绝对信仰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但是她还是选择了后现代式的生存方式并且也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倾心认可的。康珠的世界观﹑爱情观﹑人生观是符合消费社会的时尚美学的。铁凝中《在永远有多远》塑造了“西单小六”这个“坏女人”形象，所有的女人既恨她又羡慕她，既排斥她又崇拜她，而事实证明命运更眷恋“坏女人”，她一生都比“好女人”白大省活得更自在更幸福。铁凝对“西单小六”的态度反映了消费社会对女性生存态势的重新定位，而铁凝对“西单小六”的审美眼光也是跟随大众文化对时尚女人的诠释，等等。抵御消费社会的同时又跟随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这就使这些作家的现实批判性失去了应有的力度，相应的作品的深度和悲剧性也陷入了尴尬境地。

而《父亲是个兵》中对战争岁月在国家意志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制造的辉煌的眷恋，《梦也何曾到谢桥》中对曾经风光一代的满清文化的咏唱，《哺乳期的女人》对伟大无私母性的歌颂，《鞋》中对传统女性的怀念，《清水里的刀子》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之烛照人性的期许，《年前年后》表达了作者重建历史的强烈冲动，但是它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基层改革的状况则值得人们推敲，等等。作为文学家，应该像鲁迅那样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具有博大的人文关怀情怀和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和超越的悲剧精神。

当代文学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吸引而向着感性化的方向转化，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就从此走向穷途末路。现实确实具有不可超越性，当代消费主义审美霸权之所以能够发挥支配性的作用，这显然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从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的文学，在逃离历史深度之后，也需要在感性和感官刺激的层面获得休整。尽管那些深重的主题，被消费主义的历史之手分裂，只存留部分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恰恰是这有限的部分，包含着非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的张力，造成了细微的差别——它与传统经典文学，与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与其他霸权文化构成细微的差别，这才是它独行其是的另类道路。真正的勇气﹑真正的理想﹑真正的力量不是天马行空无所羁绊，而是在与现实各种力量的冲突较量中，在百般的磨损中，依然一息尚存，那才是真正可贵的质地，那才是历史得以存留延续的真正探索。

注释：

[1]《论语·子罕》

[2]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第48、107页,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3]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论选(上)，第489页，转引自刘志友《论悲剧人物》)

[4]参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页

参考文献：

《隐蔽的上帝》吕西安·戈德曼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  陈晓明   中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张法著  1980年1月第1版

《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  邱紫华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反抗绝望——鲁迅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汪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