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小说的基础是人类本性中的恐惧。恐惧被视为理性的边缘和极限，是一种人类所能达到的极致的情绪，其本身具有好坏参半的人性特征。恐惧几乎无处不在，以不同的形式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它既具有娱兴功能又具有教育意义。同时，恐惧是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之一。承认这一事实，才能赋予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恐怖小说以真实的意义和尊严。源于原始本能的恐惧控制着人类的想象，并在历史长河里反复出现。不仅如此，人们期待并需要一种模式以与人类原始的恐惧相连。至此，恐怖小说的雏形诞生了，其起源和人类的思想、语言一样古老。
早期人类生存经验中陌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天灾人祸是恐惧感的核心来源。为了摆脱生存的恐惧，早期的人类将“模拟真实经验”的艺术作品作为宣泄的途径，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探求周围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把握自我存在和自我理解。面对自然界带来的困惑和对未知的恐惧感，人类将此记录在恐怖小说丰富多样的形式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能在传说、古老的民谣、编年史和宗教记录中找到恐怖文学的雏形。鬼怪作祟、巫师的可怕仪式、原始崇拜、占星术、亡魂、阴间引路人等古老的口头文学都是人类早期探索世界、解释世界的载体。例如，罗马帝国讽刺作家皮特罗尼尔斯创作了狼人故事，奥维德也在《变形记》中讲述了天神将阿卡迪亚国王变成狼的故事。世界其他地区也不乏有人兽的变形故事，例如，俄罗斯的熊人、中国的动物精怪等。公元2世纪希腊自由人费勒冈撰写的《菲林妮翁与马切特斯》首次创造了僵尸新娘的恐怖故事，其中大部分以诗歌形式出现。公元6-8世纪英国口头民间史诗《贝尔武夫》、9—12世纪的冰岛神话和英雄诗篇《埃达》、以及中世纪德国的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都出现过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情节和恐怖元素。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580-1625）的作品以诗意和强烈的情感而著名，笛福的《维尔夫人的鬼魂》触碰到了民众心中神秘却念念不忘的主题。但丁是创造经典文学恐怖气氛的先驱，他在作品中用恐怖的笔触描写情景、叙述故事。早期文学家、剧作家也多次运用唤起观者恐惧感来推进作品，《浮士德》《麦克白》里的女巫和《哈姆莱特》中的鬼魂都给作品带来了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对现有世界未知领域的敬畏和恐惧，这些元素的出现推动了读者和观众的想象空间。在同时期恐怖题材中，女性角色的形象丰富多变，包括女巫、祭祀牺牲品、丑陋的老妪、红颜祸水等，这些不同版本的女性形象源于特定的社会记忆或者个人化的恐惧。红颜祸水以及具有危险性和诱惑性的女性形象很可能来自神话中的夏娃，也和用歌声引诱尤利西斯并想致其于死地的海妖有关。有趣的是，经典的恐怖小说形象之一——吸血鬼的前身出现了，它起源于人对血液的崇拜和恐惧。血液是生命的必需存在，象征着灵魂和生命，同时血液又代表着罪恶，象征着灾难和不祥。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吸血鬼的雏形和血液、不死、孤独等意义有关。
古希腊时期出现了很多悲剧和恐怖剧，但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惊吓观众，而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通过对剧中人物情节的怜悯和惊骇来净化观众的心灵。此处提到的“净化”实际上是指情绪的减轻。伽达默尔在进一步解释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中恐惧和怜悯时，提出Phobos这一概念，指一种担忧的战栗，是由于我们看到了迅速走向衰亡的事物并为之担忧而突然来到我们身上。是一种“神移”，既外于自身存在的方式。在悲剧中由于某种过时行为所产生的不均衡性和极可怕的结果，才对观看者表现了真正的期待。而延伸到恐怖作品中，其效果也正在于此，读者对恐惧的“神移”，能通过观看作品宣泄出对死亡或恐怖事物的担忧，从而逐步缓解焦虑获得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满足感，满足了期待。“黑暗”与“死亡”是两个自人类存在就和恐惧密切相关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黑暗”是“死亡”带来的衍生品，“死亡”是恐惧心理产生的来源。神话民间传说中的怪物都具备一种致人于死地的能力，掌握着生死之间转换的权力。在作品中之所以能引起震慑、恐惧、威胁的效果大都可以归结于对于死亡来临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都一直由与生俱来的冲动所驱动，企图去探求周围世界与其发生联系，不仅从物质存在的角度，同时寄希望于此了解自我存在，理解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对存在的疑问伴随着人类前行的脚步，但基于初期对于世界认识的局限，人们对于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统一和绝对的，是从观察、直接体会中演变而来，以能接触到的周边事物为前提，试图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当然人类初期的解释也许是生硬的、表面化的，如恐怖作品中神怪图腾的形象只是单纯借用某种动物的形象，或者部分身体形象来表示获得了相应的特殊能力，迷宫的牛头怪，头发如蛇的美杜莎，但这样的解释是当时世界观下自成因果的表达方式，对于读者也有解释功能和文学意义。早期的恐怖作品通常都带有古拙的恐惧感，但仍然起到了唤起恐惧感同时又借此宣泄对恐怖事物忧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