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学自创立以来已走过三十多个年头，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由最初的借鉴摸索阶段逐步向自我探究和反思阶段发展。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学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高校研究中，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和学术尊严问题始终是热议的话题。现阶段高等教育学研究如火如荼，高等教育学在研究型高校中学科发展劣势明显，特别是自2015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为响应国家“双一流”建设号召，国内部分研究型高校开始撤并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的教育类系科。因其学科特殊性，高等教育学学制以硕士为起点，没有本科专业和本科生，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撤并使高等教育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8年工作要点》指出目前我国已有近1.8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预计到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0%以上，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将居世界第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正处在繁荣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却危机四伏，这让人不禁疑惑：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取得重大进展，缘何高等教育学在高校却生存艰难？当代高等教育是否已与我国社会发展之轨迹相悖？这是每个高等教育学人都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当代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有何危机，笔者以为可以从我国学科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自身以及当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三方面来分析。
（一）学科发展制度性依赖危机
在我国，政府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有着较高的管理权限，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需遵从政府政策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在我国，学科目录在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规范功能，是高校进行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依据，并同时作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高等教育学列入学科目录是其作为一门学科进驻高校并在高校开始创建其自身发展体系的通行证。“高等教育学创立的初衷，一个是为了改进大学教师的教学，另一个是为了通过‘大学研究它自己’来实现大学的‘善治’，并促进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我国特殊经济状况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严峻形势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并不是一种内生式发展，而是一种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的外推式发展模式。政府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严格把关，一方面使得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有政府的强制力作为其发展的政策保障，使得高等教育学无论在资金来源还是人才培养方面受益颇多，其基本的运行得以保障。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学科设置调控无法真正满足高等教育学本质发展的需求，政府主导的滞后性与社会人才需求日新月异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使得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方向的调整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动态演进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在高校传统的行政规制逻辑下，高校专业设置管理权的行使陷入制度性依赖的恶性循环之中，诱发一系列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治理危机，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指令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导向标”。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制度性依赖还表现在学科建设中的“唯计划论”和“唯目标论”。学者研究以课题所属级别、政府奖励和经费额度作为研究方向及评价标准；在实践层面，学者研究“唯政策论”，政府政策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金科玉律”，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对高校行政命令“言听计从”，这造成高等教学学科发展陷入学术专业性缺失和学术精英失灵的窘境，面临理性发展的危机。
（二）高等教育学角色认同危机
高等教育学诞生之初虽作为改进大学教师的教学和实现大学善治之手段，但自高等教育学学科建立之后，其自身特殊的学科逻辑便开始发挥作用；构建自身学科理论体系并培养自身从业者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头等目标，其创立之初衷逐步退居其次。从高等教育学自身逻辑来看，培养自身从业者、追求自身的完备和进一步发展本无可厚非，但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学自身角色认同危机频发，发展目标逐步漂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高等教育学应当如何找准定位？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处在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关键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瞩目的成就。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度“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比上年增加35所，增长1.35%。”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长期处在自身角色的检视之中，作为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近年来不乏学者提出高等教育学要摆脱教育学学科发展体系的桎梏，独立为与教育学平级的一级学科。何以可能？潘懋元先生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是有可能的。只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达到作为一级学科的标准和水平了吗？这是我们做出论断时必须仔细考量的层面，笔者认为现阶段还为时过早，当然并不排除其日后之可能。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除此之外，社会知名人士的资助和杰出学者的引进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存亡有着巨大影响。社会资助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引进，能够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有无到有的建设之路；当所聘学者合约到期无法续聘之时，高等教育学将面临并入其他院系的命运。此举无论是高等教育学自身逻辑还是学科发展的逻辑来看，都让人存疑，而此种做法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却并非特例。高等教育学的特殊学科性质，并无与之直接对接的本科专业，导致高等教育学生源主要来自于教育学科或其他跨专业学生，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缺乏相应的学科公信力和学术权威，成为学生深造过程中的“保底”之选。由此观之，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角色认同混乱危机与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方式、人员构成以及学科权威密切相关。高等教育学要实现学科发展，准确定位及科学规划不可缺席。
（三）高等教育学价值合理性危机
受西方实用主义思潮和功利主义影响， “有什么用”成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日益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天之骄子”，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撼动着“知识”的神圣地位。实用主义思潮下，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倾向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存在尚未弥合的“鸿沟”，高等教育学如何有用或者说如何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突出自己的优势成为发展道路上绕不开的话题，就其作为人文社科本身而言，其长久以来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自己领域的从业人员，社会服务始终是退居其次，这也是高等教育学在学科竞争之中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在制度性因素以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冲击之下，高校学科建设开始走向统一化。在评价标准上，以项目级别、论文数量、国家级人才数等硬性指标作为衡量学科建设水平的标尺，而就人文学科自身发展规律来看，将高等教育学作为高校一般学科来建设本身不符合高等教育学发展规律。王建华教授指出，“长期以来，受教育学的学科逻辑主导，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偏重人才培养，对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重视不够；而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又过于注重学历和学位的层次，对于科学研究能力的关注不够，科学方法论的训练较弱。”归根结底，高等教育学在实践层面效用不明显，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对高等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强，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被视为高等教育学人的“自娱自乐”，难以得到高校领导层面的重视。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特别是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以及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实用性学科在我国高校迅猛发展。在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然科学和实践性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式的；相对而言，人文学科在实践层面的功用便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显著。在当代高校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进程中，高等教育学是否要顺应潮流，向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靠拢？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博士点的不断建设，并不能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和发展成果的指标。当高等教育学的功用性取代其理性任务，当“工程”、“计划”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术话语的核心，高等教育研究便会出现追热点、抢头衔等乱象。追问高等教育学到底有什么用本身或许是一个假命题，高等教育学作为研究型学科，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学科内涵，发扬大学理性，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在效益至上的旋律下，需要一批时代精神的研究者和铸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