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浮沉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在相对有些平淡的2007年中国小说界，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无疑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一方面，贾平凹继续以其诡异的文学风格向中国文坛展示着他旺盛而蓬勃的创作力，在他那一代作家中，贾平凹的文学耐力以及“创作的可持续性”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另一方面，从主题和题材层面来说，这部小说又是对贾平凹在《高老庄》、《秦腔》等小说中关于“中国农民命运”的想象和表达的超越与深化。可以说，这部小说正是贾平凹以一种非常俭朴的方式完成的对于自我的现实认知与文学思想的反思。很难简单地评判他这种努力的成败得失，但是从百年中国农民形象发展史视阈来看，小说本身呈现的许多新的思想元素和审美元素也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             乡土中国里的“他者”：进城农民的身份认同与主体的成长

现代文学在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表达出作家对农民的现代性审美想象。鲁迅先生以“启蒙主义”的思想视域，创作了揭示“国民劣根性”的愚昧农民形象，开创了现代乡土文学的思想启蒙主题。新时期文学里，高晓声的“陈奂生”、何士光的“冯幺爸”、阎连科的“连科”等农民形象延续了鲁迅现代性启蒙美学风格，呈现了新时期农民主体性的艰难成长。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在继承了鲁迅等人开创的乡土文学启蒙主题的同时，对新世纪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审美观照和思想审视，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展现了乡土中国社会巨变下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史。##end##

《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有着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吸烟看见太阳下的烟影是黄的，因此就说“这个世上那么多的吃纸烟的人，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恐怕就我一人”。[1]面对自己租住的没有盖完而剩下的楼，他念成谐音的“圣楼”，认为“延安是共产党的革命圣地，我们保不准将来干大了，这楼将也是我们的圣地”。[2]不仅如此，刘高兴还把骑自行车看西安城称之为“巡视”，想象着自己“脚踩一星，领带千军，我感觉自己不是坐在出租车上而是坐着敞篷车在检阅千军万马。”[3]在受到侮辱的时候，刘高兴进行自我安慰，“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慧眼，她看我是瓦砾她当然不肯收藏，而我是一颗明珠她置入粪土中那是她的无知和可怜么！”[4]面对城市人的歧视与侮辱，进城的刘高兴在不断的精神想象中进行自我安慰。不同的是，阿Q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早先阔多了的“过去时态”的基础上，而刘高兴则把精神超越建立在“未来时态”的想象之中。“过去时态”的阿Q自然只能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但是建立在“未来时态”基础上的想象则有着一种实现可能性。

尽管刘高兴的身上延续着阿Q的某种精神幻影，但是刘高兴与阿Q有着质的区别。刘高兴接受过中学教育，有着一定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刘高兴不吝惜钱去欣赏芙蓉园，尽管由于五富搅闹没有看成，但在广场上吹起了《二泉映月》，有着带萧捡垃圾的“雅兴”，自诩有一根神经是音乐的。刘高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环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5]因此，在傍晚下班的时候，刘高兴会欣赏到西安城的上空就要生出一疙瘩一疙瘩的云，从里往外翻涌，成了无数的玫瑰满空开绽。

更为重要的是刘高兴有着极为自觉的城市文化认同。如何面对城市，是每一个进城农民不得不思考乃至于焦虑的心灵问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只是到了工业化时代才有了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阿Q对城市是鄙夷的，他的交往领域、情感空间和价值体系都建立在自足的乡村文化系统之上。但是阿Q之后的中国农民渐渐卷入了城市化情感漩涡，一方面是对土地的无比眷恋，另一方面是对土地的无比憎恨，就形成了恋土与离乡的两种乡土文学叙述模式和情感类型。《骆驼祥子》就是一个离乡农民的城市化生存悲剧。从乡下跑到城里来的祥子，充满了对城市的憧憬和梦想，即使被劫、受骗、梦灭也不回乡，但终归被城市所吞噬，显示出城市对农民的他者异质性。在新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许多农民依然对城市充满了向往。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和路遥《人生》中高加林有着改变农民身份、进入城市的情感期待。到了21世纪，城市对中国农民而言，依然是一个异质性的、而又充满无比诱惑力的矛盾体：对于五福而言，城市是令他忐忑不安和无法释怀的焦虑之地，有着本能的拒绝；但对刘高兴而言，城市更多的是生命新生的蜕化之地，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

阿Q进城是因为生计问题的无奈之举，刘高兴的进城源于自己内心的渴望与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刘高兴自觉无条件地认同城里人，遵从城里人的称谓，训导五富到城里了就说城里话。“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像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福，咱要让西安认同咱，……你要欣赏锃光瓦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6]城市在刘高兴的眼中显现着文明的镜像：明亮、优雅、美感、时尚。刘高兴骑自行车开始全面认识这个城市，“我要变成个蛾子先飞起来。”[7]

刘高兴在从“青虫”向“娥子”的文明转变过程中，开始了极为成功的城市化生存。在剩楼里，刘高兴是一个有着很高认同的“领袖”。刘高兴不仅保护五富不受欺负、帮助受辱的女佣翠花讨回身份证，而且在街头冒着生命危险阻止肇事司机逃逸。可见，刘高兴进城后不仅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临危境而不慌乱，成功规避违法的风险，而且成为更弱势农民的保护者和见义勇为的英雄。即使在与城市富有阶层的代表者韦达交往中，刘高兴不卑不亢，始终抱有平等意识，体现了进城农民刘高兴自我主体精神的成长和对生命尊严的自我珍视。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是自觉的，进城后的各种“苦难”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反而使他“高兴”，从这一点上看，他不是一个被怜悯的对象，既不同于润土，也不同于阿Q和陈奂生，他有他坚定的“主体性”，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态度是一种积极的“一定要现代”的态度，是认同现代性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抵触的、否定的态度，这里面有乌托邦的因素，也隐含着自我的幻觉，但从中我们确切地看到了主人公身份的觉醒和主体的成长。 　　

作为迥异于20世纪文学的新农民形象，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刘高兴从封闭狭隘的小农文化系统走出来，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精神？除了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之外，我们意外地发现，刘高兴的自觉城市认同和独立主体意识并不是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而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现代活力部分。支撑刘高兴的精神动力源来自农村：“农民咋啦？再老的城里人三代五代前还不是农民？！咱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8]“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着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刘高兴正是从清风镇庙门对联汲取传统文化富有活力的营养部分，以此来构建一个进城农民的现代主体意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意识，恰恰是刘高兴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赋有的重要文化内涵。这是新世纪语境下乡土中国文化自我孕育、生长出来的自觉认同城市的现代农民形象，是迥异于以往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他者”。

二、城市中国的“他者”：被拒绝的认同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一种方式是在与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有本质作用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种是在于那些对我持续领会自我理解的语言目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的关系中——了当然，这些类别可能有重叠。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9]]认同的达成，是与关键人物的对话中、从他者的视域下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建构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对于《高兴》中这样一个新质的、高度认同城市的进城农民形象，我们不仅疑问：刘高兴自觉地高度认同城市，可是西安城认同刘高兴吗？

当得知刘高兴的英雄事迹既没有得到城籍户口也没有奖励钱的时候，瘦猴说：“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10] 在城市以捡破烂、收破烂多年为生的瘦猴的话，虽然刘高兴和五富都不爱听，但是却一针见血道出了城市对于进城农民的“他者”异质本性。刘高兴的城市认同不仅受到来自同阶层人的嘲讽、质疑与否定，城市记者对刘高兴这种英雄行为的报道更是耐人寻味。质朴的刘高兴做好事觉得是应该的，本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却被记者报道为“想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11］在“城市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刘高兴被臆想为一名“党员”，其“农民工”的真实身份遭到了有意无意的遮蔽。

无独有偶，刘高兴与市容队员的抗争中同样存在着被“误读”的现象。刘高兴在广场上吐痰的时候，被市容队员罚款。但是刘高兴从容镇定的表情和不急不躁的质问把市容队员镇住了，取得了抗争的胜利。刘高兴很得意，就追问：“你怎么知道我是领导？他说：你过来的时候迈着八字步，我就估摸着你是领导，可见你肚子不大，又疑惑你不是领导，怪我有眼无珠，竟真的是领导。”[12]仔细分析两人的对话，却又让人感慨不已，真正能让市容队员信服、敬畏的并不是刘高兴的镇静与从容，更不是农民工身份，而是走路迈的“像领导”的“八字步”！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城市人”，还是在他身边的“同阶层伙伴”，刘高兴在与他们的“对话网络”中，始终无法获得一种确定自我的认同，反而是受到质疑的负向反馈。这表明刘高兴的自觉城市认同只是单维的认同，从来没有获得城市对他的认同，与城市处于一种非对话性状态。对于刘高兴自觉热情的城市认同，城市却摆出了冷冰冰的拒绝姿态。

然而，刘高兴非但没有因为“城里人”的误读而悲哀，反而迈起了“领导”的八字步。他自认“儒雅”，吹箫自娱自乐，导致了一种传言：说他是音乐学院高材生，因家庭变故出来拾破烂。对此，他也不说破，反而表现出很有文化的样子。刘高兴遗弃自己的农民工身份，而故意迈“领导”的八字步、有意把捡酒瓶做作为摆弄“古瓷器”的“有文化的样子”，显现了刘高兴自我主体性精神的游移与不足。装作“领导”或“有文化人”所获得城市认同，对于刘高兴而言是一种虚假的认同。在这一点上，刘高兴的精神世界里依然闪现着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依然存有自欺欺人、自我欺骗的精神底色。

比较于《平凡的世界》中同是进城农民的孙少平，却表现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精神以及这种主体性精神的成长力量。孙少平自觉地阅读书籍，从中汲取营养，感觉自己从狭窄的地方驶向广阔的知识海洋，为此兴奋不已；而且从艰难的城市劳作中，不断确立自己的独立主体人格，即使与社会地位不比自己高的田晓霞恋爱，也从不回避自己的进城农民身份，追求一种人格平等的主体性，展现了一种自足的现代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刘高兴的城市认同是非常含混的，一方面有着对独立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平等精神的追求，但也有一些非现代性因素。孙少平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进城而看不起农村的兄弟姐妹，刘高兴则鄙夷、嘲笑那些留在清风镇上的人们，“一天干到黑腰累断手磨泡了工钱有多少，五元钱算封顶了吧？咱既赚了钱又逛了街！你问清风镇的人有几个见过钟楼金顶？”[13]从中不难看出，刘高兴认同城市的价值根源是钱和见识。在城市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能够见世面，就是刘高兴渴望城市、认同城市的重要原因。刘高兴认同的城市只是一个繁华、富裕的城市，而对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意识和文明内涵少所感知。如同阿Q对“革命”的高度认同一样，阿Q期待的只是所能带来的“子女、玉帛、威权”的“革命”，而非平等自由解放的“革命”。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依然是非现代的，依然是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层面，缺少孙少平的那种精神维度及其超越性。尽管刘高兴的城市认同也有某些“现代意识”，那也不是从城市生存中萌发的，而是从传统乡村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携带着一些非现代性意识。

刘高兴对城市人的排斥与拒绝流下了悲哀的泪水。对于自己与城里人抗争的“胜利”，刘高兴用“狐假虎威”形容。我们没有权利批判刘高兴的隐匿农民工身份的“狐假虎威”，事实上，每一个城市人更应该反思，刘高兴为什么要隐匿自己的农民工身份“狐假虎威”呢？城市人有没有接纳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然而，刘高兴依然对自己的城市认同有着高度自信，就是因为自己与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关联：自己的肾卖给了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14]刘高兴生遇到了城里的富商韦达，认为他就是拥有自己另一个肾的人。但后来，刘高兴知道韦达移植的是肝，而不是肾。刘高兴认同城市的唯一实体关联，却被证明为虚假。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关系也极具隐喻性。孟夷纯的爱使得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大为扩张，但是在做爱过程中的性无能却喻示着他无法进入这个城市，无法扎根城市。

五富的死使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彻底崩溃。在危机时刻，刘高兴首先想到和遵从的依然是“清风镇的规矩”，城市化生存和城市化思维依然在刘高兴那里影响甚少。五富的尸体在车站暴露之后，面对众人的追问，“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15]

刘高兴不仅在话语层面上不被城市认同，其农民工身份不断被“误读”；而且从文化意识深层来看，刘高兴的“狐假虎威”与城市文明内涵、现代意识构成一种冲突。因此，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

“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16]刘高兴梦境中的意象已经清晰传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化认同依然是乡村，而不是城市。

三、“垃圾伴生物”：他者的隐喻与自我救赎

《高兴》后记这样开头说，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高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同样具有这种一体多面的结构关系。五富、黄八、杏胡、孟夷纯、韩大拿等形象与刘高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进城农民生存境遇及其精神镜像的多重侧面。

杏胡在小说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叙述人角色。在初次接触中，杏胡的叙说就触及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杏胡的母亲因为晚上吃旱烟，被烧成一疙瘩；狠心留孩子一人在家上学。孟夷纯则因为当地警察无钱破案，而被迫在来到城市出卖肉体来赚取破案经费为兄报仇。韩大宝是清风镇农民进城的始作俑者、西安城中的“破烂王”之一，是他把刘高兴和五富安排在兴隆街拾破烂。韩大宝为富不仁，让刘高兴见识了什么是坏人。五富是刘高兴从清风镇带出来的同乡，是刘高兴的“尾巴”。他的愚笨恰恰显现了刘高兴过人的城市适应能力：刘高兴说服了门卫让五富进入院中收购破烂，在警察搜捕过程中是刘高兴的机智救出了五福。五富对城市有着明显的敌意和莫名的仇恨，展现了进城农民心理失衡的另一面，恰与刘高兴城市认同形成对立的两极。因此，在瘦猴压价收购的时候，五富喊出了“咋不再来个‘文化大革命’呀”的极端话语。某种意义上，五富其实正是刘高兴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一体两面”共同呈现了遭遇现代性处境的中国农民主体的复杂性。

比较五富而言，黄八对城市有着更强烈的仇恨冲动。在球场比赛的日子，等到球场里数万人齐声骂的时候，黄八也就扯开嗓子叫骂。

骂人有了男有了女为什么还有穷和富，骂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骂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骂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骂为什么不地震呢，骂为什么不打仗呢，骂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呢？[17]

黄八的骂固然体现着农民愚昧、仇富等粗鄙的一面，但显示出的问题却是值得人深思的。

面对花了十亿元的芙蓉园，黄八同样愤慨不已：“我就想不通，修一个公园就花十亿，体育馆开一个歌唱会就几百万，办一个这样展览那样展览就上千万，为什么有钱了就只在城市里烧，农村穷成那样就没钱，咱就没钱？！” [18]黄八愤慨的事实恰好回答了他自己的疑问：正是在城乡建设资金投入的巨大差别，才造就了城乡的天壤之别。但是，造就这种城乡天壤之别的二元对立体制至今仍在延续，而且延及到了进城农民工的身上。

五富、刘高兴等农民工不仅在城市里做着最苦、报酬最低的活，住在最脏乱的地方、吃着最差的饭菜，而且还被“城市意识形态”歧视，乃至“妖魔化”。小饭店老板老铁的话点出了城市人对农民工的偏见：“他说打工的人都使强用狠，既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盗、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损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老铁说：富人温柔，人穷了就残忍。”[19]“温柔”与“残忍”，能以人的贫富来进行区分吗？老铁的话语展现了一种“城市意识形态”的逻辑思维，即富人阶层对城市底层，尤其是农民工的莫名恐惧、仇视心理。城市没有接纳他们的意向，没有他们的恰切位置。

进城农民在出卖劳动力之后，不仅要遭受种种盘剥，而且还要遭受生命尊严的侮辱和精神的伤害。半个世纪前老舍《骆驼祥子》所描述的“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城市底层“劳苦世界”景象依然存在。[20]刘高兴和五富从事捡破烂的活计，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刘高兴从破烂多也就是城市繁荣的象征而联系到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哦，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 [21]五富和刘高兴就是垃圾伴生物！对于垃圾的性质，小说《高兴》漫不经心借用小孩子的口，说出了“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的话语。“垃圾不卫生”，垃圾伴生物的性质自然就是“不卫生”了。“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不卫生”也恰恰是“城市意识形态”话语对农民工属性的界定。

面对城市的盘剥、蔑视，乃至精神伤害，五富和黄八以对城市的咒骂来回应；杏胡、孟夷纯、刘高兴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杏胡在第一个男人死后没有自杀就往下活，做起了计划，从此吃了定计划的利。杏胡的“计划”给刘高兴上了人生珍贵的一课，但是在“城市意识形态”里，杏胡难以通过正常的道路来实现计划，而走上了非法收购赃物的邪道，被抓走了。孟夷纯来西安在饭店里洗过碗，也做过保姆，挣来的钱仅仅能维持生活费；只有“出台”后，才能赚钱汇给县公安局去抓到罪犯，但却遥遥无期。破案警察的索要成了无底洞，孟夷纯的抗争陷入了“卖淫——破案（未果）——再卖淫”的困境。刘高兴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孟夷纯，但是拾破烂挣来的钱无疑是杯水车薪，然而这份无私的情义深深温暖了孟夷纯。杏胡、黄八、五富在知晓孟夷纯的不幸遭遇后，自愿捐款帮助她，展现了城市农民工一起抗争不幸境遇的情谊。锁骨菩萨的意象在小说中一再出现，刘高兴在救赎孟夷纯的同时，获得了孟夷纯的爱，得到了一种城市人的自信。但是，长期的卖淫生活已经使孟夷纯进入了一种病态的城市生活轨道。在刘高兴的梦中，孟夷纯说“我已经不适应你，不是你不好，是你养不活我，也不会容忍我……我走不回来了。”[22]锁骨菩萨所具有的超越性救赎力量，仅是刘高兴的精神幻像而已。孟夷纯因为卖淫被劳教了，韦达不愿出手帮助，而刘高兴远赴异地挣钱赎她。就在异地干活期间，五富得急症死了。

五富死了，杏胡和朱宗被抓了，孟夷纯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城市对进城农民显现了它暴戾狰狞的一面。小说结尾的时候，刘高兴清醒地意识到：“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五富也该属于这个城市。石热闹不是，黄八不是，就连杏胡夫妇也不是，只是五富命里宜于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23]刘高兴通过自己的沉思，一一否定了石热闹、五富、黄八、杏胡夫妇等人的生活方式，而决定留在城市。尽管这个城市不认同刘高兴，但是，刘高兴还是决定留在城市里，“决不回转去”。尽管有五富、杏胡夫妇、孟夷纯等人城市生存悲剧性结局的前车之鉴，但刘高兴还是决意探寻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开辟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

四、结语：“刘高兴”的独特价值与贾平凹底层写作的局限性

学者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24]。“1978年，中国只有15万农民工，1990年，这一数字接近3000万，而到2007年底，中国农民工的总数是1.5亿。30年间增长了1000倍。”[25]面对这样一个新兴的规模巨大的弱势群体，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纯文学化、主流化叙事使农民工成为乡土文学的“隐身人”。新世纪的几部重要长篇 ，如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着重展现五六十年代的苦难叙事，对新世纪语境下农民工的生存困境、精神挣扎以及新主体性的成长少有呈现。

作为一个几十年耕耘在乡土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贾平凹依然坚守乡土文学的现实精神，追寻文学的意义维度。新世纪刘高兴等进城农民的生活自然就进入了贾平凹的审美视野。刘高兴等形象的塑造不仅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国 “垃圾伴生物”的隐喻性精神镜像，而且展现了农民进城之后乡土中国“废墟化”状态，传达了贾平凹对当代中国整体状况的审美思考。“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26]尽管乡土人力资源的侵蚀与流失，费孝通早在半个世纪前的《乡土中国》中分析过，但是新世纪乡土中国却面临从未有过的“废墟化”危机。

贾平凹选描写城乡结合部的拾破烂农民工生活，体现了一种“从下面看”的底层叙事精神。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地把刘高兴的城市认同描绘为一个“中国梦”的主流叙事，而是真实展现刘高兴这样一个混合着现代文明意识和传统文化伦理于一体的进城农民，既有着对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认同，但又缺乏独立主体性的现代意识，是一个未完成的自我主体建构者形象。[27]“我觉得底层文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寻找并建立起底层自身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没有发言权，被别人的话语笼罩着，那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8]虽然，刘高兴是一个“未完成的自我主体建构者”，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已经是底层农民工所做的最大限度的主体建构努力了，而且这种建构远远没有终止。刘高兴决定留在城市里，继续对自我主体进行探寻与建构。这一未完成的自我主体建构者，体现了贾平凹对人物形象内在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和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准确把握。

刘高兴有着过人的城市适应能力和较高素养，为什么却无法走出城市意识形态给予农民工的魔咒，摆脱不了“垃圾伴生物”的属性？假如没有五富，小说中刘高兴早就可以到韦达的公司上班了。但是，刘高兴没有答应孟夷纯的要求。对于五富这样一个“最丑，也最俗”的人，“我却搁不下”、“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29]“最丑，也最俗”的五富，就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一个较好适应城市的“先适者”，就是要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现代文明标志的城市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刘高兴不计钱财和精力来帮助五福和孟夷纯的意义追求。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一个个体的单一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刘高兴形象除了具有内在真实性之外，还具有了重要的思想价值。

贾平凹的这种“向下看”是一种彻底意义的底层写作吗？事实上，并不必然如此。作家的“向下看”愿望和努力是很可贵的，但做到多少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张宁所提出的，“你（的文学）是否与底层同在？”[30]“底层”是否“一种作为血肉存在的与你的关系”，成为审视作品“底层含量”的试金石。贾平凹深入拾破烂群体体验生活，展现拾破烂农民工的“成套行规”和“五等人事”，类似于祥子周边的“车夫世界”，但是刘高兴形象在心理描写和情感深度刻画上缺少祥子情感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31]老舍饱含底层情感的文字不是硬挤出来的，“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老舍之所以写出《骆驼祥子》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穷人，生命里浸泡着“苦汁子”。

“‘从下面看’，意味着人自觉地在意识上沉降于社会阶层的深谷，在感觉上沉浸于真实而切身的生活经验的深处，在骨髓里内在于一种最为平等的伦理。”[32]除了这种情感的同一性之外，人物形象的灵魂拷问显现着文学作为心灵史的深度。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认为“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33]无论是从底层情感层面，还是从灵魂挣扎的层面，贾平凹《高兴》塑造的刘高兴形象都是不够充分的、彻底的，依然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在的。这不仅是贾平凹的问题，而且也是所有当代中国作家的问题。[34]毕竟，贾平凹塑造的刘高兴形象已经达到了作家在这个时代思考的极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度及其限度。

注释：

[1][2][3][4][5][6][7][8][10][ 11][12][13][14][15][16][17] [18] [19] [21] [22] [23][ 26][29]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3、43、137、87、32、120-121、133 、44、147、140、71、45、127、412、127、163、269、120、152、301、431、435、8页。

[9]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50-51页。

[20]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24]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63-65页。

[25]刘芳：《一层帘子后的夫妻生活——农民工性压抑》，2008年3月24日凤凰卫视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zqf/200803/0324_2537_457902.shtml。

[27]张颐武认为，“我们常常忽视，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个人冲向未

来的梦想。”参见，《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再思考》，《中关村》，2006年第8期，第106页。

[28]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天涯》2008年第1期，第188页。

[30][32]]张宁：《底层与纯文学：两个不相关事物的相关性》，《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年第5期，第27、28页。

[31]邵燕君认为，“《高兴》在细节上虽然丰富却不够饱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虽然生动缺不够深透。给人的感觉是，贾平凹‘下生活’的程度不够深，对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够‘亲’。”邵燕君对《高兴》人物形象情感性不足的分析是恰切的，但不能归因于贾平凹“下生活”的不够。问题不在于“下生活”的程度，而在于贾平凹作为知识精英本身与底层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参见《当“乡土”进入“底层”——由贾平凹＜高兴＞谈‘底层’与‘乡土’写作的当下困境》，《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91页。

[33]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104页。

[34]正如张颐武分析底层写作问题所在，“我们仅仅看到了生活的苦和难，看到了无助和无奈，除了简单地呼唤关切他们之外，并没有他们自己灵魂的表现。……底层确实通过文学发出了声音，但这是他人想象中的声音，是一种从外面观察和探究的声音。” 参见，《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再思考》，《中关村》，2006年第8期，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