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腔》里的“工具论”诉说

[内容摘要] 李洱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花腔》是他具有“反历史”特征的小说。它在对葛任之死的历史事件的追叙中，揭示了特定历史境遇中人的“工具化”处境。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之前，人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过个体的价值和地位；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工具性处境在文学作品中实际上被意识形态所遮蔽了。《花腔》的价值，就在于对这种遮蔽的反拨，从而触及了历史的灵魂深处，并站在这一层面对人性发出了启蒙的呼唤。

[关键词]    新历史小说；   “工具性”；    历史；    革命；     个人 

西方有批评家曾说过，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就是人把人当作工具。这里涉及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而对人的主体性的扼杀，对个体存在与尊严的漠视，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也得到了应有的体现。在丁玲创作于三十年代并引起过争议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年轻的女主人公“贞贞”，就承担了双重的“工具”功能：它既是日本人手中的玩物，又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而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除了小说中的“我”之外，究竟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意识到呢？陈思和在解读四十年代赵树理创作的小说《“锻炼锻炼”》的时候，也指出了一个以往曾被遮蔽的现象，就是“是干部们诱民入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来整治落后的农民。”[1]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是“落后分子”（“吃不饱”和“小腿疼”），还是“群众”这一集体群落，都被置换成了党的集体主义教育的工具。这种创作现象一直延续到了当代的文学创作，成为寻根派、先锋派、新写实及新历史小说等小说家笔下长演不衰的叙事景观。

李洱在他的长篇小说《花腔》里，围绕着一个革命者之死的历史事件，铺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饶有趣味的历史的叙写，从中也非常容易窥到“人把人当作工具”这一历史怪胎的无所不在的魔影。当然，作家对这一“怪胎”的阐释过程，也是作家对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事的颠覆过程，或者说，对传统历史意识的颠覆，正是这一阐释过程的前提。##end##

一、从“工具”的视角对历史的诉说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可以找到很多把人当作“工具”的例子，老子在《道德经》里就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人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朴素的质疑。历代帝王都把臣子当作自己统治的工具，称作“股肱”、“手臂”等，所以才有“狡兔死，狐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那样的说法。而那些将相也都是“功成万骨枯”、“以人血染红顶子”。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人”的发现和人的个体价值的确立，“人”往往被作为历史创造的参与者、甚至主体的面貌出现，而遮蔽了其中潜在的人的“被动的、消极的、被客体所支配”[2]的可悲地位。

在《花腔》里，传统历史叙事中的“真实性”在文本中被重重的叙事话语消解了，而隐藏在历史事实之后的某些历史精神却逐渐凸显了出来，这就是八十年代出现的新历史小说的一大特征，即“诗学”特征。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具有“诗学的”和“文学的”两个理论趋向[3]，它“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借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4]，“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逸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方面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5]新历史小说摆脱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各种羁绊，以个人体验和个体视角来重构历史，在获得了对历史证实性的超越的同时，也获得了以崭新的人文精神和主体意识重新审视历史的自由。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花腔》集中体现了新历史小说的这些精神，诸如革命对个人（个性精神）的扼杀、历史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可疑性等，而贯穿整部小说的，是人的主体价值的被忽视，“人把人当作工具”的悲剧性命题。

《花腔》的结构是一部“多声部”的“对话”，主要包括医生白圣韬的话语、人犯赵耀庆的话语以及法学家范继槐的话语，三者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又都是葛任的好友，尽管他们的谈话矛盾重重、虚虚实实，但从葛任的侥幸存活逃到大荒山，到葛任被暗杀这一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主干，还是毋庸置疑的。葛任在二里岗战斗后，逃到了大荒山，准备从革命的洪流里退出来，做一点个人的事业。可是由于舆论宣传已经认为他牺牲在二里岗，并且他因此而获得“民族英雄”的称号，“盖棺论定”了。这样，他的幸存显然丧失了政治上的理由，所以，无论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都不能对葛任的存在置之不理，于是各自对他实施了或劝降或暗杀的计划。在这里，葛任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被漠视了，在所谓“革命”和“民族”等宏大主题面前，他只是政治上的一个工具，因而只有做出牺牲。表面上看来，葛任之死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民族”和“革命”，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O”，但实际上，葛任只是做了后者的殉葬品，这其中所因循的原则，仍然是“死节” 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原则，换句话说，葛任只是做了历史的一种工具。

在《花腔》的话语表达方式上，无论是白圣韬，还是赵耀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迫放弃了主体的立场，而被动地作为别人的工具：白圣韬是在给国民党将军范继槐坦白，而赵耀庆是在文革中作为人犯向调查组交待，（而且是在他对葛任被定为“叛徒”毫不知情的背景下交待的）所以白圣韬动不动就是“有甚说甚”，而赵耀庆则句不离口地说：“你们指向哪里，俺就打向哪里。”“这样说行吗？”这种话语表达，无疑是有所迎合有所顾忌的；由这种话语所表述的历史，也是有失客观、公允的，何况个人话语本身就是私人化色彩很浓厚、主观色彩很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听众”的工具。

在历史本身的获取过程中，“历史”也避免不了要成为一些人的工具。这一点，尤其在当事人的下一代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如白圣韬的自述材料，是“葛任研究会”有偿从记录者丁奎那儿买到的；而丁奎的外孙女又以两盒阿拉斯加海豹油为代价交出了祖父丁奎曾经拥有的木匣子（里面装有当年的报纸资料）；赵耀庆的自述材料，也是从记录者余凤高的儿子余立人那里得来的，代价是加入余立人的传销公司，并出钱购买他的阿拉斯加海豹油。除了从物质上获取利益之外，还可以借历史获得一些其它非物质的东西。杨凤良的儿子明海和尚挟历史以自重，一心想当上当地菩提寺的住持，甚至为此贿赂乡政府的郭秘书；小红女也仗着祖母小红女这棵大树庇护着，祖母的历史无论如何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而范继槐的权力话语身份，也是通过历史这一工具获得的。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胡安当年为破毁敌人货币体系而使用的制造伪币技术，竟成了后来伪币犯赖治国的犯罪工具；当年党的地下交通员的组织经验，也成为后来宛权树建立传销公司的模型……历史作为工具，几乎被发扬到了极致。而范继槐话语里讲到的：“胡适说过，历史就像个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她就是什么样子。要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是有胜利者书写的。”正好是对于历史“工具说”的完美诠释。

一、从“工具”的视角对革命的叙说

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阿Q糊里糊涂地遭遇了“革命”，又糊里涂里地作了“革命”的牺牲品，在“革命”者那里，阿Q确确实实作了“革命”的一个工具。在20—50年代的文学作品里，甚至是有些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小说里，“人”作为“革命”的工具非人化命运，几乎成了难以避免的事实。而文革文学把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极致，连人性里面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爱情、个性、幻想等也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被剥蚀尽净，只剩下高度抽象化工具化的“人”（仿佛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了。

《花腔》这部小说，本身就讲述的是革命与个人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是一个渴求独立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悲剧宿命的故事，正因为革命体现得是集体意志，      所以葛任的个人追求在“革命”的宏大主题中，是绝对不能容许存在的思想，而一旦当他个人的存在与整个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只有做出个人的牺牲，葛任由此就成了革命的、也是历史的牺牲品，一种工具。但具有荒诞意味的是，白圣韬医生与范继槐都曾经有过变节行为，反而获得全身而退，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在“白圣韬话语”里，他借着“老乡”的语气，对田汗动员群众的过程做了漫画式的描写：田汗初到延安时，为了动员群众，他做了一个“帽子戏法”的魔术，一下子激发了群众的好奇心，使共产主义信仰深入人心。的确，这种革命的“启蒙”方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陈胜起义时不也是有过鱼腹藏书、狐狸夜鸣的事吗?黄巾军不是也有“黄天当立，岁在甲子”的谶言吗？一直到太平军发动起义，洪秀全不是还以上帝次子自居，神化自己吗？透过对“帽子戏法”的叙写，可以看到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所表现的另一面，即受蒙蔽和盲从的一面，就这一方面来说，群众在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也具有工具性的性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在政治和革命中的地位，距离工具能有多远？

既然在革命年代，“革命”是“一种最高、最后的唯一的能指”[6]，那么以“革命”的名义对于个人的存在、个性的价值的抹煞就具有了正当而崇高的理由。小说中有一句话：“无论如何要胜利”，其含义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革命伦理的中心法则。”所以田汗为了把“托派分子”白圣韬放出拘留所（窑洞），派他去探究葛任是否还在世的消息，竟故意制造了窑洞倒塌的事件，致使几个人犯被砸死。白圣韬的丈人凭着卖百灵鸟做生意，挣了些钱买回些荒地，开垦种田，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地主”，吃尽了苦头，直到被当作“恶霸地主”枪毙，这样做的原因，当然也是“以革命的名义”。小红女准备让白圣韬“干干净净地上路”，田汗下达命令让“O号速死”、并且“活口不留”等等，这些行为都被革命赋予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在这里，所有这些人的生命价值在“革命”的面前显然被搁置起来。如果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是人在“天地”面前的卑微的无价值感，而还能显示出“天地不仁”的话，那么在“革命”的面前，个体生命的无价值化就被合理化了，甚至连白圣韬所说的“易子而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

三、从“工具”的视角对个人的叙说

    中国传统上对于个人的个体价值是漠视的，相对来说，西方对个体价值的认识较早，古希腊神庙门廊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体现了西方个体意识的觉醒。我国迟至晚清后才出现了人权意识的觉醒，而直到五四时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价值才得以确立，正如郁达夫所说的：“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7]这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八十年代初，刘再复在他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中就明确指出：文学应当“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反对“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8]如果拿这个作为人的价值的标准进行衡量，那么“文革”中的体制内文学中，无疑都是忽视了人的个体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而十七年文学中，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价值到底又有多大程度上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或者是政治符号或革命符号，依附于“集体”或者“政党”而沦为它们的工具。

  在《花腔》中，充斥着历史、命运对人的捉弄，也充斥着“人把人当作工具”的荒诞情景。小说中，为了策划谋杀葛任，延安方面派除了白圣韬医生和地下党赵耀庆，重庆方面则派出了军统特务范继槐和杨凤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都在玩着借刀杀人的把戏，而且最终结果是范继槐逼迫日本人川井杀死了葛任，从而成就了葛任作为“民族英雄”的一生。在这样一系列的“工具链”里，每个人都同时担任着工具的使用者和工具本身的双重角色，这样在最大程度上演绎了人作为工具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葛任来说，无论是延安方面想让它保持沉默（最终是通过暗杀来实现），还是重庆方面最初想劝降他，他都摆脱不了自身作为工具的无奈：在延安方面，是出于对共产党利益和革命利益的考虑；对于重庆方面来说，则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 。对于事件的三个亲历者：白圣韬、范继槐和赵耀庆来说，他们就是这两方面意志的具体实施者，但三人的经历又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而大相径庭。抛开范继槐不说，另两者所处的地位本身就很微妙。白圣韬作为托派分子（“毛驴茨基”），又是葛任事件的知情者，他随时都有可能作为完成了使命的工具而被“活口不留”地杀掉。有意思的是，田汗派他去大荒山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田汗等人已经不再便秘了”，作为粪便学专家的白圣韬，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他之后遭遇的窦思忠、小红女还有赵耀庆、范继槐等，都险些置他于死地，人的“工具性”生存是多么冷峻无情！赵耀庆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里被锤炼的刀枪不入的人物，他在与范继槐周旋的过程中表现得游刃有余，尤其是在设计杀死杨凤良和邱爱华的前前后后筹划得滴水不露，体现了复杂时代背景下小人物非凡的生存技巧。在人的“工具性”处境下，欺上瞒下、尔虞我诈成了生存的必要手段，这也是人在特殊境遇中的“异化”。

人把人作为工具的又一表现，是通过背叛与出卖别人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因此，在《花腔》中充斥着谎言与背叛。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占坤为了公报私仇，竟把同院医生白圣韬的日记从枕头下偷偷上缴了，使白变成了托派分子；而白圣韬也反咬一口，把张占坤也拉下了水。德兴镇的掌柜谋财害命，杀死了富商，竟把富商的耳朵割下来作为“杀死汉奸的凭证”。赵耀庆在表演中也玩净了“花腔”……

人不但把活人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而且连死了的人也不放过。小说中那个表演毛泽东的专职演员，竟不惜歪曲事实，声称自己就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遗失的婴儿；两个女学生被危房砸死，却成了枋口小学建设“希望小学”的绝好机遇……所有这一切伸入时下的叙写，使小说里的历史话语具有了当下性，也使人对自身的存在状态产生了切肤之感，这就是小说的启蒙意义的所在。

《花腔》对于人的“工具性”地位的揭示，实质上在更深一个层次上体现了对人的个体价值与生命意识的深刻追问，体现了新生代作家对人自身深切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通过对于传统意义上“历史”的颠覆与重构，作家从另一层面揭示了历史的某种隐秘的真实，因而也从更深层次上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灵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