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到理——孟称舜爱情剧内涵的变化

内容摘要：历来对孟称舜戏曲创作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代表作《娇红记》。从文学、思想、时代等多角度诠释《娇红记》传奇成了研究孟称舜戏曲作品的热点，由于孟称舜的戏曲创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因此仅对《娇红记》传奇进行单一的研究并不能全面客观地揭示孟称舜的创作思想。本文试图把孟称舜的五种爱情剧联系起来分析考察，揭示孟称舜爱情剧创作前后期的变化。

关键词：孟称舜；爱情剧；创作内涵

在孟称舜今存的八种戏曲作品中，有五种是描写男女爱情的[①]，但这些爱情戏各自的思想艺术价值却有高低之分。大体来说，他前期的杂剧与后期的传奇创作在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剧作由前期“情胜理”的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喜剧转为“理胜情”的爱情被礼教扼杀的悲剧。传情主题的变化，反映了作者心态的变化。

一、           纯情的歌颂—《桃花人面》《花前一笑》《眼儿媚》

孟氏早期创作的《桃花人面》、《眼儿媚》、《花前一笑》三剧都取材于历史和现实中文人的情感生活，写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多属爱情喜剧。《桃花人面》取材于《本事诗》中崔护觅浆，和农家少女产生爱情的故事；《陈教授泣赋眼儿媚》取材于宋张瑞义《贵耳集》中的一段记载，演述府学教授陈诜和上厅行首江柳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花前一笑》则取材于著名的唐伯虎赶秋香的故事。剧中男主人公都是像孟称舜一样早有文名的才子：崔护“年方弱冠”，“一举进士”及第；陈诜“少年登第颇有才名”；唐伯虎“年甫弱冠，曾中应天解元”。他们才华横溢、风流多情，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大胆热烈，洋溢着青春的热情。

《桃花人面》一名《桃源三访》，剧写崔护清明时外出踏青游玩，路过秦川，因口渴向农家少女叶蓁儿乞水，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爱慕。次年崔又来访，适值叶蓁儿外出扫墓，崔无奈，遂题诗于其门，道其重访不遇之感。蓁儿回家见诗，痛不欲生，因思念成疾而亡。崔护赶来，抚尸痛哭，竟使复活，遂得团圆。《花前一笑》剧写唐寅春游金阊，巧遇沈素香，彼此顾盼有情。唐寅随后跟访到吴兴，并易服自荐，为沈家公子傭书，得与素香相见。后为公子撮合，又于花烛之夕被沈父拆散，唐伯虎受处分，以仆从身份专司接待宾客。终因友人文徵明、祝允明应主人之邀前来作客，真情泄露，点破傭书者即沈父久仰之唐寅，二人得谐姻眷。《眼儿媚》剧写南宋岳阳府学教授陈诜违逆官箴，与歌妓江柳相恋，碍于官规，不能同她结合，只得私相往来，后被岳阳知府孟之经知察。为使陈诜迷途知返，江柳被杖责并发配八百里外的辰州。陈诜到郊外为之饯行，并赠江柳《眼儿媚》词一首，与之挥泪惜别。此时陈之挚友制使官员陆云西来到岳阳，奉命采访贤士，请陈入充幕僚，他召见江柳，假意让她随顺，江柳忠于陈诜，加以拒绝。后来陆云西让两人团圆。并为江柳除去乐籍，配与陈诜为妻。##end##

孟氏笔下的书生崔护三访叶蓁儿、陈诜明知有碍官箴仍深情不变，常深夜逾墙相会。唐伯虎因素香笑故而追入沈府，竟辱没“江南第一才子”的身份，为人下傭书，借以接近意中人。崔护、陈诜、唐伯虎不顾身份地位，大胆执着地追求爱情，作者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人格精神，同时作者对待他们这种行为是持赞赏立场的观点。他认为对这些为真情而不拘礼教的才子不仅不应加以非难，而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应给予深切的理解和赞同。

三剧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的女子。崔护所钟情的叶蓁儿是农家女子；陈诜所恋的江柳是青楼女子；唐伯虎所爱的素香是沈府养女。作者却没有排斥这种身份地位，赋予了她们才貌双全的气质：叶蓁儿“妖姿媚态绝世无双”，且知书有才；江柳“风流旖旎，巧慧聪明”；素香貌美多才。但是她们不局限于下层的身份，对待真爱非常大胆，慧眼识人，虽历经重重挫折，但最终都达成心中所愿，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婚姻。

崔护与叶蓁儿，陈诜与江柳，唐伯虎与沈素香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这是作者对于纯情的歌颂。世俗的门第、封建的伦理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这三对恋人的大团圆结局是对封建礼教的嘲讽，是自由婚姻的胜利。这三个剧本成于作者青年时代（三十岁之前），他们为追求美满爱情而不惜作出牺牲的行动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同时也是作者多情心态的反映。《花前一笑》收场诗云：“多情常自为情痴，我亦多情不自持。却怜无人知人眼，总是多情说与谁。”[②]《桃花人面》收场诗亦云：“万树桃花花正肥，万般幽恨在今时，年年洒向花前泪，为问花开知不知。”[③]可见作者使用自己纯真热烈的真情塑造了三个痴情执着的男主人公。这三个剧本都是对纯情的歌颂，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把它与汤显祖的《牡丹亭》联系起来，如对《桃花人面》第三出崔护清明重到城南寻访叶蓁儿，《盛明杂剧》编者评道：“不减丽娘《寻梦》”。崔护虽与杜丽娘不同，一男一女，一书生一闺中少女，没有杜丽娘的因梦生情，但二者在精神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

二、           至情的悲歌—《娇红记》

孟称舜在崇祯十一年（1638）前后开始传奇创作。《娇红记》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是孟称舜的第一部传奇，显示了作家创作道路的陡转。这十余年间（约从1627年创作《残唐再创》到1638年《娇红记》完稿），国家政治窳败，个人屡举不第，生活深深地教育了作家。他青年时代单纯、热烈、乐观的诗情逐渐消退，代之以对现实冷峻的观察与思考。可以说，孟称舜的爱情剧从喜剧转为悲剧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

《娇红记》取材于北宋宣和年间一个真实的故事，并据元代宋梅洞的小说《娇红记》改编而成。元明清三代敷演这一题材的戏剧作品颇多。计有杂剧5种：元王实甫的《娇红记》、明刘兑《金童玉女娇红记》、汤式《娇红记》、金文质《誓死生锦片娇红记》、朱经《死葬鸳鸯冢》。传奇三种：明沈受先《娇红记》、孟称舜《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清许逸《两钟情》（一名《分媒恨》）[④]。在现存的这九部同题作品中，孟称舜的《娇红记》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佳作。崭新的思想光芒和成熟的艺术技巧，使这部作品不仅成为孟称舜的代表作，而且在爱情题材中，上承《西厢记》、《牡丹亭》的传统，下开《红楼梦》的先声[⑤]。剧中的男女主角不再是前期杂剧中的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人物，而是情投意合、同生共死的“同心子”。

王娇娘是《娇红记》的女主人公，她是继崔莺莺、杜丽娘之后出现的又一光辉的女性形象。娇娘貌美如花，申生一见惊为天人，“蓦且天仙降，美花容云霞满裳。天然国色非凡相，看他瘦凌波步至中堂。翠脸生春玉有香，则那美人图画出都非谎。猛教人魂飞魄扬，猛教人心速意狂。”（第三出）她同崔莺莺、杜丽娘一样是大家闺秀，一样有追求爱的强烈愿望，有着对自主婚姻的渴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叛逆行动。但她的性格却不同于崔莺莺、杜丽娘，也不同于叶蓁儿、沈素香，娇娘被塑造成了一个思考者的形象，她有思想、有行动，在爱情问题上有自己的恋爱观。

“吾今年及笄，未获良缘。光阴荏苒，如同过隙。每每对花浩叹，不能自已。”

（第四出《晚绣》）表现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但在与神清玉朗的表兄一见钟情后，她并没有陷入初恋的幸福中不能自拔，而是对恋爱婚姻问题进行了反复探索。崔莺莺要的是“志诚种”，杜丽娘只希望及时婚配，可以说她们对爱情的要求并不高，而王娇娘却自觉思考了古往今来女子的不同命运：“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至或两情既惬，虽若吴紫玉赵素馨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第四出《晚绣》）通过冷静的思考，她的择偶标准更加理智。她鄙弃那些“气势村沙、性情恶劣”的“豪家富室好枝叶”和那些“轻把文君舍”的轻薄才子。她的理想是：“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表明自己为了寻求知己之爱，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申生进入她的生活后，“相其才貌，良可以托终身”，但不知申生心性如何，她对申生首先是“似真似假，如迎如拒，去之则迩，即之复远”，（第六出《题花》）反复试探，在彻底了解申生与自己一样多情后，才约佳期，以托终身。在青春、爱情、婚姻问题上，她从历史上卓文君和李易安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结局上冷静思考，结合自己的现实处境，把握住了眼前幸福与爱情，而且表明了以死追求真情的决心和勇气，这种相当“现代”的爱情观表现了她的人性觉醒已经具有了理性意识，而不同于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一味追求浪漫。此后虽有飞红作梗，父母阻隔，因双方知情同心，深情无间，后王父许亲，又逢帅公子逼亲，爱情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捍卫这一份珍贵的爱情，双双约定而死。

申纯作为一介书生，具有重爱情轻功名的叛逆思想，这和娇娘叛逆礼教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娇娘死后，申纯并没有听从父母苦苦相劝，也不受以荣华富贵、佳人相伴的锦绣前程所惑，毅然殉情。他们死后化作一对鸳鸯，相向而鸣，表现了“年华有尽情无尽”的主题。作者笔下申生的形象虽没有娇娘生动突出，但他也与崔护、陈诜、唐伯虎一样用情近乎痴狂，作者在申生、娇娘身上传达的就是一种同生共死的至情观念，这种至情也是作者在封建伦理道德范围内所极力宣扬的真情，相比前三种爱情喜剧作者的热情消退很多，转而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宣扬这种至情，能够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道德。

三、           贞情的礼赞—《贞文记》

《娇红记》问世四、五年后，孟称舜又完成了另一部大型爱情悲剧《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剧本虽亦传男女之情，但因此时作者的心态已不同于青年时期，故作品所传之情被严格规范在封建礼教范围内。在剧本中，他把“贞”与“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认为“男女相感，俱出于情。情似非正也，而予谓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者何？不以贫富移，不以妍丑夺，从一而终，之死不二，非天下之至钟情者而能之乎？然则世有见才而悦，慕色而亡者，其安足言情哉？”[⑥]然而这些观念是与他早期的作品《花前一笑》、《桃源三访》、《眼儿媚》三剧中所表达的思想都是相违背的，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骤变性。

《贞文记》取材于宋末元初浙江松阳女诗人张玉娘未嫁而殉夫的故事。张玉娘，字若琼，浙江松阳女词人，著有《兰雪集》，今存。她十五岁时，许配表兄沈佺为妻，后因沈佺家道中落，张父悔婚，玉娘不从。后未婚夫沈佺染疾去世，她守节而死。所谓三清是指同死的两名侍女和一只鹦鹉。关于张玉娘其人其事，《松阳县志》卷十《张玉娘小传》谓：

张玉娘，字若琼，父授以《孝经》、《女训》，过目成诵。盖张为宦族，积书遗艺，玉娘窃玩益深。至其所作词文，不下汉之班姬，遂号一贞居士。父母择配为状元沈晦七世孙榜眼沈佺为妻。未婚而沈生宦游京师，病羸不起。时玉娘年二十四矣。矢志守节，临帏哀恸，恨不同死。忽夜梦沈生驾车相迎。即披衣起坐，谓侍儿曰：“吾事定矣！”未逾月，竟不食而殒。父母痛之，与生并葬于附郭枫林，玉娘旧玩能言鹦鹉及侍儿紫娥、霜娥，饮恨悲鸿相继死，并遣以殉葬，名其冢曰“鹦鹉冢”。玉娘遗稿曰《兰雪集》。或有携上京师者，学士虞伯生，欧阳元读其诗，至“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忧心悄悄。”抚几叹曰：“可与国风《草虫》并称，岂妇人女子之所能及耶！”[⑦]

《贞文记》是孟称舜在松阳任职时所写，在《贞文记题词》中，作者说：“（鹦鹉）墓在枫林之下。予游寓松阳，数过吊之。”显见作者被这个故事所深深打动。同时孟称舜又对这位既有文才、又有贞节的张玉娘十分仰慕，他便将其事迹“被诸管弦，广传而徵信。”意在“表扬幽贞，风励末俗”。并说：“男女相感，俱出于情，情似非正也。而予谓天下之贞女，必天下之情女者何？不以贫富移，不以妍丑夺，从一而终，之死不二，非天下之至种情者而能之乎。然则世有见才而悦，慕色而亡者，其安足言情哉。必如玉娘者而后可以言情，则此记所以为言情之书也。”[⑧]

从孟称舜的《<贞文记>题词》来看，他既肯定人的情欲，同时又要求用情专一；强调男女相恋，不重才貌，不嫌贫富，而要彼此忠诚。可见孟称舜此时已经非常赞同封建社会宣扬的贞节观，但是他并没有赋予这种守贞行为以强制性，而是要出于自己内心的真情。按照这个主题作者创作了张玉娘这一贞情化身的典范。张玉娘有美色、有奇才且有奇行，是情的化身。但玉娘的情却又不同于娇娘的情，玉娘的情以贞为主，是被礼教规范的情。张氏与沈生自幼有婚约，张父嫌沈家败落而有悔亲之意。沈生闻讯前来，玉娘自觉恪守封建礼教坚决不和未婚夫见面，而只是隔帘相唔，还要求沈生上京应试，以求取功名，同时表明自己决不他嫁的决心。后王尚书公子遣媒求亲，王公子相貌堂堂，风流多情且又多才，但是玉娘不为所动，立志从一而终。沈生高中以后，得病而死，玉娘殉节。娇娘为情而死，玉娘则实践前言，为之殉节而亡。与《娇红记》中娇娘因捍卫爱情而死不同，玉娘是为节而殉。娇娘为情反抗封建礼教，不得不死，而玉娘是维护封建礼教守节自愿而死。从二人的死法可以看出作者创作心态的变化。由此不难发现，《贞文记》的思想意义较之《娇红记》就大为逊色。玉娘的“从一而终，之死不二”，带有封建观念的味道。事实上，从孟称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说教，他希望用这种戏剧作品来影响观众，使大家都成为“有情人”，用“情”来净化人的心灵，使之自觉遵守封建道德，以达到使社会风气淳正的目的。张玉娘之“贞情”虽然充满了陈腐之气，但其中所蕴含的正气真情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从情到理创作观念的显著变化，反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主体的人生轨迹与外在的社会和文学环境对其戏曲创作的巨大影响。作者由青年时期血气方刚、风流多情的性格特征创作了为爱而近乎癫狂的喜剧；中年时期经过岁月的沉淀，社会动荡不安，个人境遇不佳，心境近乎平和稳重，传达了同生共死的至情；而晚年的孟称舜因国事纷纭变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已经把戏剧变成了一种能够净化社会风气的工具！

参考书目：

[1]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Z].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2]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Z].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3] 朱颖辉辑校. 孟称舜集[C]. 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松阳县文联，兰雪诗社编. 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C].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