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园青坊老宅》
在中国报告文学领域连续三届蝉联鲁迅文学奖荣誉之后，杨黎光又回到了他所眷恋的小说创作，写出了长篇《园青坊老宅》。全书34万余字，写得浓缩、精紧、考究、厚积薄发，出手不凡。是近年都市小说创作中难得一见的佳作、力作。
其实，《园青坊老宅》并非杨黎光小说创作的处女作，在他以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名世之前，他就已经出版了《走出迷津》、《大混沌》、《欲壑·天网》等长篇小说。只是这些作品虽然表现出作者的才情和潜力，却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然而，这些作品却使他认识了自己，他不仅将小说的笔法带进了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很好地利用了他在小说中训练有素的语言描写能力和长篇结构能力，他的有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伤心百合》就可以拿来当小说读，而且就我和他的接触来说，他始终不曾放弃写小说的梦想和追求，他相信自己能写出好的小说作品来。就在报告文学创作和采访的同时，他的心里也不时涌起非常具体的写小说的灵感、冲动和构思，我就多次听他讲过一些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的雏形。只是没有听他说过《园青坊老宅》的故事及构思。知道了他写这部小说，已经是他几经修改之后的稿本，名叫《狐宅》。他出了几份，分送北京的几位他称老师的朋友征求意见。我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基础非常好的作品，如果能够下功夫认真做些必要的修改，仔细打磨，会成为一部很有竞争力的佳作。出于这样的认识，我详细地提出了供他参考的意见，包括修改书名的意见，我甚至把阅读时随手做了旁批的稿本一并寄还他，让他感受一个专业读者在阅读时的体验和心得。其他几位读了他书稿的朋友评价也都很高，同时也提了不少中肯的改进建议和修改意见。杨黎光又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一次历时数月的修改与打磨。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把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园青坊老宅》，认真读了一篇。我的感觉一是比我上次读过的稿本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更完整、更凝练、更耐人寻味了；二是，在杨黎光的小说创作中，有了《园青坊老宅》，就像王蒙之有了《活动变人形》，张炜之有了《古船》，宗璞之有了《南渡记》，路遥之有了《平凡的世界》，陈忠实之有了《白鹿原》等。总之，他也有了自己的“看家的”小说作品，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枕头”。
我想从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描写、细节运用和地域文化等几个不同的角度，谈谈《园青坊老宅》的特点和价值。##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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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青坊老宅》依次叙述了居住在这座年代久远的徽式深宅大院里将近二十户人家的故事。绝大多数人家都写了三代人，至于老宅主齐家，甚至追溯到了明代的齐园青，人物共约七、八十个。把这么多户人家、这么多个人物的故事结构成浑然的整体，让人感到就象生活中那样真切、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作者在这方面显然颇费了一番心血。
小说起始于“引子”，开门见山便交代：“园青坊大街，是长江岸边有着八百年历史老城宜市的一条老街。85号大院，是园青坊大街上一处残破幽深的徽式建筑群”。之后，只用寥寥四百余字对这所老宅的古老、残破、幽深，做了极其简要的勾勒，特别点出“突然闹鬼”的悬念，又是一个蒙蒙细雨的夜晚，顿时渲染出一种神秘阴森的氛围来。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喝醉了酒的曹家老三，从半开的大门进来，发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齐社鼎，原来齐社鼎是被“狐仙”吓得中了风。故事便从这里开始。而“狐仙”的悬念，以及由此而生的神秘氛围，也就弥漫了全书，成为焊接全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
直到第25章，悬念最终解开，“狐仙”原来是一只硕大的白老鼠。这第25章，实际上是与引子相照应的一个尾声。老宅里的住户，因为宅子闹鬼，不干不净，未等正式拆迁，便纷纷逃遁似地搬走了。只有不愿住在福利院的张奶奶孙子二傻子偷跑了回来，他抓住了被青蛇缠得昏迷过去的白老鼠。原来吓死他奶奶，他的唯一亲人的“狐仙”，竟是这样一只害物。他浇上煤油，点燃了它。一团火球箭也似地飞射出去，所到之处，顿时烈焰升腾，这85号老宅遂在烈焰中化为灰烬。谜底揭开，人物散尽，曾是宅子放生池中物的百年老龟，朝着温暖的太阳爬去。故事收束。
《园青坊老宅》的故事大体是按不同的住户结构并展开的，如最早写到的齐家、曹家，陆续展开的成家、钱家、何家、程家、陆家、孙家、赵家等等，都各有其相对独立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但因为同住在一个五进的老宅里，几代人下来，当然也有交叉，但这种交叉，并不影响以各户人家的命运为主的故事的相对独立性。宜城要改造，园青坊老宅在拆迁的规划之内，家家户户都住得十分逼仄，都想找到各种理由和根据，扩大自己的住房面积。这是各户人家利益的主要集中点、交叉点，也就成了整部小说把许多家庭、家族故事连结起来的主要支撑点、汇合点，当然也是作者叙事的关键切入点。从结构上看，这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有两个：一个是从曹家老三在那个蒙蒙细雨的星期五的晚上，喝得醉醺醺地回到老宅大门口，碰上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齐社鼎开始，到老宅被烧为灰烬、瓦砾为止，这是当下的故事进行中的时间跨度。另一个是追忆中的时间跨度，除了齐家的故事前推了三、四百年之外，多数住户，也就是最长三代人，如赵家，大约半个世纪的样子。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正是在这两个时间跨度的交错的框架中被叙述的。从空间结构上来说，五进徽式建筑的老宅，是事件展开的主舞台，有时也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随着故事的进展，时空也会有相应的交错、变换和延伸，从而使老宅里的故事与更广范围的大千世界，与社会生活，形成有机的联系。这样，作品中的艺术世界，包括人物、事件、环境，就有了更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章节安排上，也写“狐仙”，也写拆迁，也烘托整体的时代氛围和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但作者的主要着力点，却在于写人物，写他们命运、性格和心理。由于在《园青坊老宅》里，人物分属于不同的家族和家庭，所以，在章节的划分和叙事上，也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一户一户的人家。有一章基本上写一户的，如第一章就主要写齐家。齐家是园青坊创建者，又长期是主家，只是由于历史的变迁，才变成了与其他住户一样的住户。然而说到这个大宅院的来历，谁也无法否定这里曾是人家齐姓的私产。小说的引子，即序章一开始便由曹老三引出中风的齐家“大先生”。无论要说大宅院的拆迁，还是要追溯园青坊的来历，故事都不能不先从齐家讲起。第二章则主要写曹家，由曹家二兄弟顺带写到寡妇何惠芳。第三章又回到主家齐家，第四章更进一步主写曹家。以后的文章，也大体是以一章主要集中写一户人家，有时也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交叉写几户家。如第六章，就是先写程基泰家，后写张和顺、钟贵珍家，再写齐社鼎家。越到后来，这种一章中交叉写几户人家的叙事方式就越多，各户人家之间的磕磕碰碰以至矛盾冲突也见怪不怪了。
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要把众多的人和事结构为浑然的整体，又能意趣盎然而又条分缕析地讲述出来，难度是相当大的。以往，家族小说的叙事，常常主要是写一个或两个家族，或以此带起其他家族的描写。《静静的顿河》以麦列霍夫家族命运为主线；《白鹿原》虽写白、鹿两个家族，但白、鹿两姓却同宗同祖，共一个祠堂；《红楼梦》写了宁荣二府，按毛泽东的概括，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但主要还是写贾氏家族，史、王、薛只是姻亲，与林家差不多。所以杨黎光要叙述十几、二十户人家，几十个人物的个性和命运，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他经过细心的剪裁与打磨，基本上把他的人物组织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而篇幅又不很长，控制在长篇小说的黄金段内，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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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写好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的作品尤其如此。对于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来说，这样个性突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愈多，则作品愈成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标尺，以之衡量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或戏剧文学作品，没有不灵的。正是在用这样一个被公认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衡量之后，我给《园青坊老宅》以充分的肯定。
在《园青坊老宅》的人物画廊里，头一个应该提到的是成虎这个人物。成虎是位年轻的报社记者，住在老宅三进正屋楼上中间隔成的房子里，是老住户了。小说的当下故事开始前，他的外婆、父母和家人已住到别处去了。从成虎身上，我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就整体而言，作者是采取一种第三人称的全能的叙事方式。而成虎，也是一个主要的观察角度。我甚至觉得，单从叙事角度看，如果把成虎改为第一人称的“我”，使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出之，现在的结构与布局，也不必作太大的变动。
成虎从小生活在这所老宅里，熟悉左邻右舍的人和事。因为受过高等教育，又从事记者工作，视野开阔，人很聪明，待人接物又很和气，大家有什么难事多愿意找他商量或请他帮忙。他也总是助人为乐。在拆迁补偿的事情上，他实际是老宅住户的主心骨和精神领袖，提供情况，出谋划策，想尽办法照顾各户的利益，使他们与强势的房地产开发商打交道时不吃太大的亏。
从小说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来看，成虎与作为万能叙事者的作者，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是因为作者把彼时彼地，以及此时此地自己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包括自我认知，都对象化到成虎这个人物身上去了。不仅如此，从成虎身上，我们还不难发现作者在那一个年龄段生命行程和生命体验的影子，正是根据这些因素，说杨黎光在《园青坊老宅》里融入了不少自传性材料，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无论是成虎还是作者，对作品中所表露出那种对于老宅的依恋情绪，有时甚至给读者留下某种类似于怀旧的诗意氛围的感觉。我常想，这部作品写了那么多户人家，那么多个人物，却仍然有很强的整体感，没有支离破碎的弊病，实在有不少地方得力于成虎这个人物的存在。单从艺术结构上看，他很像把许多故事断片缝合到一起的长线，也像把各个家庭的独立板块胶粘成整体的粘合剂。
《园青坊老宅》取材于作者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像他笔下的成虎一样，作者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类似于北京大杂院的徽式老宅里。他笔下的那些人家，都是他熟悉的街坊邻里，无论其以往的家族史和个体的生命史有多大的不同，但在面临的拆迁前后，肯定都属于中间偏下的市民阶层，即使有点公干的人，也多品级不高，充其量可以归入小公务员、小职员一类。就连祖上曾经颇为辉煌的齐家，也是败落到要跟别的住户争几尺、几寸面积的地步。每户人家，都是各有各的难处，哪怕是存在着这样那样人格缺陷的人，作者都以大悲悯的情怀怜之，因而，你很难确指哪一个人是绝对的坏，是反派角色。
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睁着诗性的眼睛看取和体验周围世界的生命段。这个阶段留给人的记忆，往往是终身难忘的。许多作家写的最好的作品，或最动情、最见诗意的作品，大都是这个生命段难以忘怀的往事在追忆中的艺术升华。托尔斯泰的《幼年·童年·少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宗璞的《鲁鲁》、《野葫芦引》等，都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刘心武写了以获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为代表的我称之为“京楼系列”的京味小说，其中的《四牌楼》，就包含了许多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自传性追忆，成为书中最具诗意的部分。可见，杨黎光写的《园青坊老宅》，也是这种合乎规律性的文学现象。
杨黎光是安徽安庆人，安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作过安徽省的首府，安徽省的得名，也是取了安庆和徽州各一字而来。黎光离开故乡安庆，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工作，已经快20年了。《园青坊老宅》既表现了他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旧事的追怀，更表现了他的乡情和乡思。写了书，写了成虎这个人物，还嫌不够，他还以故乡的老宅为背景，站在一截断垣残壁侧旁，拍了一张彩照，印在小说之前。看节令，很像是早春天气，荒原里星散的一片油菜正在放着耀眼的黄花，更反衬出一派浓重的沧桑之感。
写老宅，齐家是最重要的人家。一则因为宅院本是齐家的老祖宗齐园青所建，二则齐家人始终是主家，虽然曾经有太平军的陈玉成、湘军的曾国藩、日本人的宪兵司令部先后在这里住过，但他们走了，齐家人又回来了。至于现住的其他各户人家，除了张妈家曾是齐家的佣人，都是公家分配过来的，或租房、典房住进来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齐家无疑都处于中心的地位。在《园青坊老宅》里，齐家落墨最多的是齐社鼎。由对他的描写，带起最近一段家族史的描写和追述。齐社鼎和其妹齐社娟，生在齐府，长在齐府，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老宅。他们，还有社鼎的妻子谢庆芳、儿子和女儿，都将面对老宅的被拆除。无论别的非齐姓人家对老宅的拆除会不会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反正齐社鼎的半是怅惘，半是无奈的失落感，作者在第一章写他因中风而摔倒前的心境时，就已经做了交代。
齐社鼎一出场便中风不起，直到搬离老宅，老宅被火烧，也不曾康复。书中和他有关的情节，主要是：一，他年轻时与贴身丫头梅香的一段温馨而又以悲剧收场的情爱故事；二，宅子里闹狐仙的诡异悬念的产生和推进；三，谢庆芳和齐社娟追寻齐家藏宝最后找到的却是家谱的曲折故事。
齐社鼎的中风失语，是齐氏家族没落，老宅行将废置拆迁，老宅住户们行将散去的一个象征。这件事，似乎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作品带点感伤、充满悲悯，又不是十分昂扬的艺术的主调。这其中也渗透着作者本人难以割舍的乡情、乡思和乡愁。没有狐，没有仙，有的是疑心生暗鬼。当老宅里多数人都在疑神疑鬼时，好像真的便有了鬼，于是自己吓唬自己，神秘乃至略带几分恐惧的气氛也就随之弥漫开来。这种气氛，由于齐社鼎的口不能言，只偶尔在半醒半迷糊的状态下，写那么两个需要花很大功夫也未必能清晰地一下子解读出来的字，而更显诡谲。
梅香是在追忆齐家家史和齐社鼎的个体命运时被引出的一个人物。梅香作为侍候少年齐社鼎的贴身丫头，与社鼎的年龄相当，而且二人都是情窦初开，便产生了感情。但齐家是体面人家，讲的是门当户对，不会允许少爷娶这样一个下人为妻，一经发现，便要扼杀。所以，齐社鼎这一初恋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果然，齐母坚决制止了儿子的这段恋情，强迫梅香回乡下。路遇狂风，翻了船，梅香失踪，送梅香的佣人张妈的丈夫福贵，也淹死了。梅香是身怀六甲，被齐母残忍地赶走的，情形颇像《雷雨》里的侍萍。失去了梅香，给齐社鼎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创伤。后来，齐家虽在自家的坟地为梅香立了碑，社鼎也与谢庆芳结了婚，生了儿女，但他对谢庆芳始终没有感情。在他心里的，永远只有离去的梅香。他和谢庆芳的儿女琪文六岁时，曾有一个中年妇女带了小孩到齐府门前打听“大少爷”，然而笔墨闪烁，终于未能与齐社鼎聚首相认。齐社鼎只是从一闪而去的背影认定那是梅香。即使如作者所暗示，梅香仍然活着，也无法改变她与齐家少爷那一段恋情的悲剧性质。
齐社鼎的命运悲剧，不光表现在与梅香的离散的恋情，表现在与谢庆芳的无爱的婚姻，这是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家庭，他的生母造成的，而且还表现在他一生的受到压抑，郁郁不得志。后者则是由出身歧视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因为有海外和台、港关系，再加上出身不好，齐社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对象，他只能在离家很远的远郊中学教地理，虽然他的课教得非常好，业务也很熟悉。
特殊的家庭，特殊的人生际遇，造成了他非常懦弱的知识分子性格，一直给人的感觉很有点迂。他的这种性格，在外面，表现为诚惶诚恐，谨小慎微；而在家里，则被外表温厚实则异常精明的妻子谢庆芳所严格控制。在作者的笔下，谢庆芳的精明、有心计，是与齐社鼎的迂对照着写的，从而形成鲜明的艺术反差。而正是在这对照和反差中，成功地使这两个人物的形象，通过一些让人难忘的细节，凸显出来。
如果说虚构狐仙的出没是《园青坊老宅》在结构上贯穿始终的一大悬念的话，那么齐家藏宝的秘密，则又是另一个大的悬念。这两大悬念大大地调动了读者的探究欲，不仅渲染着老宅的神秘氛围，而且使情节的设置、发展多了些曲折回环的意趣。两个悬念既然发生在老宅，当然首先就要和老齐家的人有联系。狐仙的悬念最初是以齐社鼎的受到惊吓并中风而开始设置的。至于齐家藏宝的机密，则从对谢庆芳的性格与命运的描述中带出。齐社鼎用对于梅香的不尽的思念，忍受着无爱的婚姻，那么，精明如谢庆芳，到底靠什么去忍受无爱的婚姻呢？小说作者说，因为她心里有一个关于齐府的天大的秘密，她深信这个藏宝的秘密。她把揭开这个秘密的希望，寄托在齐社鼎身上，偏偏齐社鼎中风了。这就为她与独身的齐社娟的姑嫂合作提供了可能和空间。他们在齐社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特征下，进行了诡秘的锲而不舍地搜寻，在搜寻中既展示了姑嫂俩各自不同的性格与心态，又把故事的情节曲折地推向前进。所以，从艺术上看，齐社鼎的中风比不中风似乎更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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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青坊的老宅里，按我的统计，应该是住了15户人家。如果把分房另住，分开吃饭的分头计算，如曹老三和曹老四，齐社鼎和齐社娟，赵大队和他的岳母、大姨子家，那就有十九、二十户人家了。这些人家，和他们在老宅里的住地，作者早就烂熟于心，了如指掌，所以无论怎么写，都会各有各的路数，各显各的特色。我曾按照书中的描写，画了老宅的平面示意图，标出各户居住的房间位置，发现在杨黎光的笔下，各色人等进进出出，都是各循其道，线路清晰，决不混淆。至于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差异，作者更是了然于心，胸有成竹，其不同的声音笑貌，爱恨情仇，都自有其深刻的生活依据和心理逻辑。写好了人数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是《园青坊老宅》的最大成功处。
作品中最早出现的人物是曹家老三，大名叫家胜。所以在全书中，除了齐家，最先着墨的就是曹家了。第一章整章，都是写曹家老太、曹老三、曹老四两口、还扯进了一个与曹老三有关系的寡妇何惠芳。但曹家人写的最为生动而立体的还是曹老太和曹老三。写曹老太的文字，远没有写他儿子的多。但从艺术上看，却是全书中颇见光彩的人物形象之一。她进曹家时是做童养媳，丈夫是酒鬼，早早去世了。一辈子生过七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儿子。老大参加了国军，生死不明；老二参加了解放军，牺牲在四川剿匪的战斗中。曹老太靠乞讨和下苦，把老三和老四养育成人，又为老四成了家，帮着带孙子。作者描曹老太的笔墨，摇曳多姿，许多细节都让人难忘：例如舍不得用水，给三个孙子在一个木盆里洗澡，水都洗成了泥汤了，儿媳要换水，她不让换，还拿出“只有人脏水，哪有水脏人”的话来教育儿媳；民政局的人给他家挂革命烈士的牌子，她把人家骂个狗血喷头，说是“挂那个破牌子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发几个钱给我花花！”民政局的人一气走了，那块只钉了一个钉子的牌子，也就永远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她一辈子累弯了腰，入殓时却意外地直了，但两个儿子为她钉的薄板棺材，是按弯腰高度掐尺等寸做的，装不下，所以只能硬把她弯腰放进去。所以曹老太最终也只能弯着腰去另一个世界，读来让人心酸。
如果说，曹老太的形象塑造，是在过去时的追忆叙事中完成的，那么，老太的三儿子曹家胜的形象，则主要是在现在进行时的叙事中完成的。他的性格在与其他老宅人物的关系中被作者给予了多面的、多层次的展开，从而使这个人物成为《园青坊老宅》里最具个性的形象之一。曹老三喜欢喝酒。作者不仅在引子里让他醉醺醺地登场，而且在与其弟曹老四经常的对饮中，写出兄弟与弟媳翠兰的微妙关系，写出二人性格的差异。曹家两兄弟都是码头上的搬运工，靠卖苦力维持生计。曹老三好练功夫，身板好，有力气，乐于助人。他与寡妇何惠芳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帮衬的关系。作者写了曹老三作为光棍的性心理，写他听到何惠芳上下楼梯的声音，写他从楼梯缝隙窥伺何惠芳洩露春光的心态，都非常细致和到位。
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作者常常是在有意无意的对比、对照，乃至彼此的冲突中，展开自己的艺术描写。比如对住在门房的程基泰和他们的抱养女儿翠玲的描写，对于同住二进两对门的钱启富、朱银娣家和张和顺、钟贵诊家的描写，就是在程家与钱家，钱家与张家的组成的两组对照和冲撞纠葛中，展开并推进的。
程基泰是小开出身，世道变迁而一无所长，卖掉了家产，遣走了女佣，成了典型的破落户飘零子弟。住进齐家老宅的门房，一住20余年。穷得无法成家，抱养了一个女儿，也不学好，背着他偷渡到香港，沦落烟花。故事从他们小女儿介绍一位相好的港客黄先生给他说起。黄先生是打着投资旗号的古玩商人。他把黄先生介绍给曾经在宜市做过古玩商的钱启富。钱启富和黄先生一拍即合，将满怀希望的程基泰甩到一边。钱启富拿了大笔的佣金，成了那个年代货真价实的万元户。写得最有趣的是钱启富两口每天夜深人静后关门闭户津津有味，如醉如痴地数着同一些钱，数了藏，藏了数，乐此不疲。然而乐极生悲，不想这两口每天的数钱却被心有不甘的程基泰捅开窗纸偷窥到了，于是以倒卖文物的由头，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告了密，钱启富被抓。钱妻朱银娣着了慌，把藏在床下罐子里每天数的钱全部拿去交了公安，这中间，不仅有一分也没舍得花的佣金，而且有她自己的服装店辛苦赚来的钱。钱启富最后被无罪释放出来，因为他为黄先生收来的，那些东西很难定得上是国家文物；定不上，就不是走私。但钱启富的佣金和朱银娣服装店赚来的辛苦钱却不能收回，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了写好斗鸡眼的钱启富，特别是他和港商黄浩瀚黄先生的收购和买卖古玩，杨黎光对古玩行当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这才能做到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古玩行多的是人骗人，黑吃黑以假充真的伎俩。钱启富伙同黄浩瀚，下乡收购古玩时自己就曾干过故意压价的勾当，但是也曾从貌似老实的人手里上当卖过假田黄。这就更见其真实。
住在钱启富对面的是张和顺家。张和顺做着工商所的副所长，以品级而论，并不高，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下级公务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懂得共产党会在你出事时算总账，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还谨慎。但是，常从江边过，焉能不湿鞋。小便宜他还是要占的。他有一个黑色的不太小手提包，每从市场回家，总会提上价钱便宜到几近白送，而质量又绝对是最好的东西，如鱼肉之类，数量一定不会太多，鱼就一条，肉不会超过一斤，香肠也就三五根。钱他一定会给。所以，老宅里几乎所有人家都是开着门吃饭，或干脆把饭桌摆在过道吃，唯独他们家总是关着门吃。虽然吃饭时张和顺都要示意妻子钟贵珍将门关严，但是住在对门的朱银娣也精明，她只要用捅炉子的铁钩子往张家放在门外的垃圾桶里一勾，一翻，就知道他们家吃了什么东西。于是，小市民、小公务员们的小聪明、小心眼、小格局，便都在作者的笔下活了起来。不仅人活了起来，连生活的氛围、脉息也一道活了起来。你常常不能不为作者记忆细节的能力和想象能力叫绝。
住在后院有三家人，张奶奶家，赵铁柱家和孙拽子家。但主要是《百家姓》里第一句的赵家和孙家。两家户主都是行伍出身，扛过枪，打过仗。但像曹家的两兄弟家旺和家昌分别参加了“国军”和“共军”一样，他们也分属这两个对立的营垒。不过孙赵两家的孙拽子和赵铁柱做的官却要大些。孙拽子当过“国军”的营长和少校副团长，而赵铁柱则做过游击队的大队长。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老反革命，然而都沦落到老宅里的普通住户。孙拽子和解放军作战落下伤残；解放后判了15年刑，刑满释放后也做了搬运工，和曹老三、曹老四一样，处于底层。赵大队长的政治地位当然比孙拽子强得多，他是作为宜市的解放者、接收者被安排住进老宅的。由于传说不一的原因，官运偃蹇，一辈子也没怎么升迁，只能一家人偪仄地住在老宅的后院，与孙拽子为邻、为伍，在心理上是怎么也不平衡的。所以对孙拽子这家人颇为不屑，磕磕碰碰的事，常会发生，以致发生了连小辈也参了进来的肢体冲突。但赵铁柱毕竟是好人，老革命。当年做大队长时，他曾根据上级的指示，处死了自己的大舅子，后来查处是冤杀，错了。尽管责任不在自己，还是每月从不多的工资中拿出30元寄给凄苦而又无子女的遗属。
《园青坊老宅》只能定位为都市文化小说。作者杨黎光先是懂政治的，但在他笔下，并不直接写政治，也不按政策条文和政治教条展开故事，而是从他所经见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出发，把政治的历时和关涉政治活动的叙述都尽可能地推到背景中去。无法回避时，他也把政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如写赵家和孙家的人，以及两家的冲突，并不上纲到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而是怀着一种大悲悯的情怀看待这两家人的命运，没有刻意地丑化谁。只有这样，他才写好了孙拽子的智障女儿铁姑的形象，她的爱的萌动，她的吃粉蒸肉咽死，都让人难忘。还有写从派出所领回不满16岁的黑头时，成虎看到这孩子的那种眼光和所说的话，也都非常传神。
因为摆脱了纯政治、唯政治的狭隘眼界和判别标准，作者就能够多角度地解读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就为自己赢得了较大的叙事空间和自由。这种重视文化角度的叙事，颇类似于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写法。如果不取多少有点超越的文化视野，《白鹿原》也许就只能重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或《红旗谱》，不可能写成现在那样，成为当代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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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富生家住东连廊的厢房里。虽然在合作联社里作了一个副股长，品级比做着工商所副所长的张顺和不见得高，但是却是一个把自己高度政治化了的人物。他的书架上摆的永远是各种政治理论书籍，而且随着政治中心工作的变化而变化。他是老党员了，工龄也很长，总是盼着提干能轮到自己头上，但是，每一次都抱着很大的期望，每一次都没他的戏。看看年过五十，于是绝望了。作者写尽了一个一心想要在政治上循规蹈矩，严格按照领袖语录和革命政治标准去做而谋求升迁和提拔的小公务员的心志，不是成功的心志，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的心志。但是，这个看似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在内心深处却是非常迷信。这种迷信也许正是他迷信政治的另一种形态的表现，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时时告诫自己，不要犯忌。接连失败之后，更加强化了他的此种心志。吃梨，他不让分，害怕发生骨肉“分离”的事；过中秋吃月饼，妻子张翠霞切开让孩子分了吃，他一再坚持团团圆圆饼不能分；过年吃饭摆筷子，如果最后单剩一根，他就会认为大不吉利；升迁无望，他便怀疑住屋风水不好，因为他住的东连廊厢房，过去住的不是二奶、三奶，就是贴身丫头或老妈子，住在这样晦气的地方，他怎么可能被扶正、被提拔呢？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他过于政治化的刻板和可笑的迷信，表示了否定与批判，另一方面也感觉他的确活得太累、太猥琐，因而也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怜悯。
住在吴福生对面的是四斤儿和七妹一家。这户人家日子过得远谈不上宽裕，但夫妻两口的感情却也融洽和睦。四斤儿生得低矮瘦小，妻子七妹却又胖又高大，单是身形个头儿，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按照作者的描写，二人走到街上，就像妈妈带着孩子。在老宅里，他们是一对活宝，无论是他们相互之间的调笑，还是他们与其他邻居们的打趣，都给大家带来快乐。作者描写他们的笔墨也诙谐而多趣，而在一系列细节描写上也颇见喜剧色彩。与写其他人物和其他家庭的语言很不一样。如果说整部作品在叙事风格和情感取向上，其主调是悲悯、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和乡思的话，那么四斤儿和七妹一家的故事则是这悲、愁基调中的变调，起一种审美情趣的对衬和调节作用。而这两口儿的为人，又是善良的，邻里们并不对他们设防，他们亦无害人之心。然而四斤儿在老宅闹鬼和“狐仙”悬疑的解包袱上，又起了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情节推进的一个终结前的纽结，有些事，从他深夜埋伏在老屋旧床下的角度见出，比直接叙述，要有趣和热闹得多，如他的看见张奶奶夜间出来在厨房偷别人家的调料的细节，谢庆芳重重拍他头的细节，他在那个埋伏的破床下被邻居尿了一头的细节，等等。当然，在叙述四斤儿在文本中坐牢的那一段学生时代的经历，则又顺笔带出了对一个荒唐年月的历史的反思。
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部作品中写得最好、最感人的母亲形象——月清。月清本姓金，出生在一个父祖两代悬壶济世的医生家庭，本人也曾读过初中。但是由于祖父母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中，父母又先后死于肺结核，她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便只能嫁给慷慨偿还她家殡葬债务的邵家修车行老板的儿子邵长河。从一个小康知识分子家的千金小姐，掌上明珠而坠落到战乱年代的修车人家的媳妇，要做一名普通的贤妻良母了。这在她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转折。作家杨黎光细致地描写了这个转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婆婆的耐心诱导和宽厚，以及月清本人的心态变化，都让人感同身受。邵长河与她算不上什么爱情。她连生两个女儿，曾让作为丈夫的邵长河大不高兴。后来一胎居然接连生了同年、同月、同日三个孪生儿子。月清整日为孩子们劳累，年龄不大时就变得和婆婆当年一样老了。邵长河得肌肉萎缩症死后，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三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要结婚了，但窄小的家怎么也安排不开。她把希望寄托在拆迁后住房能稍加扩大。然而，无望。而儿子为了争房子竟死打死拼起来，她去拉架，却被误打得昏死过去。最后，为了让儿子们都有一个住处，她为自己安排了去死，自沉长江。这一节关于月清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在《园青坊老宅》里，写亲情、写母爱的地方很多，如曹汤氏对她的几个孩子的爱，齐社鼎的母亲对儿子的爱，张奶奶对她的女儿和傻外孙的感情，何惠芳对患小儿麻痹的女儿茉莉的感情，七妹对小三儿的爱等等，也都写得颇见特色，但是，最动情最感人，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好心肠、有文化的月清。
总之，单就写人物而论，《园青坊老宅》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下层都市生活的形象长卷，也可以说是人物画廊。在作者涉笔的十几、二十个老宅住户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其性格、心理、肖像特征、语言、动作和相关细节的描摹中，可圈可点之处，所在多有。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人物塑造是整部作品成功的关键。杨黎光为我们塑造了人数众多、特点鲜明的人物，也就使他的《园青坊老宅》从根本上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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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曾提及《园青坊老宅》的地域文化特色，这里稍作展开。地域是一种空间概念，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之内承传的文化，因为有承传，所以也有时间的坐标。当然这时间的坐标是以不超出特定地理空间的范围为条件的。
《园青坊老宅》的地域文化特点，可以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和作为描写对象的客体两个角度来说明。从主体方面来说，作品中的宜市，就是作者从小生活过的名城安庆，成年后他又在这里工作过相当一段时间。就是说，这里的地域风物，文化承传长期哺育过他，熏陶过他，浸润和晕染过他，很多方面已经内化到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了。离开家乡，南下大鹏湾畔改革开放的前沿大城市深圳之后，则又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或故乡情结。故乡情结，古往今来是许多大作家的心理动力，也是许多传世名作表现的内容。屈原上天入地最后还是“仆夫悲余马怀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而且通过对桔树的品格的颂扬，表达了他自己“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涂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对古国故园的生死依恋和忠贞不二（《桔颂》）；陶渊明在官八十余日，挂冠而去赋《归去来兮辞》之所归，也是故乡，其回归愿望之切，溢于言表，而其采菊的东篱之下，悠然而见的南山，都是家乡的景致；王维身处异乡，他每逢佳节思念的亲人，想象九月九日登高的诸弟遍插茱萸，而独独少了他，抒写的是故乡之情，家乡来了人，动问窗前的寒梅是否着花，表达的还是乡情；李白怀乡的千古名篇《静夜思》自不必说，就是在他刚刚离开四川东出峡江时，想到和看到的，依然是“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杜甫避乱梓阆，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一口气写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名作，返乡的急切心情，好像一刻也不能等待了；白居易想到离乱中天各一方的同胞兄弟，悲从中来，说是“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做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苏东坡特别欣赏柳宗元的一首思乡诗，“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群山遮断望眼，尖峰形似剑铓，乡关何处？表达的是后人马致远“断肠人在天涯”的那种思乡的深情与落寞。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的写作，在我看来正是在类似上述先贤们一样的故乡情结的驱动下，镕裁成篇的。这是一条被文学艺术的历史反复验证了的合乎规律性的现象。
故乡，作为一个常常被乡情、乡思和乡愁晕染了的特定空间概念，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都是具体的，可触摸的，而且牵系着许多刀刻般留在记忆中的旧事。而一切关于故乡的记忆，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学作品，无不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往往成为民族作家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的主要构成要素，也是其重要的外部标识。一切地域文化特色都是相对而言的，相比较而被辨识的。乡土情结，故乡之思之情，多数情况下是在远离故园，或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才被作家更强烈地自觉到的。杨黎光正是远在深圳，回望故乡安庆而写出《园青坊老宅》的。身在异乡，有了不同的比较与参照，杨黎光便在他的这部作品中，半是本能、半是自觉地表现出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都会地域文化特点来。说本能，是指他自幼溶注于血脉中的源于地域文化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其表现，往往是无意的流露；说自觉，是指他在创作的取材，细节的选择，环境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展示上，刻意追求着地域文化的审美气韵的传达。
杨黎光在深圳的写《园青坊老宅》，很像鲁迅当年在北京的写绍兴，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在北京的写湘西，还有萧军、萧红的在上海写东北。都是在拉开了一段时间的和空间的审美距离之后的书写。作为创作主体，杨黎光笔下的宜城即安庆的地域文化特色，虽然有着时空的间隔，但根据中国古典文论神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名论，一样可以写得浓郁而传神。事实正是如此。
《园青坊老宅》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文景观和节庆习俗，饮食文化等方面。人文景观，集中在老宅徽式建筑的描写上。园青坊老宅始建于明代，少说也有四百年上下的历史，作者自小居住在这样的宅院里，与之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显然认真钻研过有关徽式民宅建筑的有关资料，从而使自己原先的感性积累和切身体验，上升到文化认识的高度。例如对此五进宅院从凹进去的曾是飞檐高翘的轿子门楼的描写，门前的五级石阶，三十公分高的门坎，还有大门内侧的残缺了的抱鼓石门墩，两扇油漆剥落露出桐裹着麻线和灰泥的门板，均非常细致到位。但作者决不单纯地就徽式建筑写徽式建筑，而是写出这建筑的文化气韵和历史沧桑，使它作为一种环境要素与作者展开的人物事件，融为一个艺术的整体，成为作者笔下的艺术世界的组成部分，不给人以游离之感，更不给人以作者在文化知识上自我炫耀的穷措大相。
从作者的描写看，老宅的全貌和细部，是随着情结的推进和老宅住家们各自命运的展开，根据场面的布局和情境的渲染而逐步加以交代的。如一进大门的两侧窄小的门房和轿房，就是在分别描写住在其中的程基泰和杜媛媛的妈妈时作了交代的；后花园的建筑格局，又是在分别描写住在那里的赵大队长家、孙拽子家和张奶奶家时渐次交代清楚的；三进两层楼的细部、格局，则在写楼上的成虎家、何惠芳家、齐社娟，楼下的齐社鼎家、邵长河家时逐一做了说明，连那个年久的木质楼梯，也是在描写住在楼梯房的曹老三和惠芳的暧昧恋情中给人留下印象的。其余老宅院的细部特点，也多以这种办法出之。至于对整个老宅建筑风格的把握，作者则主要通过与创作主体一而二，二而一的成虎认知与体验，在叙事中传递给读者。另外，就是通过齐家家史的追溯，甚至通过齐家姑嫂谢庆芳和齐社娟的财宝揭秘行动而做细微的补充。
作为地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建筑艺术，往往成为一个地方人文景观的重要标识，它既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更是地域文化历史传统的凝固物和见证，从中很能读出些历史的沧桑。在地域文化浓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建筑艺术文化的体现，关键在于作家在描写中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体验，在怎样的程度上对象化到他的描写对象中去。他的认识越深刻，体察越具体，则在他笔下建筑物的描绘越能营造出特色突出的地域文化氛围。当然，这种描绘必须成为小说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人物和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比如，描写老宅一进大厅堂里的那幅楹联，据作家介绍，因为齐社鼎之父齐衡君，对自己这个留在身边的二儿子抱有厚望，希在他手里重振齐府的家声，特意带他过来进行形象教育。齐衡君指着布满灰尘的楹联：“承先祖德以交付儿孙不必田园金玉／读圣贤书即担当宇宙何分韦布荐绅”，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这是老太爷当年在一处徽州祠堂里看到这副楹联，认为颇有深意，便抄了带回，亲自书写并请人刻了挂到此处，以为家训。这样既写出了徽式民宅建筑里的楹联文化，更见出齐氏家族的文化承传。
杨黎光写了老宅的徽式建筑风格，但是并没有忘记这所老宅的个性特征。他特别提示，因为建宅的齐园青，当年官高位显，久居京城，见多识广，所以在徽式民宅的灵动精巧外，更多了些轩敞的官家气象。如宅基选择的后高前低的地脉走势等。
园青坊之坊，并非老宅内的一部分，而是在老宅前的主街，街名即是从坊而来。这是一座跨街耸立的石牌坊，小说第一章的开头，便对这座牌坊做了精细的描写，虽然经过岁月的剥蚀和文革中红卫兵的破坏，它已经破败得面目全非，但仍与两旁的徽式民宅建筑相称。而作为通向老筑的必经街口的地标性建筑，它其实是老宅的建筑系统的一个部分，说附属建筑也可以。石牌坊，在徽式建筑中有着特别显眼的地位，徽地大概是适合中国保存牌坊最多的地域。这个牌坊是当年齐园青归省时所建的功德坊，故称园青坊。但像老宅内部介绍一样，作者并没有孤立地、静止地写它，而是齐家的琪文，在送中风的父亲住院之后随成虎回家的路上，很自然地带出的，而且是从成虎的眼中见出。此后，这座牌坊便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了。
如果说园青坊是见证了四百年来从它下面你来我往络绎而至，又复络绎而去的历史的话，那么，生长在园青坊街心的那株老槐树也一样。如果说第一章成虎带着琪文回老宅的路上，写的第一个人文物象是石牌坊。然而，因为它老，老到树心空得可以藏进一个小孩。在夜间昏黄的路灯光里，作者是这样写的：“但仍然树荫如盖，仿佛想把整条老街纳其树荫之下。成虎和琪文走到树下，路灯就照不到了，地面上也就没有了他们的影子。”这是老槐树第一次出场。此后，它作为背景，像石牌坊一样，多次在作品中出现，见证人物的互动，心理与命运。树下是一批老人夏日纳凉、下棋、聊天带孙子的地方，也是曹老三说书的地方；张和顺散步，也在树下兜圈子；成虎背何惠芳的残疾女儿小茉莉上学过这里，五月间摘槐花喂她，也在这，程基泰更曾瞅着老槐树的树皮干裂的空洞躯干，感慨自己的年老和孤单。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我相信，一定有过这样一棵老槐树，在作者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切的体验与印象，永远难忘。他也把这体验与印象，通过作品的人物，传递给读者：那空洞朝上，老皮龟裂的躯干，如盖的绿荫，被雷电击断上部枝干，春来时一串串甜香四溢的白花，都自有一种别样的沧桑。它也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棵老橡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里的那棵老榆树一样，都是经作家的笔而被人文化了，纳入了地域文化的系统。
在《园青坊老宅》里，还有许多地域文化习俗和景观的点染。以饮食文化为例，如写程基泰喜欢吃的荷叶包卤猪头肉时，对当地以荷叶包食品的传统发挥；写张和顺占小便宜一家人偷着吃大闸蟹时，对这里作为中国四大名蟹之一的红毛大闸蟹的介绍；写钱启富的妻子朱银娣烧得一手好徽菜时，对徽菜风格和用料的信笔点染；写吴富生家张翠霞给大儿子作童子鸡补身子时，对其烧法的讲究，等等，其实都是在不脱离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故事进展前提下信笔带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这样既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不给人以累赘、游离、乃至拼贴之感。
饮食文化在地域文化中常常处于比较显眼的位置，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杨黎光笔涉宜市的饮食文化，当然能够如数家珍，且不露痕迹。除饮食文化外，地方戏曲、歌谣、小调也是有意营造地域文化的氛围的作者所重视的。在《园青坊老宅》里，程基泰之哼唱黄梅戏《打猪草》，曹家老太当年带着儿子孙出逃装行乞哼唱的徽州小调，第十八章开头拉二胡的瞎子唱的歌谣，都在具体情境的烘托和地域文化的传达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至此，我们已对《园青坊老宅》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地域文化特色等几个重要方面做了一些评析，算是一偏之见，一得之愚。欢迎作者、行家和读者批评。
